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相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导言 文明的相遇 所有伟大的文明都是孤独的，只有伟大的孤独者才能真正认出彼此，才能真正彼此相遇，才能真正彼此成就。 一 亚欧文明大走廊的东部，西端被帕米尔高原阻隔，北面为广袤草原地带隔开，东面被辽阔太平洋所环绕，从高耸入云的青藏高原向下俯冲，下降到高原和盆地，再下降到东部辽阔的平原和丘陵地带，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地理空间。 中华文明爝火就是在这样一个辽阔空间中被点燃，数千年来生生不息，挫而复起，枯而复荣，薪尽而火传，不知其止也。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闪米特文明、希腊﹣罗马文明、伊朗文明等在人类历史早期阶段就开始相互碰撞触合的古老文明，中华文明是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伟大孤独者。中华文明自成体系，并向周边国家辐射，虽然也受到其他文明影响，但始终沿着自身文明河道前进，纵横数千里满天星斗的地域文明，几经整合终成大一统之文明体，上下数千年光辉灿烂之文明，几经陵替而终不断裂。 "人之异于禽兽者何？""借问青天我是谁？""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不同于西方文明追问世界是什么，中华文明追问的原问题是：人是谁？人应如何在世界生活？中华文明回答了人类社会的身心之问、群己之问、家国之问、天人之问、文明之问，形成了完整的、独特的教义观宇宙观、自然观、人生观、国家观、社会观、天下观。 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不妨从以下几个文化故事说起。 **个是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王阳明年轻时按朱熹解释"致知格物"——"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他就和一个朋友一起去格亭前竹子，不但没有格出什么道理来，反而因为劳神没过几天就累倒了。后来，他在贵州龙场悟道，才明白格物致知不是向外求，而是要向内求，"方知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根本路径在于"向内求"，而非向外求。从表象与本质而言，强调直指根本，不为外部表象所迷惑；从内部与外部而言，将发展立足内部，形成了农业为基础的"内向爆炸"发展模式，而不是以对外贸易为基础的外向拓展模式，更不是从事对外扩张和掠夺，从天人关系而言，将基点放在人类社会，放在主体上而非客体上；从人与人关系上，将基点放在自我改造上，福由己求，求人不如求已；从物欲与身心关系而言，将基点放在自我德性养成上，不为物欲所迷失羁绊。 第二个是儒释道相杀相爱的故事。中国历史上维护儒教正统，排佛道*力文人当数韩愈，曾经上书唐宪宗谏迎佛骨，称"佛本夷狄之人"，称应将佛骨投之水火，永绝根本；称老子所言道德是一己之私言而非天下之公言；称古之为民者四（士、农、工、商）,为教者一，而当时为民者六（士、农、工、商、和尚、道士），为教者三，不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而且惑乱人心，因此他主张对佛道二教要"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但是韩愈平生交往却很多佛道中人，特别是与大颠和尚来往甚密，他因为谏迎佛骨被贬官，雪拥蓝关，踟蹰不前之时，从远处来迎接他的侄孙湘，据说就是道家传说中的八仙之一韩湘子。明清以来，中国文化主流走向儒释道融合，儒释道三教领袖人物大都出入三教、主张三教融合，士人多外儒内道，民间三教并崇，国家也是大力倡导。明宪宗朱见深创作了一幅"一团和气"的画，画上有三位人物的脸盘融合在一起，左边是着道冠老者的侧脸，右为一戴方巾儒士的侧脸，中间看是一个面似圆盘的僧人，图赞上写"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百家一理，万法一门"。清朝雍正帝认为三教"理同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并提出"佛以治心、道以治身、儒以治世”。这是一个不同于西方宗教、教义之间相互排斥斗争的文化融合故事。西方人很难理解中国传统文人既是儒家信徒，同时又是佛道信徒。 这个故事反映了中国的教义观。中华传统知识体系是六艺之教、四部之学，而非西方的分科之学，中国传统知识体系是儒释道为体，百家为用，就像一个杂货店，百货俱全，既可供应国家治具，也可以提供百姓之日用。儒释道三家融合为体，佛以修心、道以炼身、儒以应世，百家争鸣以为用，阴阳以衡天、墨以兼爱、法以峻刑、兵以武备、名以论辩、纵横以外交。其为教也，可谓富矣、厚矣，洋洋乎大观！ 第三个就是中国阴阳五行的故事。中国的阴阳太极图中，阴阳就像黑白两条鱼，黑鱼是白眼珠，而白鱼是黑眼珠，这表示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好像是二元论，但是又像一元论，阴阳之上有太极，阴阳都来源于太极。中国五行金木水火土，很接近古希腊恩培多克勒"水、气、火、土"四元素论，但是又根本不同。元素论是对于复杂事物的还原，元素构成物质基础质料，不同元素之间是独立的；五行是一个整体，五行是互通的，五行无法相互孤立存在，始终处于相生相克的关系之中。同时，土在五行对应中位，居中对金木水火进行调节，进一步使得五行成为一个整体。 这个文化故事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中华文明是道一分殊宇宙观，而非二元论、多元论、原子论，宇宙万殊，道一以为纪，一而二，二而三，三生万物，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太极阴阳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无穷无尽也。中华文明是整体论的宇宙观，强调整体论、贯通论，而非还原论、分析论，世界万有，"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德充符》)。道一齐同，不可相离。 第四个文化故事是中西天人关系比较。西方社会*重要的节日是圣诞节，为了纪念耶稣诞辰，体现的是人与神的关系，是宗教虔诚。而中国*重要的节日是春节，"唐虞日载，夏日岁，商日祀，周曰年"，由年终岁首祭祀活动演变而来，反映的是人类生活与自然关系，和二十四节气一样是合乎自然节律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反映。看西方美术和中国美术展览，许多人都会得出一个印象，西方油画和中国画的人物与风景关系很不同。西方的人物画中，人物是主体，风景只是提供了人物的背景，而有人物的风景画往往也是关于人物故事与场景的描绘，风景只是提供了人物活动的舞台。而在中国画中，关系往往倒了过来。中国固然也有人物画和《清明上河图》那样的风俗画，但是中国的山水画，风景才是主体，而人物往往很小，用以点缀山水的意境，但山水又不脱离人之眼光，实乃弥漫天地之间的有我之境。 这个故事体现的是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中国传统观念中，人与自然是不可分的，天、地、人三才，人居其一，人生天地间，天父而地母。"王"字三横，分别表示天、地、人，天、地、人三贯一者而王。人类社会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观天之道，执天之行"(《阴符经》)。同样，以我视自然，天地也会带上人所赋予的精神色彩。第五个文化故事是"楚王失弓"。楚王丢失弓箭，左右欲到处寻找，楚王却说："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对此，孔子认为，去其"楚"则可，应是"人失弓，人得之"；老子认为，去其"人"则可，可为"此失之，彼得之"；佛教高僧认为，去其"得"则可，本无得失可执着。 第六个文化故事是文殊和观音化成凡人一同去参拜一间庙宇。看到一尊观音菩萨像，文殊拜了拜，观音也拜了拜，文殊就问，这是你自己的像为何要拜，观音回答说"求人不如求己”。 上面这两个故事反映了中国传统的人生观。中国是群体本位，而非个体本位。"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群体者，个体安身立命之所，人者，能仁之谓，君者，能群之谓。小群者家，大群者国国家天下，不推仁则骨肉不能相保，推仁者四海皆兄弟，天下皆一家。中国是命由自造，福由己求的人生观。"我命在我不在天",与天相争衡，将人生基点放在个体自身修养与努力上，而非屈从于命运安排。中国是德性为本，而非物本的人生观。尊道贵德，进德修业，是人生的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德性意味着合道的生活，"虽有拱壁以先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厚德可以载福，就是《易经》所言：黄中通理，正位居体，发于事业，美之至也。 第七个是张学良的文化故事。张学良生平有两个重要选择：**是不顾日本人百般阻挠，选择东北易帜，不是自立为王，而是"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第二就是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兵谏的方式阻止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阻止继续打内战，要求一致对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两次选择都体现了张学良身上的民族大义，体现了中国人身上对于国家统一的向心力。如同钱穆所言，中国的大一统是“向内凝聚"，而不同于罗马帝国的"向外征服"。 这个故事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国家观。中国基本特征是"一统多元”，*大的制度遗产在于"大一统”，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一统的超大规模共同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自西周以降，已维系3000多年的大一统。而罗马、蒙古、奥斯曼、大不列颠等，抑或称雄一时，跨洋连洲，号称帝国，却均告烟消云散。 第八个是关于中国与邻国的故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里，中国对于周边国家而言，都是强大而和平友善的邻居。中国作为朝鲜半岛强大的邻国存在了几千年，虽然历史上朝鲜半岛一直处于分分合合之中，朝鲜半岛政权与中国之间的边界也在不断变动之中，但是形成了稳定的李氏朝鲜政权后，中国就不断扶持朝鲜，例如明朝万历年间就帮助朝鲜抵御了日本的侵略。日本明治维新不过短短几十年，就开始学会西方那一套，将武力等同于文明，很快就吞并了朝鲜。同样，麦哲伦绕过大半个地球来到菲律宾后，西班牙人通过长达数十年的征服和殖民，终于在此建立了殖民统治并以西班牙菲利普王子的名字命名了"菲律宾"群岛。中国与菲律宾近在咫尺，有着千年的交往历史，但从来也只是保持着友好的贸易关系。菲律宾国家人类学博物馆收藏了数以万计来自中国的古代陶瓷藏品，*早可以追溯到9世纪。中国从来没有想兼并菲律宾，也从未向菲律宾派出过一兵一卒。 这个文化故事反映了中华文明"协和万邦"的天下观。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强大且和平的文明。平天下之道是以德不以力、虽有武备，但不依靠武力建立霸道秩序，"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而是依靠德性怀柔远人建立王道秩序，"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通过施以恩惠、招抚、和亲等方式不劳而定，不讨而来，不事领土扩张，不以国侵天下。对于外国政权，多采取扶持政策，"存亡继绝"，协和万邦以求其自治，非不得已不兼并之。 二 马克思主义是西方世界的伟大孤独者，马克思主义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异端。马克思是一个"未来学者”，在生前受尽各种污蔑，而在身后却受到世界人民的无限崇敬。他是一个批判者、现状的否定者，他所预言的事物在21世纪日益表现出现实性。 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以来具有*深远、*广泛影响的现代文明新形态。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性学说，马克思主义整合了德国古典哲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这"三大来源"的扬弃形成了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通过和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实践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体系，为人类提供了新型的宇宙观、世界观、自然观、社会观、人生观、国家观、政党观。 中华文明作为西方文明他者，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现代文明的异端，二者一旦相遇就彼此认出了自己。马克思主义发源于欧洲，却在中国生根，并长成了参天大树，原因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内在相通，这并非枝节相通，而是大本大源相通，"三观"高度一致。 从宇宙观看，唯物辩证法与《易经》宇宙观内在相通。不同于形而上学宇宙观，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联系的、变动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恩格斯语），是由内在矛盾推动的，要"把事物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毛泽东语）。《易经》的宇宙观就是辩证宇宙观。易者，变易之学也。《易经》就是研究变化与联系的学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模拟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情境、发展状态的动态模型，理象数是动态模型的文字、象征与符号表达，错卦综卦等模拟的就是事物错综复杂的联系。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与《易经》阴阳理论内在相通，"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推而生变化，阴阳相交而生万物，唯物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与《易经》卦序理论相通，以天（乾卦）、地（坤卦）定基，以天造草昧的屯卦创业为始，以艰难渡河的既济卦为结，继以尚未过河的未济卦为终，就是对于事物螺旋性变化的模拟。 从人生观看，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人的自我解放精神内在相通，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社会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群体本位内在相通。马克思对于人性*深刻揭示在于提出了人的本质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正是通过自由的、创造的、普遍的劳动，通过改造对象世界，自然才表现为人类的作品和人类的现实，人才得以实现其本质，才得以证明人是类存在物。然而，在现实政治经济结构中，劳动异化使得人的类本质变成了"异己的本质”，变成了维持生计的手段。只有通过摆脱物对于人的奴役、人对于人的奴役，摆脱经济社会结构中的劳动异化，才能够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全面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人的类本质。正如马克思认为劳动异化禁锢了人的类本质，中国传统文化也认为人的真性是被外在欲望和表象所禁锢的，而"内求"根本上就是要解放这个内在的真我，学道就是学逍遥，学佛就是学解脱。《庄子》开篇《逍遥游》就是道家自由哲学的浪漫主义宣言，鲲鹏北游、南面称王都未能称自由，唯有"无待"才能实现*高自由。"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当然，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是内在解放，是从内在觉悟中去追求生命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这和马克思主义从改造现实世界去追求人的积极自由是两种不同的路径。马克思在人类具体历史进程中发现了人的社会性，他指出："人天生是社会动物。”“人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则在伦理社会中发现了群体本位，人是在社会角色和关系中被定义的，遵循社会礼乐规范，才使得人异于禽兽，个体只有在群体中才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在联合中才能获得真正自由，这就意味着个体解放和人类共同解放密不可分，意味着觉悟的人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在出入世的辩证关系中认识到个体解放与人类整体大生命解放不可分，儒家通过入世的磨砺来成就内在觉悟，而佛道出世觉悟同样需要在济世度人中得以圆满成就。 从社会观来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大同社会理想内在相通。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不再是某种天才人物的启示，而是人类社会从低级往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传统文明同样具有大同社会理想，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从小康到大同，从天下为私、天下为家到天下为公，无不和社会主义理想相通，这也难怪近代虽然传入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自由主义等思想，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中国梦”还是社会主义。就如同马克思主义对于市民社会的批判，中国传统历来不主张资本、商业是社会主体，而主张以农业为基础的礼乐社会是主体。中华传统文明天然不会全盘接受资本主义理想，不会接受市民社会的统治，而更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要建设的共产主义社会固然是要超越国家，将国家融化在社会联合之中，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作为社会整体*高代表力量，作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化身的还只能是国家。国家代表人民占有公共资产，对经济进行计划，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和塑造共同社会精神。这和中国传统“大一统”的国家观中，国家对盐铁等国有经济进行专营、对人民进行礼乐教化的理念是高度相应的。 从世界观来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天下文明内在相通。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无疑是具有高度国际主义精神的学说，是揭示人类普遍历史和普遍规律的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是在普遍意义上进行的，把德国人的解放看成人的解放；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对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斗争，也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斗争。唯物史观建构的是人类社会普遍的历史进步规律，共产主义同样不能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真正建成。在实践上，马克思主义同样表现出高度的世界性意义，就其批判性而言，由于全球已经日益变成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体系，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引发了强烈的共鸣。作为资产阶级对立物的无产阶级是世界性的，共产主义运动同样是世界性的运动，建立了共产主义国际联盟，发源于欧洲，并向全世界扩展。中华文明从诞生起就是一个天下文明，是漫天星斗的地域文明融合在一起的，中华文明的关切从不局限在国家内部。《易经》有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中国的天下文明观定海纳百川、和而不同、平等交融，而非标示种族、内外、等级、故我关系的文明观。《易经》的文明观和离卦有关，许多包含离卦的卦都是在讲文明，“明两作，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离卦代表着火与光明，这是一种光明遍照，传递温暖、平等、普遍的文明观。贵卦是内离外良，具体描述了我们对于文明、文化的认识，“刚来内容商 交错，灭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史，以化成天下”。中华文明的建构也是普遍性的，而非特殊性的，中华文明"内求"后找到的是普遍的人类真性，而非民族与个体的个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往古来今，概莫能外","放之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悖"。就实践而言，中华天下文明超越了民族国家界限，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东亚文明圈。中华文明世界性潜力的根本在于它是现代西方文明的异已文明，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了新出口。浴火重生的现代文明将在21世纪人类文明进程中大放异彩。 马克思主义能扎根中国在于与中国传统文明内在相通，而马克思主义能改造中国在于超越了中国传统文明。近代中国遭遇数千年未遇的文明危机，到鸦片战争与海上西来强敌直面遭逢时，西方文明已经实现了向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转型，同时按照自身意志试图塑造世界体系的扩张行动已经进行了300多年。在现代西方文明强势打击下，曾经辉煌的中华体系和中华文明面临严峻生存危机。 在浩浩荡荡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唯有凤凰涅槃方能浴火重生，问题在于文明现代化转型的出路在哪里。 一种是走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这种路径和中华传统文明内具大冲突，鼓吹竞争驱动、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讲富强不讲王道，将数千年文明之邦变为"动物之薮泽"，鼓吹各自为政、分立制衡，将数千年大一统体制陷于四分五裂之中，这种现代化路径不但难以为中国人所接受，出现了像梁济（梁漱溟父亲）那样为传统文明痛楚遭遇的以死抗争，也使中国社会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与危机之中。经过**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人更加看清楚这种理代化路径的巨大缺陷。 马克思主义是新型现代理论，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理论体系。与中华传统文明基因内在共通，又能克服西方现代化带来的弊端。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易为中国社会所接受，并扎根中国，长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参天大树，成为中华传统文明走向现代化的*佳路径选择。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指路明灯，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中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引领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涤荡了数千年沉积下来的污泥浊水。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华传统文明改造之功，可谓至大、至力、至伟。 其一，马克思主义对于平等社会的追求，以摧枯拉朽之势扫除了传统文化中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腐朽因素，推动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中"尊尊"之意固然有其合理意义，是维护礼教等级秩序的内在精神要素，但是"尊尊”脱离"亲亲”与"公天下"之意，变成社会资源和政治权力分配的基础之后，却成为数千年阶级压迫的内在文化要素，因此鲁迅要说从写满"仁义道德"的大字的缝隙中看到了满是"杀人"二字，这种不平等性更是成为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大拦路虎。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天下劳民为求平等、求解放的阶级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会不平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社会结构，同时为现代经济社会活动创造了根本条件，废除各种政治和社会特权，废除土地私有制、人身依附关系、男女不平等关系等，使得人民从数千年的等级束缚中解放出来，数千年等级森严社会转变为人人享有平等权利、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社会。 有意思的是，革命表面上是要打倒传统文化，"打倒孔家店",但从深层而言，却与传统文化内在大义相通，并将传统文化不可企及的理想现实化。儒家追求大同，不可得而退求其次，而讲仁义礼仪，取法于中，在现实中往往只是得其下者，社会主义革命恰恰是大同理想的现实化。佛家讲众生平等、道家讲齐物平等，而这只是出世法，要在世间法中追求平等，又非从马克思主义所言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改造入手不可。 其二，马克思主义进步史观，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保守的气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中国传统史观是保守史观，儒家理想社会是"三皇五帝”时期，而后世社会的*大追求就在于恢复三代之制。"天不变，道亦不变"，儒家礼法秩序是历百代而不可变的，虽有王朝之更替，亡国但不亡天下，并无礼法秩序的根本变革。这种保守史观成为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巨大障碍。马克思主义难物史观建立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它是进步史观，将人类社会看成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演进的发展过程，并建构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阶段说，同时唯物史观给出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前进动力和具体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