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传

第六章 反对熙丰变法 五 在阿云案上的分歧 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今山东烟台市蓬莱区）发生了一起年轻女子阿云谋杀未婚夫致残的命案。在复议这起命案时，司马光与王安石对此案发表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这是他俩在思想、政治上的首次冲突。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登州女子阿云，在服母丧期中，被许配给韦阿大。她嫌未婚夫相貌丑陋，竟趁阿大在田中熟睡之际，向他砍了十来刀，并剁去阿大一个手指，造成重伤。事发后，阿云作为嫌犯被传讯，她害怕用刑，就如实招认了犯罪事实。知州许遵认为阿云一问即招，符合敕文“因疑被执，招承减等”的规定，即以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定罪。案件报到朝廷后，审刑院、大理寺和刑部三个司法部门按“谋杀已伤”改定为绞刑，又援“违律为婚”的条款，*终定为编管。许遵不服，他认为阿云一问即招，应免所因之罪，今三法司弃敕不用，恐绝今后犯罪自首之路。神宗将案件交给了王安石、司马光两位翰林学士研究解决。谁知二人意见也不一致，王安石认为许遵对，司马光认为三法司对。争论的焦点在于谋杀这种杀伤性案件是否可免所因之罪，以及免罪后所造成的社会效果如何。
司马光的观点集中地体现在《议谋杀已伤案问欲举而自首状》这篇奏疏之中。他认为法律规定的“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是指这样一类杀伤案件，即罪犯因犯诸如劫囚、略人等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审理这类案件时，劫囚、略人等导致杀伤他人的罪行，可因罪犯的自首而免去，但杀伤之罪不可因自首而免去。此外，因强盗而杀伤他人，即使自首也不可免去强盗之罪。而所谓的故杀是指罪犯因一时冲动、失去控制、公然杀害他人。这种犯罪既无所因而情节又较轻，故凡自首而免所因之罪者，皆按故杀伤法定罪。至于谋杀，则是蓄意杀伤他人的一种犯罪行为。平时只有杀人念头，但未杀人，这算何罪，也无从自首免罪。因此，“谋”字只是在发生了杀人的行为后，才有意义，它不是造成杀人这种罪行的其他一种罪行。因而不可将“谋”与“杀”分为两事，使“谋”成为“杀”之所因之罪。如“谋”与“杀”可分为两事，则“故”与“杀”也就可以分为两事。司马光还举了一个浅近的例子来说明这样断案的荒谬，他说：“今若使谋杀已伤者得自首，从故杀伤法。假有甲乙二人，甲因斗殴人鼻中血出，既而自首，犹科杖六十罪。乙有怨仇，欲致其人于死地，暮夜伺便推落河井，偶得不死，又不见血，若来自首，止科杖七十罪。二人所犯绝殊，而得罪相埒，果然如此，岂不长奸？”司马光认为如照许遵所断，恐不足劝善，也无从惩恶。结果是坏人得志，好人受害。
王安石则认为强盗与谋杀之罪皆可因自首而免所因之罪。“谋”即是所因之罪。他认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后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又认为“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于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
后来上至宰辅富弼、文彦博、唐介，下至台谏、三法司官员都卷入了这场争论之中，他们有的支持王安石，有的支持司马光。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八月，神宗采纳了王安石的意见，支持司马光观点的官员多受到了贬官外放的严厉处分。司马光对王安石这样处理持不同政见者非常愤慨，他提醒神宗说：“臣不胜拳拳，窃恐来者侧目箝口，以言为讳，威福移于臣下，聪明有所壅蔽，非国家之福也。”并且，他认为作为君主与宰辅不当留意“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这是司法人员的事，君相之事在于“原情制义”，“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原来支持王安石的人认为设首免之律，不仅可以开改恶从善之路，而且可以避免罪犯在自首不免后怙恶不悛，以致犯下必死之罪。但是，从后来的事实看，阿云案所造成的社会效应是很不好的。过去犯人一问不承，后虽自言，皆不得算按问。受阿云案影响，后来，即使是累问不承，也作按问处理。另外，两人同时为盗，法官先问甲犯，则甲犯作按问定罪，先问乙犯，则乙犯作按问定罪，断案不根据盗窃时所犯的罪行，而只依据审问的先后。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大概是经办案件的官员从阿云案中接受了教训吧，他们不想因断案而受到贬官的处分。天下人对此颇多非议。 八 青苗之争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九月，青苗法开始推行。它当即遭到群臣的反对。刚刚离任的宰相、判亳州富弼认为“如是则财聚于上，人散于下”，拒不执行。前执政、知青州欧阳修也“请止散青苗钱”。翰林学士范镇则认为“青苗行于唐之衰世，不足法”。十一月，司马光在进读《资治通鉴》后，也向神宗谈了自己对青苗法的看法，由此与变法派吕惠卿展开了一场辩论。这场辩论较完整地保存在《宋会要辑稿·食货》四之十八里：
光曰：“朝廷散青苗，兹事非便。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热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彼皆编户齐民，非有上下之势、刑罚之威，徒以富有之故，尚能蚕食细民，使之困瘁，况县官督责之严乎？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吕惠卿曰：“光不知，此事彼富室为之，则害民；今县官为之，乃所以利民也。昨者青苗钱令民愿取者则与之，不愿者不强焉。收获之际，令以中价折纳谷麦，此所以救贫者之无、息富人之贪暴也。今常平仓元价甚贵，经十余年乃一籴（按：当作‘粜’），或腐朽以害主吏，或价贵人不能籴，故不若散青苗钱之为利也。”
光曰：“愚民知取债之利，不知还债之害。非独县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臣闻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何？彼常平仓者，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公私俱利，法之至善者乎。及其弊也，吏不得人，谷贱不籴，谷贵不粜，反为民害。况青苗钱之法不及常平远乎？昔太宗平河东，轻民租税，而戍兵甚众，命和籴粮草以给之。当是时，人希物贱，米一斗十余钱，草一围八钱，民皆乐与官为市，不以为病。其后，人益众，物益贵，而转运司常守旧价不肯复增。或更折以茶、布，或复支移、折变，岁饥租税皆免，而和籴不免，至今为膏肓之疾。朝廷虽知其害民，而用度乏，不能救也。臣恐异日之青苗之害亦如河东之和籴也。”
上曰：“闻陕西先已行之久矣，民不以为病也。”
光曰：“家臣陕西，有自乡里来者，皆言去岁转运司擅散青苗钱与民，今夏麦不甚熟，而督责严急，民不胜愁苦。况今朝廷明有指挥，彼得公然行之乎！转运司本以聚敛为职，取之无名，
犹欲掊克，况今取之有名乎？彼干当青苗钱者，至陛下前云，百姓欣然赖此钱以为生者，皆由其口所言耳，臣所闻者民间实事也。”
惠卿曰：“光所言者，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耳。若使转运司、州县皆得其人，安有此弊？”
光曰：“如惠卿之言，乃臣前日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国家当急于求人、缓于立法者也。” 司马光太熟悉专制主义国家贪婪的本性了，在青苗法实行之初，他就预计到青苗法在全国推行必将产生与河东和籴、陕西青苗法同样的流弊，诸如督责、聚敛等等。这一点，不久就得到证实。熙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神宗的诏书不得不承认官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骚扰”的事实。二月初一，三朝宰相、河北四路安抚使韩琦也上书神宗，披露了河北在推行青苗法时所存在的严重问题：**，官府规定了乡村五等户所借青苗钱数，并且户等越高借钱越多。*可笑的是，官府还将青苗钱借给了坊郭上户，这些人户原来都是放贷者，现在却要被迫接受官府的青苗钱并付出利息。官府如不抑配，他们是决不会自愿请领的。第二，提举常平司要求各县在人户不愿请领青苗钱时，必须结罪申报，由提举司派员劝说，如劝说后有愿请者，则知县等就要受到处分。韩琦认为这样地方官怕担干系，势必要强行发放青苗钱。第三，官吏还将有物力人与近下贫户编为一保，并以前者为甲头。这样，在贫下户不能归还青苗钱时，甲头免不了要代赔。第四，青苗利息也绝非原定的二分，而是三分。第五，
青苗钱是夏秋两次发放、送纳，如果夏秋连续受灾，农民无力偿还，贷款势必无法收回，国有资产就必将流失。凡此种种，都违反了青苗法的本旨，即“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的精神。韩琦所反映的问题，引起了神宗的重视，次日，他把奏疏交给宰辅们传阅，并对他们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神宗的动摇，对王安石的打击是很大的，次日，他便“称疾家居”。此时，神宗指示宰辅废除青苗法，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欲立即执行，而副相参知政事赵抃却想等王安石复出后，让他自己废除，连日来为此争论难决。王安石听说要废除青苗法，便愤然上书辞职。神宗并无罢免王安石之意，他让翰林学士司马光连写两道答诏，挽留王安石。在第二道答诏中，有“士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王安石见状大怒，上章自辩。而神宗此时派出去了解青苗法的两名宦官回来说，百姓愿请青苗钱，又无抑配的现象，神宗轻信宦官所言，立场又倒向变法派。在变法派人物韩绛、吕惠卿的劝说下，神宗亲自起草诏书，向王安石道歉，请王安石复出主持新政。
二十日，司马光为了挽回局势，向神宗呈上了《乞罢条例司常平使疏》，在疏中，司马光说：“彼言青苗钱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势作威，陵轹州县，搔扰百姓，止论今日之害耳。臣所忧者，乃在十年之后，非今日也。”司马光为何这样说呢？他认为青苗法随户等抑配，又令贫富相兼，编为保甲，一有歉收，贫户二税尚且无法缴纳，更不要说偿还青苗钱的利息了。这样，富户要代偿同甲数家欠负。春债未毕，秋债复来。结果是贫者既尽，富者亦
贫，十年之后，富者也不会有几家了。司马光担心这样下去，万一爆发战争，所需粟帛军需从何而取。其次，司马光认为常平仓能确保“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收其利”，是保证社会稳定的良法。当时全国常平仓有钱谷一千余万贯石，如变法派一旦将它作为青苗钱放散尽净，那么，如有丰年，将用何钱平籴；如有灾年，将用何谷救济？因而，司马光认为“散青苗钱之害尤小，而坏常平仓之害尤大”。*后，司马光认为内库是“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备军旅非常之用”的，推行均输法已调拨了三百万缗，散青苗又动用数千万缗，还有其他的新法，如果这样动用下去，内库总有一天要空。十年之后，富室既尽，常平已坏，内库又空，万一内忧外患并至迭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因此，司马光请撤销条例司，废除提举常平之职，恢复常平法。青苗钱已散出去的，于丰收之年追回本钱，不取利息。但是，此时神宗已听不进司马光的意见。次日，让王安石复出主持新政。并且将韩琦的奏章交付制置条例司，令曾布撰文逐条加以批驳，布告天下。韩琦以言不见听，上疏请求解除河北四路安抚使之职，只领大名府路。王安石为了打击他，立即批准。此时司马光与宰相曾公亮、陈升之也纷纷称病求退。
尽管司马光等人未能阻止青苗法的推行，但是，常平仓法由于司马光等人的力争还是保存下来了。在熙宁三年五月丁未颁布的诏令中，神宗要求各地除了做好青苗钱的发放外，还要“每年相度留钱谷，以备非时赈济出粜”。因而，熙丰变法时期所实行的是常平仓法与青苗法并存的政策，这是司马光等人努力的结果。但是，由于官员观望风旨，谁人肯于此时卖力地推行常平仓法呢？因而，并行之旨不过是具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