藕香零拾(六合丛书)

两种学风的对立 对于顾氏古史辨这种证据不足，找一角度就发议论的做法，陈寅恪不愿公开批评，但隐含在序里的话说得很重。陈垣也不肯直接表达不满，但因为工作接触，这种态度不免流露，引起一些不快。 顾在燕京大学主编《燕京学报》，陈垣当时为辅仁大学校长，兼燕京大学研究所所长，《燕京学报》稿费支票须他签字。在这当中发生冲突。 《顾颉刚日记》1930 年11 月20 日星期四云：“到校，将支票交侯宪。”接着在日记中发牢骚说：“陈援庵先生近年太受人捧，日益骄傲，且遇事包而不办，又不容人办，故燕大研究所虽有巨款而无成绩，且无计画，其之声音颜色，直拒人于千里之外。…… 然予自分极愿人发展，凡人之有一才一技者必使展其所长，且日益进步，只此一念即与今之有权者大异其趣，盖彼辈皆好同恶异，求维持其势力，而自己懒得用功，遂谓他人之起而夺之，我则无是也。”这段话针对援庵而发，“有权者”自是指他。“维持势力”云云，“抢学生”当然是题中之义。顾爱才出于本能，但局中人看来，未免怀疑他办杂志、学报，拉拢青年，形成势力。这种无权的状态，是继傅斯年给的刺激之后，第二次大刺激。 《顾颉刚日记》1930 年10 月1 日星期三云：“今日以《燕京学报》稿费单请援庵先生签字，他正在挑剔（原注：这是老例，非此不足以表示其所长地位），希白在旁插口道：‘你看文章太宽，什么人的文章都是好的。’（原注：这也是他的老话，今日又说一遍而已。）我被两种气夹攻，一时愤甚，即道：‘我不编了！’”表现出来似乎是意气之争，但其实是学术门径和观念的异同所致。 陈垣和学生讨论文章，用这个字不用那个字，一个字一个字抠，和柴德赓讨论《鲒埼亭集谢三宾考》，光名字就改了很多遍，一会改成这样，一会改成那样，启功开玩笑说“真称得上反复无常了”（《启功口述历史》，第99 页）。这种精益求精，是乾嘉学派崇尚精密的延续；顾颉刚治学方面众多，成果不断，而要求宽松。好的地方是易见人之长处，不好的地方，宽容自己的短处。奖掖青年，拉开架势，形成某种派别，有声有势，利于争取到社会地位和社会资源。陈垣主张的是单干，是“阁楼人语”，是一个人揣摩，十年磨一剑。对学术自然有利，声势不够，冷板凳居多。这种做法得名不易，大部分人默默无闻。 顾的宽松，碰到了陈的精密，表面上看是个人性的，但我们知道，这是时代性的。而顾的占上风，影响深远，直至今天。我们静观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发现五四以后新旧对垒，新派的取胜，主要是赢得了青年的拥护。以顾为例，前辈不用说，同辈中赞同的都不多，主要靠青年。他的很多同辈，很难截然划作太炎那样的旧派，但很明显地留恋旧的较精密踏实，校勘训诂为主要手段的旧路。 《顾颉刚日记》1931 年9 月9 日星期三云：“振铎告我，谓沪上流言，北平教育界有三个后台老板，一胡适之，一傅孟真，一顾颉刚也。噫，如予之屏息郊外，乃亦有后台老板之资格耶？可怕！”所谓“三位老板”，用上引陈寅恪的话说，也就是“号称极盛”。青年学人从陈垣、余嘉锡、邓之诚学者虽有，但日益少。从胡、从傅、从顾学者日益多。并不是陈、邓诸位不迷人，而是跟着胡、顾、傅诸位，更有前途。而所谓新眼光、新方法很多流于表面，方法之新，其实非常有限，深进去看，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都是一回事，宋人已用之，只不过无此标签罢了；眼光之新，不过善找个新角度而已，找个没人谈过的角度，一下子就填补了空白，至于有用与否，是否与史实相符，置之不顾，这些做法就像赌博，或者赌中了，或者没赌中，陈寅恪的话就是“呼卢得卢，喝雉成雉”。更多的是根本难以判别他说得对不对，“譬如画鬼物，形态略具”，则已很像，真实的样子，谁知道，“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人性如此，趋利避害、趋易避难，皆古今同情。就纯学术而言，新旧学派各举一人，如傅斯年对余嘉锡，洪业对邓之诚，胜负正不烦猜。但新派取得青年拥护，在北大排挤太炎旧派，*后取得胜利。启功记陈垣1948 年赴南京开会选院士的前夜，余逊坐在陈家不走，也不多说其他，只说父亲如何勤奋治学云云，至夜方休。第二天陈援庵迷迷糊糊启程，在会上为余嘉锡力争，*后选为院士。以半部《四库提要辩证》获院士殊荣，传为佳话；但同时，余逊坐着不走，在启先生那里，说起来绝不光彩！您想过没有，傅斯年就不用这样费事，自然是院士，他水平就很高？那是因为这一套即他们发起，他们掌控，明乎此，新旧之争可以知其大概。新风气取胜的同时，不尚精密之学风进一步蔓延。 邓之诚、张孟劬因无实际权力，替人找工作，难上加难，这从《邓之诚文史札记》看得出。则知青年从新而不从旧，虽有诸多原因，在这诸多原因之中，有其现实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