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传

　　《马拉传》：　　任何消息不灵通的人显然会认为，当局已决定把惩罚加在人民之友的头上，首先是因为人民之友在组织和准备10月5日进军中发挥了作用。这的确是如此，但是迫害者却不愿公开承认这一点。相反，他们捏造的借口又露出了马脚。　　以前某个时期，马拉在批评巴黎市政当局的活动时，选择了市政厅的某个官员若利先生作为批评的主要靶子。可是很快查明，这种指责是不准确的消息造成的结果。马拉立即在他的报纸上解释了错误，向若利表示道歉，并认为这件误会已经结束了。但是巴伊先生和市政厅三百名顾问作了另一种判断：他们利用记者的失策并迫使若利提出败坏名誉的控诉。现在，在凡尔赛事件之后很快颁布了命令，禁止出售没有正式批准的出版物（换句话说，禁止《人民之友报》出售），而总检察长在唆使若利起诉之后，签署了逮捕这张报纸的出版者和编者的传票。　　马拉及时得知了一切，在宪兵光临他的住宅之前，就离开那里而到了维-科隆比大街；同时也停止了出版他的报纸。　　日子一天天过去，而《人民之友报》的读者，其中也包括我，对报纸的编辑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无所知。看来，正是这一情况特别强烈地影响了我*近几周的情绪。　　10月5日我所做的一切——读者可以根据我上次的简短的报道加以研究——我是在精神*振奋的状态下做的，这种振奋虽然常常不是自觉的，却是*真挚的。在那些时刻，我感到我参加了一项*重要的共同事业，像一个忠诚的战士为革命服务那样，并以此来抵偿自己的一切动摇和错误。现在好像情绪开始低落了。茹利·梅叶以上所说的，而且说得过于直率。并一度甚至曾使我们的友谊变得冷漠的痛苦而粗浅的真理，对我理想的、纯洁的和有点抽象的革命概念是一个打击。我已经走上了固定的道路，这条道路虽已产生了不以我为转移的客观情况的效力，但我的整个心灵仍然相信这条道路的正确性，现在我忽然怀疑起来并准备转身后退。尽管我还没有后退，但情绪曾一度冷淡下来，开始对不久之前如此使我感兴趣并且几乎把它当成了我生命中*重要的事情漠不关心起来。　　不容争辩的是，10月中旬左右，我收到的父亲一封信影响了我的情感。贝亚恩的代表、多斯特埃先生，对我在凡尔赛怎么敷衍他很愤怒，于是很快打听了我父母的地址，并以愤怒的语气把这一切通知了他们。这样，我的父亲认为自己有责任详尽阐述自己的观点，他没有骂我，没有指责我的言行——他总是超脱这一切。他直率而平静地谈了谈认真做事的人对待现在革命和将来革命的态度，并不容辩驳地警告我不要进一步干预革命的进程和参加革命。我早已了解父亲的观点。但是现在在我认真思考的日子里，重申和明确这些观点，无疑会促使我的情绪发生转变。　　在这几天里，好像仍和我在一起的马拉，对于我来说，是唯一的高尚品德的楷模，并且我们在印刷所谈话之后，我都很敏感地留心听他的每一句话，我的情绪大概还没有落到十月事件之后很快形成的那种漠不关心的程度；但是马拉不见了，关于他的一切不幸的事情，我只是在很久之后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