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期儒学复兴运动(增订本)

前言 关于“宋学”与“儒学复兴” 儒学思想源远流长，它所留下的丰富遗产，迄今仍为极富魅力的探讨课题。儒学以它的兼容性，在漫长的岁月中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内容也不断丰富，因时之宜，随时而新。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思想色调显现于世。汉代儒学“独尊”而大盛，“灾异”说相伴而生，谶纬神学也随之流行。西汉经今文家讲求微言大义，寄托以理想，而末流有“浮华无用”之讥，古文之学，遂乘之而起，训诂章句为后汉儒士所重。汉亡而经学衰，玄风盛而经分南北，儒学经历了一个相对的沉寂时期。在唐代，儒家经典被重新作了“统一”的注释，同时出现儒、释、道“三教”并立的局面。唐宋之际中国社会的剧变造就了众多的新型学者和思想家，他们鄙弃汉唐经生拘守注疏而与治道相脱离的学风，将眼光心思转向对儒学义理的探索，并企求用之改造社会和服务于现实。他们以极大的勇气，希望重振儒学，“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于是儒学复兴思潮跌宕起伏，渐成思想的主流。这种有异于汉唐传统经学的新儒学，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形成许多派别。具有很大影响的、有哲理化倾向的理学是胎动于北宋中期而后形成的一个新儒学学派。这种思潮发轫于中唐，大盛于北宋，庆历前后，正是新旧交争且新儒取代“旧儒”这一大趋向的关键岁月。新儒们高唱变通之曲，要用儒家经邦济世的实践来改造现实，于是在社会的各个领域掀起了以新儒思想为标志的复兴运动，或复古，或创新，或借复古以创新。 本稿所要剖视研讨的，正是所谓儒学哲理化的“史前”时期，亦即通常说的“北宋中期”。具体而言，是指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1023—1085），而又以仁宗庆历（1041—1048）前后为论述重心所在。这一时期，反佛老“异端”的声浪再度高涨，掀起了一场自佛老流行中国以来*广泛持久且*深入的反宗教运动；新儒以“古文”为载道之舟，流行数百年的崇尚骈骊的“文选”之学声光大敛；在史学领域，卑视汉唐，议论风起，要求在史著中贯注儒学精神成为风尚，编年、改纂之风盛行；新儒们怀抱尧舜“王道”理想，寻求新政之路；本着“士必由于乡里，教必本于学校”之理念，改革科举，大兴办学；抛却经师旧说，直追圣意。新儒思潮波属云委，随浪而高，付诸实践，终成新学天下。这场发生在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影响到了北宋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现出了许多新的文化特征，也有人称之为“宋学”。 数十年来，对宋代学术文化特别其儒学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宋学”一词得以频频使用，但是各家所指的内涵并不一致，对“宋学”概念史的讨论和分析颇不乏人。其中两种*普遍的用法，一是指后世说的道学或理学，一是指宋代包括理学在内的“义理之学”。 应该注意到，“宋学”这个词一开始就是与“经学”联系在一起的。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经部总叙》追溯了汉代以来的经学史，其言谓汉代以后的经学多变，到宋代“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又说：“国初诸家，其学征实不诬，及其弊也琐。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清初诸家之学，就是后文说的“汉学”。1854年，伍崇矅跋江藩之《宋学渊源记》说：“汉儒专言训诂，宋儒专言义理，原不可偏废。”就“言义理”而言，自中唐“疑经”以后，到北宋中期，新儒们多不再囿于注疏之说，直抒己意解经，何尝不是在探研义理？故而馆臣说的洛闽“独研义理”并不确切。北宋前期，许多学者仍然坚守汉唐训诂章句之学而忽言义理，其学不是清儒所言的“宋学”。清人所说的汉宋之别，乃是就治学方法而言的。民国夏君虞著《宋学概要》说，“宋学”成分繁复，各学派“主要之思想，则仍为义理学”，所以，“所谓‘宋学’者，乃指赵宋一代三百余年儒家中心思想之‘义理学’而言”，理学在其中，这是目前*主要的一种用法。例如，朱瑞熙说：唐以前的儒学称为“汉学”，其后的儒学称为“宋学”，“宋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学说是理学”。邓广铭说：“应当把宋学和理学加以区别”，“理学是从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把萌兴于唐代后期而大盛于北宋建国以后的那个新儒家学派称之为宋学”，“理学只是宋学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漆侠说：这是“与汉学迥然不同的一种新思路、新方法和新学风”。诸家所言，已是学界共识。宋学又被称为新儒学，涉及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新事物，自然不能仅仅看作治学方法，这是问题的另一面。 “宋学”一词是元代出现的，但它并不是理学的代名词。吴澄（1249—1333）说萧士资“器识超异，绍宋学，文艺*优”。吴氏是理学家，他表彰的这个宋学，应即指理学。然而陈基《西湖书院书目序》（撰于1362年）记：书院为宋末太学故址，故而“收拾宋学旧板”建为书库，聚经史百氏之书板，书院“祀先圣先师及唐白居易、宋苏轼、林逋为三贤”。此宋学只是指宋代要籍而已。成书于至正五年（1345）的《宋史》，于《儒林传》外立《道学传》，“后之论者，遂谓宋学即道学”，这也只是一种说法。明唐枢（1497—1574）《宋学商求》评论宋儒，内容包括宋代的理学家及其先驱，也包括宋初的诗歌和隐士，此“宋学”是指宋代文化或学术。此后黄宗羲《明儒学案》中，提到“宋学门户，谨守绳墨”，“宋学未脱二氏蹊径”，应该是指的理学（道学）。黄宗羲等人的《宋儒学案》（合《元儒学案》而为《宋元学案》），是一部专门梳理宋代儒学且主要是理学的学术史，但没有提到“宋学”这一概念。案中收有宋代众多新儒学家，并不限于理学家，如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等，虽然它将新学、蜀学安排在“另册”。明末刘宗周《圣学宗要》，以宋代理学诸子为主要内容，有趣的是，是书是在其友人刘去非《宋学宗源》的基础上编成的，这表明，“宋学”一词在元明并不是一个很通行的词语，使用也有一定随意性，意涵因人而异。 大体与修撰《四库全书》同时，章学诚和邵晋涵均有重修《宋史》之志，目的是“提倡宋学”，他们反对“空谈性天”陷于流弊的宋学，讲求“诚正治平”正路的宋学。邵、章之“宋学”，与元明学者所言的宋学内涵显然不同，也与四库馆臣所讲的宋学不同。民国初，服膺章、邵之学的刘咸炘也欲重修《宋史》，借以振兴衰颓中的“宋学”，传承重视史学经世传统的“浙东学术”。所言的宋学，均非“空言性命”的理学。 四库馆臣将宋学定义为理学，学者多沿其波，专言“五子之术”的宋学逐渐成为理学的另一称谓。曾国藩（1811—1872）说：“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汉宋之争中，宋学只有理学五子了。民国时期，这是普遍的用法，如1933年周予同《“汉学”与“宋学”》谈道：“‘宋学派’所以产生，一方固由于训诂末流的反动，一方实被佛学的‘本体论’所引起”，“本体研究是‘宋学’唯一的特点。”吴玉章在20世纪30年代初写的《中国历史教程》讲义中，也是将“宋学”界定在理学的范围。刘咸炘在1929年说：“濂洛关闽、江西之传，世称为‘宋学’，习之既久，遂若宋之学止此则非其实矣。宋世不独有道家，亦有法家，其成家且胜于唐人，即儒者亦有不在濂洛关闽江西范围之内者。”刘氏此语，也表明“宋学”是当时对理学的普遍称谓，但他并不认可这种观点，认为把“宋学”看作宋代各种学术文化的总称更为恰当。 宋代学术文化的丰富多彩给人以许多想象，民国初期兴起的“新儒学”，往往以复兴宋代儒学为帜，试图在宋代理学（道学）中注入新思想而复活。1923年新儒家张君劢首倡“宋学”或“新宋学”的复活：“诚欲求发聋振瞆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又说：“知礼节而后衣食足，知荣辱而后仓廪实。吾之所以欲提倡宋学者，其微意在此。”1943年陈寅恪也谈到“新宋学”说：“吾国近年之学术，如考古、历史、文艺及思想史等，以世局激荡及外缘薰习之故，咸有显著之变迁。将来所止之境，今固未敢断论，惟可一言蔽之曰：宋代学术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是已。”可以看作历史学家对新儒家的回应。陈氏“新宋学”是“脱除经师旧染”的新学问，然其边界不甚明确，解释空间甚大，类似王国维所说的道咸以降“治一切诸学”的“新学”。今有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刊《新宋学》、浙江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宋学研究集刊》，所言的宋学或新宋学，大体就是这个思路，不过偏重有所不同。其与张君劢“新宋学”的内涵与外延皆异，这是“新宋学”的两途，本稿不与，姑做简单交代。 前面所言两种*常用意义上的“宋学”是一个源头，发端于中唐而兴盛于宋代，蒙文通说：“及至宋仁宗庆历以后，新学才走向勃然兴盛的坦途，于是无论朝野，都是新学的天下了。”这个新学，就是新儒学。儒学不仅是要“游文于六经之中”，还要“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也就是说，不仅要熟读六经，玩味其文，更重要的是要用来实践，用来治理天下。北宋的新儒认为，汉唐的儒者偏离了这个方向，所以得复兴儒学的固有旨趣，这就不仅仅是治学方法论的“宋学”问题了。宋学从改造旧经学中获得重新解释儒经的权力，寻求六经的义旨，直追所谓“孔子遗意”，呈现出了新的百家争鸣局面，人们称作“义理之学”，其中包含了后起的理学。钱穆说，理学兴起之前的一大批宋儒“已与汉儒不同”，“早可称为是新儒”；理学由此发轫而发展形成，特重修身养性，是“新儒中的新儒”。 当今学者的表述不尽相同，但是意旨相近或相通。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论述“宋学及其发展诸阶段”，书名是“文化史”，内容是“宋学”。陈著把“宋学”分作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两个发展阶段，前者是“与汉唐以来盛行的只以对经典字句的解释为务的训诂之学相区别”，而后者指“王、洛、关、蜀诸派之学说”。田浩说：“‘宋学’（包括欧阳修、苏轼和王安石等人）较宽泛的意义被保留下来用以指称宋代的儒学复兴，而‘道学’这一概念则在12世纪的意涵上被用来指代宋学中特定的一支。”陈、田语异而意近。陈著所言王、洛、关、蜀诸派，虽然皆言性理，彼此却有大不同者，各有发明，都可视为新儒中之新儒。后世所言“性理”更多是指程朱理学的性理，故而明代《性理大全》将王、蜀排斥在“性理”讨论之外，置之于“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受责批的地位。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核心内容就是描述在唐宋思想生活中，价值观基础的转变”；“将文学作为核心的讨论角度，许多主要的思想家，首先被当作文学家来对待”。作者更多是将“唐宋思想的转型”放在“古文运动”中来思考：“古文‘运动’是一个文学-思想运动，在这里对价值观的自觉思考扮演了中心的角色。”作者自己说，该书“不是一部儒学的历史”。从读者的立场来看，这是一部关于宋代的思想文化史著作，其中包含了儒学史的重要内容。包氏使用“新儒家”（NeoConfucian）来指称“那些参与到以11世纪二程（程颐与程颢）学说为基础的思想运动人们”，这无疑是指一般称的理学家，但他们只是新儒学中的一支——北宋后逐渐成为主流的一支。土田健次郎《道学之形成》主张,在思想史上，“宋代是从北宋庆历年间开始的”，承认这是原本于《宋元学案》的见解。沟口雄三说：“以往宋学狭义地被看成道学、理学、性理学。”将宋学分为狭义（理学）与广义（宋学）是另一种理解和说法。 宋学是治学的新思路，它是开放型的，这是它的精神所在。钱穆曾谈道：“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革新政治，其事至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则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将经义与治道结合，付诸社会实践和政治革新等具体行动，就是我们说的儒学复兴运动。不过书院讲学，北宋中期已近竭歇。漆侠《宋学的发展与演变》一书有“庆历新政与宋学的形成”专章，以庆历新政为“宋学”形成的标志，自可视为宋学精神的体现。卢国龙《宋儒微言》绪论题作“政治变革中的北宋儒学复兴”，认为“北宋儒学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哲学，儒学复兴的核心主题在于建构政治宪纲，借以制约君权，化解专制政体下集权与用权的矛盾”。
不过一般认为，欲“借以制约君权”是后来理学家发明“天理”的一种缘由。李存山《范仲淹与宋学精神》引钱穆“宋学精神”之旨，揭示了范仲淹的开创之功，以庆历新政为宋学精神的具体实施。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特别关注“宋初古文运动中道统意识的重建”，“从柳开到欧阳修的初期儒学，一般称之为‘宋初古文运动’，这是唐代韩、柳古文运动的直接延续”。而“王安石则代表了北宋中期儒学的主要动向，即改革运动的*后体现”。这个论述是余先生的独到之见。综之，诸家对北宋儒学复兴或“宋学”的研究，皆对古文运动和政治改革予以了足够的重视，不过二者在其中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各家的看法则颇不一致。 本稿中，“宋学”与“儒学复兴”不是等同的概念。《四库总目·经部总叙》以“宋学”指称程朱理学，而伍崇曜所言“专言义理”的宋学，或称“义理之学”，已经包括了后来成为气象的理学。本稿所说的“儒学复兴运动”，不仅是治学方法和思想理念的更新，更在于新儒学思想在社会、政治和文化层面各领域的实践。“儒学复兴”是儒学思想史上取代“旧儒”的新思潮，各家侧重点和视角有所不同，看法也不尽一致，但对“儒学复兴”本身没有异词。至于对“宋学”概念的使用，硕儒大家，往往而异，不必拘泥于一，相通相异，均可予人许多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