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者与他者(精装)

楚的起源，是祝融八姓中的芈姓一支。祝融八姓，在中国古代史上，似是黄河下游平原上一群无所归属的族群，他们既不属于山东的“东夷”，也不属于河南、山西的诸夏这些族群，可能为了生存，结为一个六个姓族的联盟，共同尊奉火神祝融为其祖先。六个姓族之中，有两姓又各自分出一姓，因此成为祝融八姓。芈姓中的一支，从黄河下游，迁移到江汉之间，结合当地的“群蛮”与“百濮”，建立了楚国。楚国在南方不断成长，到了春秋前半，已是足以挑战中原的南方之强。齐桓晋文集结北方诸侯，建立霸权，都是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此处的“蛮夷”，本来还包括河北的狄人，后来则似乎专指荆楚而言。楚国在南北斗争中，不断壮大，势力范围已涵盖淮河地区，直达长江。南北争战的结果，由于文化及经济交流，战国时代的楚，已与北方的六国列强，合称七雄；楚与六国的会盟，已俨然建构了列国体制，即使孟子还在指斥楚国为南蛮，楚国却早就有了**批南方的“他者”，成为楚人心目中的“蛮夷”。 如前所述，楚国初建，曾与百濮、群蛮结盟。这两个集体名称的族群，都是秦岭一淮河线以南的土著，其分布大致是在大巴山脉的大弧形外侧，包括由汉中谷地迤逦南向，又折向西南的山林之地，也有一些渗入峡江，与巴人为邻。这些族群，曾一度反楚，经过楚人攻略庸糜，他们遂融入楚国。楚国广大的南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区域。峡江之内的巴人，有其独特的文化传统，逐渐沦为楚人从属，所谓“下里巴人”，已是居住在贫民下里的下层百姓。沿着长江，则是湖泊河流的谷地，也是楚人后方*为膏腴之地，但在这些地区的边缘，还有不少深山大林，榛莽待辟，山林之中的居民，楚人势力还不能控制。这些人则是楚人后方的“蛮夷”。由今日湖南西去，楚国的黔中，其实难以尽到，竟可包括云贵一带汉代所谓“西南夷”诸族群，楚人的扩张未深入西南，战国晚期楚将庄蹁进入云南（见《史记·西南夷列传》），如果为了征战，不应孤军深入；我的猜测，战国七雄争斗，纷纷夺取资源，庄蹁西征，可能为了取得云南的银铜与盐。楚国东南，今日安徽江西，有大批“群舒”族群，他们的原来居地是山东一江苏之间，淮泗流域，据说徐王偃行仁政，三十六郡均臣服于徐。这一传说，当指徐人与群舒，他们由山东苏北南迁，苏南有吴人挡路，遂折入淮南再向南进入今日的江西。在楚国历史上，群舒也是种族处理的“他者”。 长江下游的吴与宁绍沿海的越，都与在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地区，文化渊源不弱，于冶制金属武器，烧制瓷器，均有可观，已如前述。晋国为了制衡楚，在楚人后方扶植吴国，楚国为了制衡吴，在吴国后方扶植了越；吴越能够迅速发展为挑战中原的强国，不能全靠外来助力，他们本身必已有足够的文化与经济潜力，方能一触即发。吴越两国与浙江福建以至广东东面华南沿海的“百越”，其文化关系，究竟如何？尚难有定论。总之，楚国在东南一路的“他者”，也不是中原原来的蛮夷，而是经由楚国发展，相伴而引入中国世界边缘的另类“他者”。 秦汉以后，中华世界不断南向扩张，南方山岭中的居民，次第承受中华世界的压力，而在中华世界主流核心的眼中，这些人都是“他者”，都是“蛮夷”。一批又一批的“他者”融入了主流，另一批则成为“蛮夷”。南方的这些族群，散处山岭峡谷，地形分割，不能如北方草原民族，易于聚集成为大型群体。由北向南开拓的中国人，又往往挟其组织的优势，夺下了河川湖泊的谷地，地形较为平坦，也较易发展农耕。两者相比，强弱之势，十分明显。于是，中国南向发展过程中，千百年来，罕见南方有效的抵抗。中国文化是农耕为本，南方诸族，也是农耕为业。两者同化融合，并无困难。于是，一波一波，北方中国南向发展，一次又一次，南方族群分别融人中国，不见痕迹。 上述北方与南方，两种类型的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不断重现，其烙印之深，持续之久，堪为东亚地区中华文化体系扩大的典型模式。也是因这一缘故，我在古代部分，多所陈述，但在后世历史部分，不必重复讨论了。
引自 荆楚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