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内容简介

本书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需要与理论研究的不足，以中国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和传导渠道为研究对象。鉴于金融发展概念的复杂性，本书将金融发展概念分解为金融深化、金融结构优化、金融市场竞争增强、金融市场效率提高和普惠金融发展五个维度进行研究。本书首先系统分析了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然后从以上五个维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演变进程，并分别构建理论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与传导渠道，同时使用中国省级区域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本书指出，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应进一步系统地优化金融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

前言

前 言
<p><strong>前</strong> <strong>言</strong></p> <p> </p> <p>在新中国成立和改革开放长期探索与实践的基础上，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不断取得新突破，从而使得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逐渐趋于成熟。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断。随后，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理论进行了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现阶段，从国际上看，大国博弈形势错综复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不断挑起贸易摩擦，继而进行技术围堵，金融打压，甚至不惜开启“货币战争”；从国内看，人口、资源和环境等结构性因素的变迁使得资源驱动型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无以为继，亟须转变为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创新，尤其是现代复杂性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以企业为主的创新网络，因此需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持续推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才能不断突破关键技术、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实现中国科技的自立自强。</p> <p>Schumpeter（1934）*初研究创新时就十分强调金融的重要作用，他指出：“银行家已不仅仅是生产商品购买力的中间商，由于所有储蓄都流向他，对自由购买力的总需求也就向其集中，银行家就可以取代资本家或者变成其代理人，他就能以社会的名义授权企业家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Hicks（1969）在研究中也指出新技术在市场化阶段需要稳定的金融支持，一个发展滞后、流动性不足的金融市场很难帮助企业完成技术创新。随着研究的深入，Levine（2004）将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主体功能总结为五项：动员和集聚储蓄、生产信息和配置资本、监督和管理企业、规避风险、便利化贸易。金融对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支撑和促进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理论和经验证明，但现有的研究还比较分散，尤其是对中国情境下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机制还缺少系统性研究。</p> <p>中国实体经济已经快速经历了简单的手工生产、大规模生产、柔性协同化生产阶段，目前正向复杂的智能网络化生产迈进。智能网络化生产阶段使用的是复杂性技术，而复杂性技术的创新通常具有投入更大、周期更长、风险更大等特征，且创新会在不确定的节点上涌现。因此，复杂性技术创新需要更大规模、更加稳定和持续的资金投入。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也需要资金来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单靠其内源融资很难持续进行大规模的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资，因而复杂性技术创新活动更加需要金融市场的强有力支持。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中国金融市场已经彻底摆脱了浅短状态，金融机构体系日趋完备，金融监管体系不断优化，金融市场的厚度、宽度和自由度都获得极大提升，以市场为基础的利率、汇率制形成机制趋于成熟，人民币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配置国内国外两种金融资源的能力日益增强。但从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支撑来看，目前仍存在创新结构与金融结构不匹配、金融市场竞争不充分、金融部门市场势力较强、金融普惠性较低等问题。党的十九大报告、二十大报告，以及国家“十四五”规划等中央重要文件都强调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尤其是技术创新活动。因此，研究中国情景下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和传导渠道，以及金融优化发展路径等问题既可以进一步丰富金融与技术创新关系的理论，又契合国家以金融发展促进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大局，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p> <p>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理论创新需要，本研究以中国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和传导渠道为研究对象，同时鉴于金融发展概念的复杂性，本研究将金融发展概念分解为金融深化、金融结构优化、金融市场竞争增强、金融市场效率提高和普惠金融发展五个维度。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步于计划经济，金融体系的发展也肇始于“大一统”的金融体系，所以本研究首先系统地分析了中国金融体制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然后从五个维度上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发展的演变进程；接着，在五个维度上分别构建理论模型研究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机制与传导渠道，同时使用中国省级区域的经验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金融深化能够通过金融市场厚度增加、金融市场宽度拓展和金融市场自由度提升三个维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以风险包容性增强为表征的金融结构优化能够提升金融结构与创新结构的适应性，从而促进企业对关键技术、核心技术等复杂性技术的突破；金融市场竞争的增强能够通过融资成本降低机制、融资约束缓解机制和人力资本回流机制三个渠道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金融市场储蓄动员、信息甄别、资源配置等金融效率的提升亦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途径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普惠金融推进的过程中也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融资价格、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途径拓展企业技术创新可能性空间，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p> <p>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应进一步系统地优化金融发展，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以市场化改革为抓手，继续推进金融深化战略，建设金融强国；积极推进中国金融结构转型升级，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金融结构对创新的风险包容性和风险承担能力；多措并举推动金融业市场竞争，降低金融机构尤其是头部金融机构的市场势力；提升金融系统对实体经济和技术创新服务的主体功能效率；多维度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尤其是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疏通传导渠道，提升金融发展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作用效能。</p>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千慧雄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南京大学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长期从事技术创新问题研究，在《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0多篇，出版专著1部。

安同良 南京大学商学院院长，南京大学数字经济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YU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2014—2019年），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领军人才计划入选者（2018年）、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2018年），教YU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2005年）。长期致力于创新经济学、数字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复杂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中国工业经济》、Industry and Innovation等发表论文80多篇。曾获国家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次、二等奖2次，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3次，2023年获“第六届刘诗白经济学奖”，主持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构建了创新分级测度、“卡脖子”技术测度算法、互联式创新等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