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通往善治之路: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及其运作逻辑

　　《通往善治之路：现代国家的治理技术及其运作逻辑》：　　理性是人类文明的标尺，是社会行为的基本要求，任何适当的社会行为都需要保持或依赖必要的理性。作为公共生活的权威性规则，公共政策是人类理性地干预社会活动的重要工具。长期以来，政策及其实行过程深受理性法则的支配，而政策分析也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大部分政策分析都属于理性主义模式。理性主义的观点认为，政策过程可以收集与问题有关的所有信息和备选方案，能够精确选择拟解决问题的*佳途径，政策规范能够在官僚体系中准确地传导，下级可以负责而忠实地执行政策，并且还能够运用科学的分析方法评估政策效果等。　　在高度功利的现实世界中，完备的信息、科学的方案和专业的方法等具有强大的诱惑力，也建构了理性主义及其无往而不胜的神话。理性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活动需要理性规划和精心设计，也总是不断试图趋近于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理性只是人类有效行动的可能条件或有利条件之一，在通往理性的道路上时常有各种非理性因素困扰，理性追求和理性规划的*后可能是反理性的结果。事实上，绝对的或完美无缺的理性是不存在的，实现理性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比如高质量的信息、行动者的良好能力和环境的稳定性等，否则理性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走向非理性或反理性的方向。　　良好的政策实践必须遵循理性原则，实现政策的合理化、明确性和精准性，以提高政策绩效。问题是，理性也是稀缺资源，并不是唾手可得的。现代社会日趋碎片化、多元化和复杂化，挑战着理性主义政策的客观基础，也导致大量精心设计的政策方案遭遇严重失败。这凸显出理性不足的弊病和缺陷，也催生了对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反思，比如哈耶克批判的“致命的自负”、西蒙提出的“有限理性”的主张、林德布洛姆主张的“渐进主义”、马奇等人提出的决策“垃圾桶模型”等，都从不同角度表明了政策理性的有限性，揭示了政策模糊性的成因，比如认知有限性、信息不完备、环境不稳定和结果不确定等。　　中国社会具有悠久的政策治国传统。在传统农业社会和计划经济时代，由于社会的稳定程度比较高、复杂程度比较低，大多数政策的确定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政策过程及其效果是连续、稳定和可预期的。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社会的急剧变化不断突破原有的规则体系，更迫切地需要建立新的规范体系，来调节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冲突。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不仅考验着政策的质量和效能，也对政策治国形成了广泛的制约和挑战，比如高昂的信息成本、政策主体的分化、政策对象的多元化、政策过程的博弈和政策结果的不确定性等。面对复杂的治理形势，政策的模糊性和相应的政策现象，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政策分析与巫师占卜活动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以决策事项的有关信息为依据，而后者则几乎不需要占卜对象的任何信息。作为理解政策现象的途径，模糊性是对政策过程信息状况的描述，是指政策过程中相关信息不充分或不明确的情形。只有掌握和应用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政策活动才能更加富有成效。但信息是有成本的，获取信息并不容易。对于国家治理来说，社会具有模糊性，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国家只能掌握部分社会事实的信息，更多的信息被其他社会主体所掌握，散布在社会的各个角落。获取这些信息既需要良好的技术，也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实际的政策活动还面临严格的时间约束，政策行动者很难把大量时间耗费在获取信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