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城市语言文明建设研究

**章绪论 本章为全书的绪论，主要介绍本书研究选题产生及相关研究的背景，具体描述本书的研究对象与核心研究内容，呈现本书的研究目标及相关理论与现实意义，扼要介绍本书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概括本书的总体结构安排。 **节研究背景 城市语言文明建设的选题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刻、广泛的时代、学科与研究背景。下面分而述之。 一、时代背景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精神文明建设始终是一项与物质文明建设共进并举的中心工作。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培育、倡导、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引导和推动全体人民树立文明观念、争当文明公民、展示文明形象，努力做到物质上“仓廪实衣食足”，精神上“知礼节知荣辱”。 在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之一是市民广泛知晓并参与的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该活动始于1995年张家港市开展的创建文明城市活动。中央新闻单位对张家港经验的宣传语推介，在全国引发向张家港学习的热潮。1996年，中共十四届六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简称《决议》），明确提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部署，从原来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物质文明建设、政治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决议》为我国城市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更明确的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市民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为目标，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活动，建成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文明城市和文明城区。全国文明城市（National Civilized City），简称文明城市，是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市民整体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称号是反映中国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高荣誉称号，每三年评选一次，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授予。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城市文明状况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文明成果，标示着人类社会发展所达到的一种和谐、文明状态。因此，创建文明城市的内涵不仅包括城市物质文明、政治文明，还包括精神文明，三者的协调发展是文明城市的本质特征。具体而言，创建文明城市对市容市貌、市民在公共场所道德、交通意识、公共场所人际互助关系等方面都有明确的要求。比如，对市容市貌方面的要求包括：城市规划合理，公共建筑、雕塑、广告牌、垃圾桶等造型美观实用，与居住环境相和谐，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街道整洁卫生，无乱张贴（包括张贴非法小广告）现象；公园、绿地、广场等公共场所气氛祥和。对市民在公共场所道德方面的要求包括：公共场所无乱扔杂物、随地吐痰、损坏花草树木、吵架、斗殴等不文明行为；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并有明显的禁烟标识；影剧院、图书馆、纪念馆、博物馆、会场等场所安静，无大声喧哗、污言秽语、嬉闹现象。对建立公共场所人际互助关系方面的要求包括：公交车上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主动让座；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问讯；公共场所主动帮助老、残、弱或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语言文明建设，一座城市的文明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这座城市中个人、企业、管理部门尤其是各类服务者的语言使用方面。可以说，语言文明建设是新时代我国文明城市建设的需要，更是我国文明城市创建的一个重要抓手。从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要求看，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内涵十分丰富，文明城市测评也确实包括了语言文明建设，如“无大声喧哗、污言秽语”“耐心热情回答陌生人的问讯”。新发布的《2021年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标准体系》在“1-3公共秩序”部分提及“剧场安静文明，秩序良好，无大声喧哗、无污言秽语、无嬉戏吵闹”以及“赛场秩序良好，无喝倒彩、无污言秽语”，在“1-5公共关系”部分提及“友善对待外来人员”，这些也是语言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然而，我们认为，上述要求似乎并不系统、全面，不能覆盖公共场合下城市语言使用的各个方面。譬如，城市各种窗口行业（燃气、供热、自来水、供电、公交、出租汽车、铁路、长途汽车、民航、环卫、风景园林、物业服务、邮政、电信、银行、医疗、宾馆、旅行社、商业零售、工商、税务等）的语言服务是否文明规范；城市各类机构管理部门的语言使用是否文明规范；城市个人、企业、管理部门的网络语言使用是否文明规范等。这些问题都为我们系统开展城市语言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性，并赋予了其现实意义。 二、学科背景 根据徐大明（2020）的归纳，21世纪以来，社会语言学界具有重大影响的语言规划研究主要包括西方学者倡导的语言管理研究和中国学者提出的语言生活研究（Li，2013，2019）。 语言管理（language management）研究（Jernudd & Neustupny，1987；Jernudd，1991；Spolsky，2004，2009）主要借鉴管理学相关思想，旨在重构语言规划的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的逐渐分化和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国外学者开始转向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例如，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和理查德?巴尔道夫（Richard Baldauf）提出微观规划的研究，明确区分语言规划的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Kaplan & Baldauf，1997）。著名社会语言学家博纳德?斯博斯基（Bernard Spolsky）提出了相对系统的“语言管理理论”，用“语言管理”的概念来替代学界早已广泛知晓并接受的“语言规划”概念，进而从“管理”的视角重新解释语言规划的有关研究成果。他认为，语言管理具有多层次性和多领域性，不能像语言规划那样只发生在国家层面或政府工作层面；语言管理既可以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的实施，也可以是自下而上的行动产生的效应，前者体现了早期学界提出的话语层面上的“语言管理”，后者对应了国家层面的“语言规划”；正因为如此，“语言管理”的概念才能体现多主体社会行为的相互制衡，而这是仅仅强调国家或国家机构层面政策目标的“语言规划”概念所不能覆盖的（王玲和陈新仁，2020）。受上述思想影响，国内一些学者进行了类似探索，不过他们并没有使用“语言管理”的术语，而是使用了“语言治理”（language governance）的术语，但在一些观点上其实是一致的。譬如，郭龙生（2015）指出，语言治理是一种具体实施语言规划行为的途径、手段和方法；张日培和刘思静（2017）提出语言治理是关于语言本身的治理，更准确地说是指对语言生活中语言应用的治理；王玲和陈新仁（2020）认为语言治理观是语言规划的新视角，强调以问题为导向，倡导社会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实践范式，通过“自下而上”吸纳民意的底层设计，一方面了解宏观语言政策与规划的实施状况，另一方面通过培育基层和民众形成社会参与力，从而有效确保宏观顶层设计的落实质量和效果。 语言生活（language life）研究是由以李宇明教授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学者倡导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语言规划研究。李宇明（Li，2013，2019；李宇明，2016，2017）结合中国的实践，提出语言管理需要面对社会生活的思想，具体包括：重新定义“语言生活”的概念，将其上升到国家语言规划的层面，将语言研究和语言文字工作也纳入语言生活的范畴，而非仅仅指日常语言层次；提倡积极主动地制定和实施语言政策，推动面向社会现实的对策性研究；提出语言管理的对象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生活，从而将“语言生活”与“语言管理”衔接起来。受“语言生活派”学术思想的影响，21世纪以来，我国城市语言文字工作在制定和落实语言文字规范方面取得了巨大成果，同时开始转向全方位的语言生活管理，相关研究成果层出不穷。 事实上，上述两大路径下的语言规划研究是兼容与融合的。语言管理观或治理观符合当前我国语言生活现实的需求。一方面，快速、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虽然带来了丰富、多样、复杂的语言生活，但由于刚进城的“城市移民”一时无法融入城里的言语社区，而原有的城市言语社区则会受到“新市民”的挑战，缺乏言语社区的规范作用，“语言城市化”的缺位现象就不可避免，进而会引发新老市民之间言语交流的各种问题（徐大明，2020）。另一方面，网络与新媒体新技术的介入，在给大众语言生活带来多样化、个性化的同时，也会带来各种语言使用问题，包括语言文明的问题（王春辉，2020b）。运用语言管理理论或治理理论为指导、调节我国当前的语言生活，有助于提升城市语言管理的效果，预防在社会治理中出现语言治理的盲区，提出更为恰当、有效的语言规划模式，提出可以用来应对当前我国城市语言生活中各种突出问题的治理方案，*终实现多元异质语言生活的和谐，提升社会治理工作的科学水平。 三、研究背景 在可以检索到的文献中，陈汝东（1996）发表的《论语言文明》也许是国内外*早将语言文明作为专门的话题加以较为系统探索的理论文章。然而，该文章发表后似乎并没有引起国内学者足够的重视，后续研究成果也不多，个别例外，如杜永道（1996）、李树新（2002）。 在为数不多的语言文明调查研究中，有学者就特定人群、国产动画片中的语言文明情况开展了调研。例如，张焕香和李卫红（2013）基于对语言文明四个含义（不说粗话、脏话；普通话的普及率；学习母语和外语能够分清主次和轻重；语言的干净利落）的认识，通过分层抽样的方式选取北京高校325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发现北京高校大学生语言文明意识淡薄，大多数人有说脏话的经历，而且存在重英语学习轻汉语学习的现象。史雯娜（2016）以动画片中的人物对白为语料，考察了我国一些动画片中存在的语言粗俗、语言暴力等问题。王玲和陈新仁（2021）的调查显示，现实公共空间存在语言粗鄙化现象，表现为用词污秽低俗、逻辑错乱、语病百出等，不仅包括用词粗鄙，也包括粗鄙的格调、内容和形式等，整个话语风格体现出低俗不雅、价值观和精神品格低下等特征。陈新仁（Chen，2020）指出，社会生活中还存在不少不良社会用语，主要包括含有淫秽、暴力、恐怖、粗俗等内容的低俗广告、店铺名、物品名、宣传标语、交通指示语等。一些低级媚俗或引发相关联想的字眼、违反法律法规或者有悖社会公德和道德甚至存在蔑视正义、戏说社会的语言表达，其立场与态度是非常不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