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象著明:汉代文物中的吉祥文化

中国的吉祥文化萌芽于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已出现有吉祥意味的图画，彩陶、岩画是其主要表现形式。从那时起，在华夏各族历史发展进程中，含有吉祥意味的图像一直出现于各种遗迹、遗物上。商、西周青铜器、玉器等器物纹饰中，许多沟通天、地、人的神灵如龙、凤等已经含有明确的吉祥寓意，这时期的器物上已有“吉”“大吉”“弘吉”“吉羊”等吉祥文字。春秋战国的器物如丝织品、瓦当，是这一时期吉祥图像的主要载体。两汉至魏晋南北朝，大量的吉祥画像出现在各种遗迹、遗物上，形成中国历史上吉祥画像的**个兴盛期。 汉代吉祥画像主要附着于汉代的建筑壁面和遗物表面，包括画像石、画像砖、壁画、丝织品、铜器、陶器、瓦当、漆器、玉器等十多种，它们是汉代吉祥画像的主要物质载体。这些载体多出于汉代的墓葬。汉代人希冀死后在各种神灵的护佑下能够辟邪消灾、羽化成仙，享受安逸富足的生活，从而进入一个“天人合一”、祥瑞纷呈的世界。因而，凡能够驱魔逐疫保佑灵魂安息者、能够引领成仙长生不老者、能够庇护家族旺盛子孙繁衍者，总之，凡是能给家族带来福祉者，如“四灵”、羊、鱼、九尾狐、三足乌、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羽人等，皆被当作刻画的题材。由于质量、体量和用途的不同，不同汉画载体所保存的吉祥画像信息量也有所不同。其中画像石、画像砖的吉祥画像数量多，内容丰富，是汉代吉祥画像的主要载体；铜镜、瓦当、壁画次之，也载有一定数量的吉祥画像；其他如帛画、漆器、陶器、玉器等则相对数量较少，但也是研究汉代吉祥文化不可或缺的资料。 汉代吉祥画像由于其载体不同，构图也不尽相同，在瓦当画中它们往往单独成画，在壁画、画像石、画像砖、铜镜等画像中它们往往以各种不同的形式组合在一起，以象征不同的吉祥寓意。同在汉画像石中，由于地区的不同，其构图也有差异，在南阳汉画像石中由于其画面一般都比较疏朗，吉祥画像往往单独成像；在山东、苏北等地的画像石中，吉祥画像往往与各种物象并出，组合成寓意复杂的吉祥图案。 吉祥画像由于朝代不同而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内涵。宏观上，由于吉祥画像种类的不同、表现形式的不同，同一吉祥画像在不同时代其吉祥寓意也有所不同。微观上，龙、凤、龟、麟等是贯穿整个古代社会的吉祥物。门扉上辟邪的兽面纹，在商代为饕餮，在汉代为铺首衔环，在明清则为虎头环。汉代的吉祥画像以像寓意，以意构像，寓意丰富，品类众多，构思巧妙，具有浓厚的时代特征。特别是西汉中期以后，由于神灵信仰融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谶纬神学和神仙思想之中，导致具象的吉祥画像大量涌现。这些吉祥画像表现的是一种“天人合一”的意境和氛围、一种天瑞地应的寓意。括其种类有植物、动物、人物、器物以及文字、纹饰等。汉代奉行“敬天法祖”的基本信仰，“敬天”导致自然吉祥物的大量出现，其中主要是动、植物吉祥；“法祖”导致众多吉祥人物的出现，在“敬天法祖”的过程中导致器物吉祥、语言文字吉祥的增多。 汉代祥瑞的种类杂沓纷繁，古人对它们的分类方法略有不同。汉代把祥瑞按地理空间位置进行分类，分为天瑞、地瑞、地表之瑞。如《白虎通》就将祥瑞分为天之瑞、地之瑞、文表之瑞、草木之瑞、鸟兽之瑞、山陵之瑞、渊泉之瑞、八方之瑞（参见班固等撰： 《白虎通》卷三上，《丛书集成初编》，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44—145页）。《古微书》把按照地理空间位置划分的方法进一步明确，将文表之瑞、木之瑞、鸟兽之瑞、山陵之瑞、八方之瑞、渊泉之瑞六类瑞物，概括总结为“旁流四表”类。《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上感皇天，则鸾凤至，景星见；德下沦于地，则嘉禾兴，醴泉出”，“王者德洽于地，则朱草生，食之令人不老。王者德泽旁流四表，则白雉见。王者德化旁流四表，则麒麟游其囿。”（乔松年辑：《纬捃》，上海古籍出版社，《纬书集成》，1994年）概念更加明确。《白虎通》与《古微书》的分类方法是一样的，就是将祥瑞大致分为天之瑞和地之瑞。唐代则将祥瑞分为嘉瑞、大瑞、上瑞、中瑞、下瑞等五个层次。所谓嘉瑞，即言麟、凤、龟、龙、白虎者。晋杜预《春秋左传·序》曰：“麟凤五灵，王者之嘉瑞也。”孔颖达疏：“麟、凤与龟、龙、白虎五者，神灵之鸟兽，王者之嘉瑞也。”（《春秋左传正义》卷一，《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清阮元校刻本）《唐六典·尚书礼部》曰：“凡祥瑞应见，皆辨其物名。若大瑞（大瑞谓景星、庆云……海水不扬波之类，皆为大瑞）、上瑞（谓三角兽、白狼……鸡趣璧之类，皆为上瑞）、中瑞（谓白鸠、白乌……草木长生，如此之类，并为中瑞）、下瑞（谓秬秠、嘉禾……冠雀、黑雉之类为下瑞），皆有等差。”（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 《唐六典》卷四，中华书局，1992年）《唐六典》所列大瑞64种、上瑞38种、中瑞32种、下瑞14种，计148种。基本涵括了唐时符瑞名目，为我研究吉祥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文献资料。在《唐六典》的影响下，《稽瑞》《新唐书》皆袭用了其等级分类方法。《新唐书·百官一》载，礼部郎中、员外郎掌图书、祥瑞等，“凡景云、庆云为大瑞，其名物六十有四；白狼、赤兔为上瑞，其名物三十有八；苍乌、朱雁为中瑞，其名物三十有二；嘉禾、芝草、木连理为下瑞，其名物十四”（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四十六，中华书局，1975年）。《唐六典》《新唐书》将一些自然现象如庆云、景星、甘露降、日月光等视为大瑞，将白狼、赤兔、白鹿、白狐等走兽视为上瑞，将苍鸟、赤雁、白雉等飞禽视为中瑞，将嘉禾、芝草、木连理、蓂荚、萐蒲等植物视为下瑞的分类方法基本上是按祥瑞的自然属性划分的。近人陈槃将秦汉间符应事物分为九大类，分别是感生瑞,如刘媪感蛟龙生高祖等；天瑞,如德星等；地瑞，如醴泉等；动物瑞，如龙凤等；植物瑞，如嘉禾等；矿物瑞，如金玉等；器物瑞，如宝鼎等；神仙瑞，如真人等；文字瑞，如《图》《书》等（陈槃撰： 《古谶纬研讨及其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6页）。陈槃的符应分类法基本涵括史料文献所见的符瑞物象，是一种比较全面而可行的分类方法。后来的符瑞研究者也多从物象范畴本身进行分类，如，李发林将符瑞分为神兽类、神鸟类、植物类、器物类、自然现象类、水生奇异动物类、神人类、昆虫类、爬虫类等九大类、120余种（李发林： 《汉画考释和研究》，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244—245页）；牛来颖把符瑞大体分为天地之瑞、动植物之瑞、器物之瑞、矿物之瑞（牛来颖： 《唐代祥瑞名物辨异》，《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李浩将符瑞分为天文祥瑞、动物祥瑞、植物祥瑞、自然现象、特殊器物等五个类别（李浩： 《中国古代祥瑞崇拜的文化阐释》，《民俗研究》2008年第2期）；刘洁将汉代符瑞大致分为天文祥瑞、动物祥瑞、植物祥瑞、自然现象瑞等（刘洁： 《汉代祥瑞文化与“天人感应”说之关系》，《文博》2009年第4期）。虽然表述各异，分类不同，但基本都未超出陈槃的分类条目。 我们认为，对汉代吉祥瑞物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从其功用上分大致有两大类：一类是辟邪的，即指那些抵御、驱除、镇辟不祥的吉祥瑞物。如龙、虎、雀、羊、铺首、神荼郁垒、辟邪象人、打鬼方相氏等。另一类是趋吉的，指求致、获取、掌握有利于人的吉祥瑞物，如龙、凤、鱼、猴、麒麟、天马等。有的吉瑞比如龙，既可以是避邪的，又可以是趋吉的。朱雀因“雀”与“爵”通，有侯爵的吉祥寓意；又因“雀”与“却”通，有使不祥退走，除去、拒绝妖邪的吉祥寓意。羊既可以辟邪，也可以表示“吉祥”。若从制作过程分，可分为绘画类吉祥瑞物、雕刻类吉祥瑞物、丝织类吉祥瑞物等。若从其载体分，可分为石画上的吉祥瑞物、砖画上的吉祥瑞物、壁画上的吉祥瑞物、帛画上的吉祥瑞物、陶器画上的吉祥瑞物、铜器画上的吉祥瑞物等。若从其自然属性来划分，可把吉祥瑞物分为植物类、动物类、人物类、器物类、自然现象类以及纹饰和文字类等。而吉瑞植物、吉瑞动物又可以再分别分为现实类和想象类。吉瑞人物则可分为传说类和神异类等。 丹纳说：“艺术品的目的是表现某个主要的或突出的特征，也就是某个重要的观念，比实际事物表现得更清楚更完全；为了做到这一点，艺术品必须是由许多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的一个总体，而各个部分的关系是经过有计划的改变的。”（丹纳著：《艺术哲学》，傅雷译，第61页）汉代的吉瑞画像，从四灵四神到祥禽瑞兽，从打鬼辟邪到羽化成仙，无不显示出汉代人趋吉避凶的吉祥观念，就连生产生活画像中的空白之处、建筑房舍的顶脊之上，也不忘点缀些吉瑞之物以示吉祥。我们看到，在汉画的一些“建筑人物图”中，建筑内的人物或下棋，或饮酒，或歌舞，建筑外则有雀、鱼、猴、熊、云等吉物（参见徐州市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江苏美术出版社，1985年，图118；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山东汉画像石选集》，齐鲁书社，1982年，图1）。一般来讲，当这些吉物与人共处时就预示着吉祥，产生了吉祥寓意。如“雀”象征 “爵”，“猴”表示“侯”，“鱼”则寓意“多子”“富余”，联在一起，这些画像就有了加官晋爵、子孙封侯、家族兴盛等吉祥寓意。我们还看到，在汉代画像的一些“神仙灵异图”中，布满了龙、凤、麒麟、祥云、羽人、灵芝等天界吉瑞，象征如意吉祥。如四川新津二号石棺的一幅“吉瑞图”，纵76厘米，横220厘米。画面刻朱雀、青龙、玄武、灵芝、羽人等吉瑞（龚廷万、龚玉、戴嘉陵编著：《巴蜀汉代画像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图340）。又如徐州市铜山县茅村汉墓前室北壁的一方画像石刻，纵56厘米，横240厘米。画面刻有凤鸟、九头兽、羽人、木连理等吉瑞，上、左、右边饰有幔纹、菱形纹等（参见徐州市博物馆：《徐州汉画像石》，图56）。甚至有学者认为，“汉画中多次出现的天文星象图，并非完全为了写实的目的，而是一种吉星高照、日月同辉的吉祥表意”。（唐建：《汉画与民俗文化刍议》，《民俗研究》2002年第3期）此外，汉画中的许多图案都含有趋吉、祈福、辟邪之意，如“升仙图”“打鬼辟邪图”等，旨在营造吉瑞意境，寄托汉代人的美好理想与心愿。又如“龙鱼图”“羊鱼图”都寓有“吉祥有余”之意，“双鹿图”寓有“爵禄”之意，猴、雀含有“侯爵”之意，穿璧纹寓有“辟邪”之意等。 在对众多汉代吉瑞画像的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些吉瑞画像内涵十分繁杂，蕴涵着各种各样的吉祥信息，但主要表现为对天瑞地应、生殖繁衍、长寿成仙、富贵仕宦、太平丰稔等目标的追求，以及对鬼祟妖邪、疾疫夭亡、灾害祸患等的禳除。其中，寓意生殖吉祥的吉祥物像产生较早，寓意吉瑞、长寿的吉祥物产生较晚。汉代的吉祥信仰既是理想的，又是现世的。所谓理想的是指通过吉祥物表达对美好生活的一种祈望；所谓现世的，是说所有的吉祥瑞物的寓意都是与生命、生产、生活等息息相关的，反映出人类社会基本的长生、繁衍、富贵、太平等现世需求。 汉代的吉祥文化，表现出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反映了汉代人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表达了他们对多子长寿、社会安定、丰衣足食等美好生活的希冀，是汉代人祈盼幸福、退避灾祸等吉祥意识、信仰习俗的一种社会表现，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深刻的社会思想内涵，是我们研究汉代历史不可或缺的珍贵的文化资料，也是研究汉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孙作云先生说：“一种风俗、一种制度、一种迷信，往往在表面上消灭了，而实际上却转变成另外一种形态，如建筑、雕刻、绘画、文学、俗语、俚谚之中，隐隐约约地在那里潜藏着……我们研究古代神话、古代史、古代社会，推而言之，凡研究一切古代事物，必须把这些隐藏之迹，发覆烛幽，使之声息相通，互为证明，则一切问题皆可迎刃而解了。”（孙作云著：《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27—528页） 需要说明的是，汉代吉祥文化中的吉祥瑞应是一些散漫不定的物象，具有多义性的特征，一个吉祥物象（或符号）可能同时表达几种吉祥含义或表示一系列的吉瑞征兆。反过来，许多吉祥物象又可能寄寓同一个吉祥含义。汉代吉祥瑞物在汉代画像中表现形式多样，但除了山东嘉祥汉武梁祠祠顶两幅画像及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等为祥瑞外，其他在现实生产、生活画像中它们大多作为吉祥物刻画于建筑之上，或作为空间的点缀。在升仙题材中，它们往往作为祥禽瑞兽出现，伴随在升仙者的周围，或作为升仙的工具，或作为升仙的导引和护卫，亦是天界、仙界的标识。在神仙灵异物象中它们往往自成一体，通过各种组合来象征一种空灵的天界、仙界意境。在墓门上则有驱凶辟邪的作用。从物象的类别来说，它们有时同类并出，有时异类组合。同类并出的如动物与动物组合，异类组合的如动物与人物组合，动物与植物组合，动物与植物、人物多类组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