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人五人六

老 槐 几名手拿电锯的工人，出现在胡同口儿的时候，“弹了弦子”的福大爷晃动着身子，迎了上去。 “当真要伐那棵老槐？”他一把攥住走在前头那人的手，沙哑的嗓子打着颤音儿。 “这一片儿胡同都得拆。” “我知道。这棵槐树呢？” “槐树？当然也要伐，那还有什么说的？”那名工人并没理会老爷子的冲动。 “伐！你们······你们能不能缓缓，再等两天？” “不行。头儿发话了，今儿必须得伐！” “这，真等不及了吗？”福老爷子可怜巴巴地看着被宣判“死刑”的槐树，叹了口气。 “老爷子，我们完不成任务，得扣奖金。”工人不动声色地脱了衣服，说话就要动手。 福大爷近乎绝望地望着老槐树，又叹了一口气，眼圈儿红了，溢出几滴混浊的老泪。 突然，他撕心裂肺地喊了一声，失魂落魄般扑向那棵老槐，伸出鹤骨鸡肤似的手臂，抱住了树身，号啕大哭起来。 工人们惊呆了：老爷子这是怎么啦？ 只有知根知底的人，才能理解老爷子对这棵老槐的情怀。老槐就是常顺大伯呀！ 每到农历二月初七的夜里，福大爷总要拎着一瓶“二锅头”，独自对着老槐聊会儿天。 “来吧，顺哥，咱哥俩儿干一杯。”然后他把酒泼在槐树上…… 农历二月初七，是常顺大伯的祭日。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胡同里扫街的常顺大伯。那时他的腰已然塌了，瘦成了一把骨头，眼睛好像总也睁不开，牙也没剩几颗。 他的身影像是印在了路面上，甭管刮风下雨，他总是挥动着那把长把儿笤帚，不停地扫呀扫呀，那种神情像是用剃刀在刮脸蛋。这条胡同一直挂着卫生先进的牌子，有心的人都晓得这是常顺大伯扫出来的。 每到月末，常顺大伯猫着腰，挨门挨户敛卫生费。他的那张皱得像干枣一样的脸，裂开几道核桃纹儿，向人们奉献殷勤的微笑。 收下钱，他的嘴里总要磨叨几句：“给您添麻烦了，您多担待。”好像这钱，他本来不该要似的。 敛得了钱，他回到那间低矮阴暗潮湿的小屋，把我叫过去：“大侄子，费心跑趟腿儿，打瓶‘二锅头’，顺便把你福大爷叫来。” 他没儿没女，好像这辈子从没结过婚，唯一的伴儿就是那把笤帚，还有酒友福大爷。 福大爷当时身子骨还硬朗。他有练武术的底子，解放前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银号，给掌柜的当保镖，解放后在工厂当了工人。 福大爷性格爽快，嘴直，说话不会拐弯儿，伤了不少人。“文化大革命”那当儿，他得罪的人当了造反派，人家翻出他的老底儿，银号掌柜的保镖。他被戴上“资本家狗腿子”的帽子，跟着被抄了家。 其实，他并没什么家底儿，红卫兵翻箱倒柜，家里*值钱的是一顶“马聚源”的羊剪绒帽子。这件“战利品”，后来归了一个红卫兵头儿。 那年，福大爷已然退休，在街道上劳动改造。头一天早晨，他拿着笤帚扫街，被常顺大伯看见了。 “嘿，您这是抢我的饭碗是不？”常顺大伯瞪起了眼。 “不，顺兄，我这是改造呢。” “改造？且轮不到你呢！” 常顺大伯把福大爷手里的笤帚夺了过来。 “别别，顺兄，我这儿少扫了一笤帚，到那边儿，就要多挨一皮带。你就让我这一回吧。”福大爷央告说。 “不行，谁敢抽你，我擎着。” 当晚，常顺大伯被造反派叫去，果然挨了一顿皮带，腿被打成了骨折。 第二天早起，常顺大伯下了床，腿疼得钻心，他愣咬着牙，爬着出了家门。他的手里拿着笤帚，爬着，也要扫街。 这哪里是在扫街呀，分明是用身体在擦路面儿。没“扫”几下，他已大汗淋漓。 恍惚之中，他发现槐树下有个人影儿，谁呢？他揉了揉眼，往前爬了几步，终于看清是福大爷。 敢情老爷子手里拿着绳子，正往树上拴套儿。他身上哆嗦起来，爬到树下，一把夺过绳子，狠狠地给了福大爷一拳：“您呀，怎么能……” 他泣不成声了。晨雾迷蒙，两位老人在槐树下抱头痛哭起来…… 福大爷“解放”那年，常顺大伯已然病得下不来床了。他是颤颤巍巍扫街时，倒在槐树下的。 福大爷拎着点心匣子和两瓶酒，去那小屋看他。他挣扎着坐起来。 “我没事儿，真，没事儿。”他苦笑道。 “我知道你没事儿。”福大爷眼里汪着泪，长长叹息了 一声。 “您······您带着酒呢？” “没它，我怎么能来见老哥哥？” “好呀！咱哥儿俩满上。”常顺大伯哆里哆嗦从柜橱里，找出两个破了边儿的酒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