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导论卷

**章学术史综述 **节国外学术史综述 一、欧洲学者的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史研究概况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质疑“欧洲科学中心论”的西方科技史家逐渐将他们的研究视野转向东方中国的传统科学技术史，而探讨中国自然科学思想史的发展及其与哲学、社会思想发展的关系，则成为他们的主要着眼点。例如，德国学者福克（Forke）于1925年出版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他们关于天文学、宇宙论以及自然哲学的思辨》，这是较早涉及中国科学思想史的著作之一。福克曾是德国驻华使馆的外交官，1903年回国后任柏林大学教授，所以他精通中国哲学，并曾撰写过两大卷的《中国哲学史》，因此，他在《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他们关于天文学、宇宙论以及自然哲学的思辨》一书里，重点讨论了道、气、阴阳五行等思想观念对中国传统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据此日本人将其翻译为《中国自然科学思想史》，也有人将其翻译为《中国人的世界概念：他们关于天文学、宇宙论和自然哲学的构思》。继之，法国学者葛兰言（Granet）在1934年出版了《中国人的思想》一书，他运用社会学理论及分析方法研究中国的社会、宗教、科技思想和文化礼俗。在葛兰言看来，秩序或整体范畴是中国人思维的*高范畴，因为它的象征符号是“道”，是*具体、*根本的标记。故此，中国人的思维不区别逻辑和现实，对外延逻辑和数量物理学提供的知识来源不屑一顾。他们根本不愿考虑数、空间和时间这些概念，认为它们太抽象。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无论是关于空间，还是时间、数量、自然力、道、阴或阳，只有使用这些概念的思想家和技术人员通过自己的认识才能解释它们的含义。因此，要解释这些概念，就应该考虑它们是在某种特殊的知识环境（包括地理或日历技术、音乐或建筑、占卜术及幻术等）下使用的。可见，葛兰言研究中国人思维的分析方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与本质。 在福克和葛兰言之后，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Joseph　Needham）博士是欧洲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杰出代表，在其煌煌7卷34册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其第2卷为《中国科学思想史》。据李约瑟自己介绍，该卷旨在专门揭示中国哲学与科学之关系，是一份专门献给剑桥大学前神学教授伯基特、布朗及汉语教授哈隆的学术厚礼。该书共分10章（以陈立夫译本为准），第1章为儒家与儒学，李约瑟认为，儒家一方面“有助于科学之发展”，另一方面其官僚系统又抑制了科学之发展，所以“理智主义对于促成科学的进步，反不如神秘主义”。第2章为道家与道教，李约瑟认为在其实验主义之下，道家经典“涵蕴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在中国科学史上非常重要”，如“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学，都渊源于道家”。第3章为墨家与名家，李约瑟强调无论墨家还是名家，都重视科学的逻辑，然而，令其不解和遗憾的问题是，“道家自然主义之卓见未能与墨家逻辑之相融合”。第4章为法家，李约瑟对法家的科学思想评价不高，认为法家人物是“机械的唯物主义之代表”。第5章为中国科学的基本概念，如五行、阴阳、易经等，特别是易经“因与阴阳五行结合，而成为涵蕴万有的概念宝库”。第6章为准科学与怀疑传统，“准科学”指的是占卜，而怀疑思想与准科学同时兴起，至王充则更为显著，由于怀疑富有批评精神，所以它能促进科学发展与人文主义之研究。第7章为佛家思想，李约瑟认为佛家对中国科学大概是抑制的。第8章为晋唐道家与宋代理学，李约瑟认为宋之理学将儒家伦理主义与道家自然主义结合为一体，而其世界观亦与自然科学世界观极为一致。第9章为宋明时代唯心派哲学家及固有自然主义派*后几位大师，如陆九渊、王船山、颜元、戴震等。第10章为论人世间法律与自然法则在中西方之异同。为了研究中国科学思想的产生和发展，1943年李约瑟来到中国，与傅斯年等人不断接触，积极准备《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之前的相关事宜，他先后查阅了《四库全书提要》《古今图书集成》《道藏》等大型类书，到1946年，李约瑟基本上形成了下面两个基本观点：**，“古代中国人以道家*了解自然的知识，道家的文献不能以神秘的眼光来诠释”①。第二，“现代科学未在中国发生完全是因为社会与政治结构、环境和欧洲不同，而完全不是由于中国人天生不适合科学”②。经过十多年的艰苦探索，李约瑟基本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传统科技思想的误解，并用事实改变了他们的中国观。在他看来，欧洲近代科学实际上包纳了旧世界所有民族的成就，或者来自古希腊、古罗马，或者来自阿拉伯世界，或者来自中国与印度的文化等。特别是中国古代科技“从制图学到化学炸药都遥遥领先于西方”，而从西方的文明开始到哥伦布时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常常令欧洲人望尘莫及”③。因此，从这个层面讲，李约瑟的研究成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所以有中国学者很自豪地说：“李约瑟，这个名字已经成了本世纪（指20世纪）*有魅力的人名之一，不仅代表着一部煌煌大著，还代表着一批人，一批尊重中国文化，尊重世界历史事实的外国人，它还代表着一个图书馆，一个真正以人道的方式专门收藏中国科技史资料的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④ 这样，以李约瑟和剑桥东亚科学史图书馆为核心，在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剑桥形成了一个专门研究中国科技史（包括科技思想史）的学术中心。它引领着更多欧洲学者逐步走出“欧洲中心论”的藩篱，而纷纷跑来探寻中国古代科技及其思想这个具有无穷价值的“绝对的金矿”，日益关注中国古代科技及其思想的世界历史地位和作用，涌现出了一大批知名的学者，如何丙郁、文树德、谢和耐、梅塔椰，以及库恩、黄仁宇、席文等，仅参与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的西方学者就达30多位。其中，英国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何丙郁教授曾三次与李约瑟博士合作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中的有关卷、册（包括第2卷《中国科学思想史》），故有人称其为“李约瑟第二”。此外，何丙郁教授还有与何冠彪合写的《敦煌残卷占云气书研究》及独立撰写的《契合自然熔铸各科的学说》、《从理气数观点谈子平推命法》、《算命是一门科学么？》、《试从另一观点探讨中国传统科技的发展》、《从科技史观点谈易数》、《研究中国科学史的新途径—奇门遁甲与科学》等著作。关于何丙郁的科技史研究特色，他自己在《何丙郁中国科技史论集》一书的“自序”中说：“李约瑟从一位20世纪中叶著名西方生物化学家的立场，探讨中国科技史。我是试从传统中国的观点看这些问题。这不是一个谁是谁非的问题。我认为从两个观点看同一件事情，往往可以彼此引证，总比单方面的结论好些。”①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史研究所文树德教授，曾任“国际亚洲传统医学研究协会”主席，擅长中医及其思想史研究，著述甚丰，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的医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的研究》《中国医学思想史》《被忘却的医学传统：关于徐大椿的研究》《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国医经中的自然、知识与意象》《什么是医学：东西方的治疗之道》等。经过多年的研究，文树德教授认为医学理论发展的刺激并非来自解剖、临床之类的内部动力，而是来自社会文化与经济、政治结构等外部刺激。古代东西方医学发展都是一样的，西医从传统发展到现代，是由西方社会变革特点所决定的，中医之所以能将传统医学保持到现代，亦与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特点有关。在《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国医经中的自然、知识与意象》一书中，文树德教授除全面系统介绍《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国医经中的自然、知识与意象》的历史、命名、版本及注家之外，还深入评价了《黄帝内经素问：古代中国医经中的自然、知识与意象》的自然观、人体观、疾病观、养生思想和各种治疗原则。研究科技思想不能脱离人物研究，文树德教授对清代名医徐大椿这个个案的研究，使西方世界更深刻地体会和领悟了中医思想的博大精深。谢和耐（Jacques　Gernet），法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从1984年起，在他的推动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CNRS）组建了中国科技史研究小组，核心成员有詹嘉玲、柏睿讷、马若安、魏丕信、马克、梅塔椰、杜牧兰、特里杜、戴思博、罗姹、林力娜、米歇尔 泰布尔等。谢和耐除完成了《帝国形成之前的古代中国》、《中国社会史》、《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及《中国的智慧、社会与心理》等多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专著外，还发表了一系列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思想史的论文，如《文字在中国的心理形态及其功能》、《中国和朝鲜于公元前5—前3世纪的思想演变》、《中国的第二次“文艺复兴”》、《中国文明中的占卜术和科学观念》、《17世纪基督徒和中国人世界观之比较》、《静坐的技术、宗教和哲学—论理学派的静坐》、《近代中国和传统中国》、《科学和理性—中国资料的新奇性》、《中国17世纪的哲学家王夫之的智慧》、《17世纪基督教和中国人世界观之比较》及《空间—时间：科学与宗教在中国与欧洲交往中的作用》等。从形式上看，谢和耐前面的多部专著似乎都与中国科学思想史无关，但谢和耐的可贵和独*之处恰恰在于，他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研究影响中国科学技术思想发生和发展的诸多内在因素。譬如，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一书中，将“宋至明的官僚帝国”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在此过程中，宋代出现了“宋代的文字作品和科学的发展”、“科学考古的发轫”及“宇宙论和伦理学，一种自然哲学的形成”，以及明代出现了“反传统主义”“科学新思想和实学新兴趣”等有利于科学技术思想发展的历史因素，而这些历史因素与宋代的科技思想高峰，以及明代后期出现的科学技术思想大综合存在着客观的和紧密的内在联系。所以，在谢和耐的影响下，近年来法国的中国科学及其思想史研究后来居上，呈欣欣向荣之势，与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日本京都并称国际上三个著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心。在法国的中国科学史研究群体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詹嘉玲出版了《傅圣泽和中国科学的近代化：阿尔热巴拉新法（即代数学）》和《三角速算法与精确圆周率：中国数学的传统与西方的贡献》两部书，并发表了《数π在中国的历史》、《18世纪中国和法国的科学领域的接触》和《17、18世纪中国文人眼中的数学史—中国的传统和欧洲的贡献》等多篇论文，从多种角度来研究和阐释与欧洲接触后的中国数学史，尤其是注重考察西方数学观念传入中国的方式，进而比较全面地确定数学在明清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在《三角速算法与精确圆周率：中国数学的传统与西方的贡献》一书里，詹嘉琳通过剖析明安图的数学思想，部分矫正了李约瑟认为那个时期中国数学以衰败甚至是对数学缺乏兴趣为特征的片面认识，她认为由于汉译本，时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的明安图间接地接触到了出自欧洲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并以其有关三角功能的某些发展的实用特征，而从事新颖几何和数学论证才名噪一时，故他的著作可以使人阐明某些数学家在这样一个时期的非凡创造能力。 预科班的数学教授柏睿讷通过翻译沈括的《梦溪笔谈》而追求确定沈括的“整体”知识面，为此，他发表了《沈括与科学》《从沈括〈梦溪笔谈〉之棋局都数，看中国有关大数的绝妙算法及记录》等论文，直接沿着《梦溪笔谈》的思路，重点考察了沈括是如何得以向我们证明思想界与科学界之间的某种关系的。接着，柏睿讷又采用同样方式，来分析17世纪的科学家方以智，考察他是怎样利用“格物”的要求和此人对于西学传入中国而做出反应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马若安除出版有《梅文鼎数学著作研究》、《中国数学史》及《算法史》（集体合作完成）等关于中国数学史方面的学术专著外，还发表了《李善兰的有限和公式》《关于十七、八世纪天文数学中“时”、“空”观念的分析》《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在中国的影响》等论文，它们都涉及了17—18世纪西方科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以及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促进等诸问题，而马若安本人则努力从思想史观点上，全面关注计量科学史及其在理论上能够成立的方式。在马若安看来，梅文鼎将其著作建立在一种对数学的批判性理解的基础之上，由此产生了其著作在数学比较史观点上的意义。 马克教授擅长天文史，兼治数学占卜史，穷研深探，业绩不凡，他将天文、数学和宗教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中国古代的术数思想如马王堆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