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弄人的大脑

我们的感知是片面的，我们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们的记忆是不可靠的。然而，我们都有一个严密的“世界观”。这要归功于我们的大脑，它通过设置各种机制技巧，使我们能够理解并分享这复杂多元的世界。 大脑是知识的家园，它以推测的方式进行工作。由此可见，我们对事物和世界的认识始终是相对的。 大脑为每件事创建心理模型：友谊、爱情、工作理念、政治观点......通常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大脑会给我们讲故事，以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此外，大脑可以重建童年记忆。它指引我们为潜在的危险做好准备，这样一旦危险真的发生，我们就可以保全自己。大脑会让我们认为面前的一摊蜡是一根融化的蜡烛......视觉错觉或魔术技巧可以轻易地 欺骗我们，使我们掉入虚假信息或认知错觉的陷阱。在通往大脑中枢的旅程中，我们将研究这个既神秘又非凡的器官的机制和运作方式，以发现它何时、为何以及如何欺骗我们。 像侦探或律师一样思考 假设你知道转基因生物的危害性，并认为它们对你的健康有害。那么如果让你在转基因玉米和非转基因玉米之间做出选择，并且两者的价格相同，你会自然而然地选择非转基因的玉米。现在想象一下，你看到一篇文章解释说，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转基因生物对健康有害。你很有可能斜眼掠过或避而不读，提前拒绝文章所支持的观点，因为它们与你的观点截然 相反。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确凿的研究证明转基因生物对我们的健康有害。自农业出现以来，人们一直在基因层面上努力地杂交水果和蔬菜，从而改良它们的性状。在乔瓦尼·斯坦奇（Giovanni Stanchi）的一幅名画中，我们看到一个西瓜，里面长满了瓜子，果肉呈白色，分为六个部分。这个17世纪的西瓜与我们今天吃的西瓜有很大的不同，西瓜的进化是人类长期干预的结果。如今的问题是，孟山都（Monsanto）等跨国公司在过度工业化时破坏了生物多样性。 如果你花时间阅读这篇文章，你就会在转基因辩论中打开思维，从一个新的角度看问题，随后也许你会修正自己的判断。换句话说，你的头脑会变得更灵活。但你选择无视这篇文章，让自己被*初的观点所蒙蔽。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要支持或反对转基因生物，而是让我们更加关注自身有动机的推理。偏见引导我们首先相信那些和我们不谋而合的观点，我们要找出这个隐藏的问题，以便更好地解决它们。事实上，这个例子强调了一种现象：当我们处理某些对我们很重要的问题时，我们自发地扮演了一个律师的角色，认定我们的委托人是无辜的，从而采用一种基于先验想法的动机推理，朝着有利于委托人的方向辩护。也许我们应该学会采取预审法官或侦探的态度，一步一步地寻找线索，然后得出一个有理可依的解决方案，换 句话说，就是采取演绎推理。这不是让我们全盘推翻之前的观点，而是让我们时而与它们保持距离，进而有时间考虑那些支持或反对它们的论点。 2004年美国大选，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对阵约翰·克里（John Kerry），亚特兰大大学的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德鲁·韦斯滕（Drew Westen）想要证明：采用有动机的推理可以让我们更容易相信那些符合我们信仰的事情，抵制与我们的信仰相矛盾的事情，特别是在政治背景下。 韦斯滕召集了30名积极参与竞选活动的人：民主党15人，共和党15人。实验分三个阶段进行。韦斯滕先给这30人读了一份布什关于一个重要竞选问题的声明，如中东战争，然后又引用了他的另一篇自相矛盾的演讲。针对克里，他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先读一份他的生态宣言，然后又引用了一份与之自相矛盾的声明。*后，他引用了一个政治上“中立”的人（演员或运动员）的发言，也是自相矛盾。韦斯滕要求参与者描述这些自相矛盾的严重性。结果显示，民主党人认为布什的自相矛盾比克里严重得多，反之亦然。对于政治上“中立”的人的自相矛盾，参与者都认为这种矛盾是中等程度的。与此同时，韦斯滕以功能成像（通过磁共振可视化大脑活动）的方式记录了参与者的大脑活动。结果显示，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在观察政党人物和中立人物时使用了不同的大脑区域。这表明，受试者根据不同政治立场采用不同形式的推理，与动机推理和中性推理的神经回路存在质的不同。 通常，我们的推理是由我们的文化、经验和信仰所推动的，即使在看似普遍且无可争议的问题上也是如此。例如，在讨论乱伦等道德问题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会立即自发地谴责乱伦行为，却无法解释使我们感到厌恶的原因。为了证明这一点，纽约道德与伦理问题专家，研究员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做了以下实验。他召集了几位社会心理学家的同事，告诉他们以下信息：朱莉和马克是兄妹，暑假期间两人一起旅行。一天晚上，当他们单独待在海滩附近的一间小屋里时，他们觉得做爱可能很有趣。朱莉服用了避孕药，马克使用了避孕套，以确保朱莉不会怀孕。尽管他们很愉快，但彼此约定仅此一次，他们更愿意把这个夜晚当作一个亲密接触的秘密。海特接着问同事们，他们对这件事以及朱莉和马克都没有悔意有什么看法。随后海特在同事们身上观察到一 种“道德惊讶”的状态，所有人都觉得这种事情令人厌恶并且应该受到谴责，但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道德选择是合理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称之为有动机的道德。 “自我中心的泡沫”和虚假信息 如果我们不偶尔试着对矛盾敞开心扉，这种看待世界有动机的推理方式可能是危险的。重要的是，要警惕我们对模糊性的忽视，特别是对我们在主观上重视的主题。 在社交网络和新闻频道信息持续更新的时代，我们可以获得关于所有话题的海量信息。因此，很容易找到一些东西来支持我们的推理并强化信念。甚至更进一步：在社交网络上，我们“关注”与我们想法相同的人，优先查看他们的帖子和信息，这将强化我们的信念。 “自我中心的泡沫”就是这样形成的，尤其是在政治、宗教、素食主义、转基因生物、“黄背心”运动等非常具有意识形态特征的话题上。这导致我们的社会进一步两极分化，并降低了我们的思维灵活性，即我们改变想法的能力，以及我们以*不具偏见的方式整合我们所接触到的新信息的能力。如果我支持“黄背心”运动，我只会看到警察的暴力，而忽略了“黄背心”团队中的成员也有暴力行为。相反，如果我反对“黄背心”运动，我会关注暴徒和抗议者的暴力行为，并谴责这场运动，而忽视了大多数“黄背心”的成员都是和平的，警察有时是暴力的。 当一条信息证实了我们的想法时，我们几乎不会询问它是否真实，就马上分享这条信息。例如，如果我不相信全球变暖，认为气候和天气是一码事，我会热衷于转发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2019年2月10日发表的推文，当时特朗普批判他的反对者艾米·克洛布查尔（Amy Klobuchar）说：“她在暴风雪中自豪地讲自己对抗全球变暖所做的工作，时机不对吧！”我们暂且不谈论虚假信息的传播，因为我们在这本书的*后部分将有更详细的论述。我们可以举一个政治领域内有趣的例子，这表明我们通过传播信息来肯定我们预先建立的想法，而不去验证信息的来源和有效性。2014年，克里斯汀·布廷（Christine Boutin）转发了戈拉菲杂志（Le Gorafi）一篇关于讽刺家庭法的文章《家庭法——政府拒谈“倒退”，而是推进“具有延迟潜力的临时策略”》(Loi sur la famille–Le gouvernement refuse de parler de“recul”mais de“straégie provisoire d’avancement à potentialitédifférée”)，引来不少嘲讽。虽然虚假信息的由来有时是为了操纵和引导公众舆论，但传播虚假信息的往往是那些真诚的信奉者，他们认为自己在为公众提供信息方面助益颇多。这种只选择能证实我们的想法、观点和信念的信息的倾向是*常见的认知偏见之一 ——确认偏见。我们不仅能看到它在政治或宗教方面发挥作用，也能在比较轻松的话题上看到它的踪影，比如星座。我们专注于证实我们所相信的信息，尤其是我们想要相信的信息，而忽略那些和我们不相关或使我们不悦的信息。 意识到这些偏见以及大脑为我们设置的陷阱是很有用的。然而，我们不应忘记，这些偏见也有积极的方面，能够改善我们的人际关系。有时由于选择偏见，我们选择只记住与亲人共度的愉快时光，而忘记争吵或困难的时刻。同样，当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们，我们回复“我正在想你呢”，此时一种确认偏见被触发，让我们忘记在没有来电时，也有过想念这位朋友的时刻。如果没有这些偏见，我们将更难以建立社会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