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政治:生活中的全过程人民民主

绪 论 在生活政治中重新思考民主 1.重新思考民主 讨论民主问题，往往是从界定民主概念开始。这种做法的普遍性似乎说明了它很有必要，但是我们并不准备这样做。 人类需要借助概念来进行思考和交流，离开了概念系统，人类将陷入混沌状态。但概念，特别是政治概念，不仅具有工具属性，更具有价值属性。迄今为止，从人类的历史来看，所有的政治概念当中似乎都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悖论性。概念不仅能够充当一种工具符号，在思维层面帮助人们进行归纳、整理、交流信息；而且可以成为一种价值符号，在实践层面用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创造集体行动。而概念一旦被政治化，就会被不同的群体赋予不同的价值，从而具备一种危险潜质：既有可能作为引导人们向上的旗帜，也有可能作为划分敌友的标准，并进而成为攻击对方的武器。 “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法国罗兰夫人这句名言流传于世。自由，作为人类向往的美好之物，被赋予了许多崇高的价值，并引导着人类走向解放。启蒙主义、资本主义、无政府主义……哪种政治潮流不扛起“自由”的旗帜？但另一方面，在一个多元的政治世界，为了“我的自由”能不能克制乃至消灭“你的自由”？如果你“不要自由”，我能不能“强迫你自由”？“克制”“消灭”“强制”这样的敌对意识和行动，又何尝不是假借自由的名义！ 同自由一样，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之一的民主，也蕴含相似的悖论，面临着同样的冲突。一方面，对现代政治现象进行思考、研究和讨论，必然离不开对民主概念的运用；但另一方面，民主作为一种复杂的政治状态，从来没有显露过自己清晰的轮廓，以至于人们很难在概念上对民主取得坚定的共识。当今世界，民主业已成为一种“时代的精神”，一个“普泛的理想概念”，很少有一个国家会把自己排除在这一时代精神和政治理想之外。民主就像通行于世的“货币”，绝大多数国家就像争相发行自己的货币一样，将自己的政体名之曰“民主政体”，但这个货币却是没有本位的。更有甚者，一些国家试图将自己的政体确立为民主政体的“世界标准”，而将不同于其标准的其他政体归为异类。这就使“民主”成了一个“万花筒”，“几乎被一切爱憎的、道德的，或文学的，甚至宗教的联想所掩盖了”，从而使之从人类政治理想的源泉，变为人类政治争斗的渊簇。 卡尔·施密特提出，概念具有制造敌人的危险功能。一切政治概念、观念和术语的含义，都包含敌对性，一旦其中的情境性的敌对含义消失，它们就变成一些幽灵般空洞的抽象。即使是*具包容性的政治词汇，也在创造内与外、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区别，而废除此类区别的尝试将只会创造新的区别和等级。因此，所有概念，包括精神概念，均具有多样含义，只能在具体的政治语境中方能理解。那种试图将自己对某个政治概念的理解等同于“普世”标准的做法不仅是虚伪的，很多时候甚至是有害的。“当一个国家以人类的名义与其政治敌人作战时，这并不是一场为人类而战的战争，而是一场某个具体国家试图篡取这个普世概念以反对其军事对手的战争……这种国家把自己等同于人类，这与人们对和平、正义、进步和文明的滥用如出一辙，其目的无非是把这些概念据为己有，而否认敌人同样拥有它们。”对概念的垄断，可能还会造成某些无法估量的后果，比如说，否认敌人具有人类的品质，宣布敌人为人类的罪犯；借此，一场战争就会变得极端非人道。 也就是说，一旦民主的概念被某种政治情形所垄断和固化，那么就意味着会有另外的政治情形被划定为“民主的对立面”乃至“民主的敌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还能使用民主概念吗？如果能，应当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使用这一概念？ 我们认为，必须对任何概念的使用保持高度警惕，拒绝一切在绝对意义上使用概念的企图，始终对人类文明和实践的多样性保持谦卑和尊重。因此，在使用民主概念、讨论民主问题的时候，保持一定的相对主义立场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正当的。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对绝对化的民主概念展开“重思”（Rethinking），即使这样做会以牺牲概念的清晰性为代价。 熊彼特以时间先后为标准，将西方民主分为“古代的民主”和“现代的民主”，其奥妙在于通过将抽签、轮流当政和直接参与划定为“古代的”民主因素，从而确立以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议会制度为特征的“现代民主”的合法性。这一简化的民主范式几乎成为今天人民讨论民主问题的金科玉律。亨廷顿说，民主就是*高决策者通过普选产生；李普塞特也认为，民主可以定义为一种政治系统，“该系统为定期更换政府官员提供合乎宪法的机会”；林茨等人认为，只有当“政府权力的获得是自由和普遍选举的直接结果”时，这个政体才是民主的。而观念的力量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今天我们提到民主，人们头脑中很容易浮现出“代议制”“选举”等机制和场景。这固然说明，一代又一代的欧美政治学家不遗余力地在全球推广上述民主观念，不仅使得代议制民主几乎获得了等同于现代民主的“本币”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几乎形成了所谓“民主公式”，甚至“民主转型工程学”。符合上述形式的政治体就是民主政体，反之则是非民主政体。一个政治体从不具备这种政治形式到产生这种政治形式的过程，就是民主化和民主转型的过程。通过在观念层面界定民主的“标准类型”，成功在人类政治世界中制造出了“自我”和“他者”的区分，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潜在敌对性。 历史研究告诉我们，民主作为一个政治现象，或许同人类社会一样古老。家庭、氏族、部落……只要有人类结社，就需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相对比较平等、开放、包容，那么就可以认为是具有“民主性”的。人类社会的早期组织主要是基于血缘、地缘的小型组织，组织成员之间相对平等、比较熟悉，也有较强的情感基础，因此组织运行较多地具有原始民主色彩是不难理解的。但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民主逐渐淹没在日益复杂、庞大的组织化进程中。在部落政治走向国家政治的过程中，杀伐便取代民主成为取得统一意志的主要手段。民主真正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和普遍趋势，则只是近一两个世纪的事情。也就是说，民主政治的普遍化乃是一个典型的现代现象。 在法国大革命以前，民主通常不被视为一个“好东西”，恰恰相反，民主是许多经典政治理论家和实践家警惕、否定乃至谴责的事物。例如柏拉图明确讲，民主体制“看来是一种使人乐意的无政府状态的花哨的管理形式。在这种制度下不加区别地把一种平等给予一切人，不管他们是不是平等者”。有意思的是《美国宪法》不仅对“民主”（Democracy）只字未提，其核心目的之一就是防范民主。美国《独立宣言》签名人拉什说，民主是恶魔之*，高喊民主的都是疯狗。亚当斯指出，以往所有时代的经历表明，民主*不稳定、*波动、*短命。麦迪逊说，民主是一副由动乱和争斗组成的眼镜，从来与个人安全，或者财产权相左，通常在暴乱中短命。《美国宪法》签字人和执笔人之一莫里斯说，我们见识过民主终结时的喧闹。无论何处，民主都以独裁为归宿。汉密尔顿更直接指出，民主是一种疾病。执笔美国宪法**修正案的费雪说，民主的已知倾向是将野心勃勃的号召和愚昧无知的信念当成自由来泛滥。 一旦我们对民主的历史有一定了解，就很难不对寄托在这一概念之上的复杂的人类情感感到疑惑，也很难不对蕴含在这一政治现象中的强烈的政治张力感到好奇。为什么不同的人们，对于民主会有如此不同的情感和评价？而一旦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疑惑感和好奇心，就很难再接受一个简单的、公式化的民主教条。 考虑到简单化的、垄断性的民主定义的不合理性以及危害性，我们有必要对民主进行重新思考。词汇本身具有历史稳定性，而词汇的内涵则具有时空差异性。这也就意味着，重新思考民主，不是为了确立或巩固民主概念的一致性，而是为了强调民主实践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性，必然要到一个个政治体的具体的历史社会情境当中去找寻。简言之，不同的政治社会团体或许同样在追求民主，但他们所追求的未必是完全同样的民主。因此，或许正如马克思所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用词句反对词句”，而在于深入“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到实践中去探究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组织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