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不像说母语者:作为后殖民体验的言语

本书特色

◎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杜克大学华裔学者

揭开语言未痊愈的创伤，重新定义后殖民研究的具身感知边界

◎学者好评推荐

一部简短精悍却权威的著作。

——乔安妮·利奥（Joanne Leow），西蒙菲莎大学副教授

本书对后殖民研究中语音与语言的相关论争做出了激动人心、充满智慧的重要贡献。

——扎希德·R. 乔杜里（Zahid R. Chaudhary），普林斯顿大学副教授

周蕾提出了另一种有关身份与隔阂、记忆与遗忘、双语和失语的探索性问题，并对法农、本雅明、德里达、阿切贝和恩古吉的语言进行富有洞见的讨论。《不像说母语者》充满挑衅，却也不可或缺。

——罗兰·格林（Roland Greene），斯坦福大学教授

《不像说母语者》读起来像一部伟大的小说。透过一幕幕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与当代场景，周蕾为后殖民和流散研究再次做出宝贵的贡献。这次她面对的是尽管棘手却至关重要的“言语”问题，即母语或口音的丧失导致的身体种族化。她审视了那些身处不平等语言和政治经济之间的人所遭受的损失与影响。她的学术态度一如既往地无畏、诚实、审慎。

——斯马洛·坎布雷利（Smaro Kamboureli），多伦多大学教授

内容简介

《不像说母语者：作为后殖民体验的言语》是华裔文化批评家周蕾基于种族、语言、身份认同的研究作品。出于自身对身份认同的敏感，周蕾观察到语言带来的不平等与失语，反思不同肤色和阶级的语言与写作，认为语言实际上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秩序。 从德里达对法语的自传性反思入手，到与非洲小说家钦努阿·阿契贝同等的对语言先天论的烦恼，继而“揭开语言尚未痊愈的伤疤”，作者潜入巴金、梁秉钧、马国明、本雅明、保罗·利科等人的文本，重新思索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与跨语言现象所带来的失落感。本书不仅重新定义了后殖民研究中的地缘政治边界，还展示了如何将历史经验与基于声音和剧本的习惯、实践、情感、想象联系起来。

前言

导论
肤色——关于语言、后殖民性和种族化

巴拉克 · 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开始的地方，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一场遭遇：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大使馆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黑人双手的特写照片。他注意到，这双手“有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好像血液从肌肉中被抽掉了一样”。奥巴马继续讲述道：
我想，这双手的主人一定病得很严重。一个辐射的受害者，或者，也可能是患白化病的人。几天前我在街上曾经看见过一个那样的人，我母亲是这样对我解释的。在我读了这张照片的配文后，才发觉事情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根据文章的解释，这个男人接受了一场医学处理以淡化其肤色。他用自己的钱支付了治疗费用。他对努力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表现出一些懊悔，他为事情出现如此糟糕的结果表示难过。但事情的结果是不可逆的。为了广告里承诺的作为白人的幸福，成千上万的黑人男女像他一样，回到美国做了同样的治疗。1<p><strong>导论</strong></p> <p>肤色——关于语言、后殖民性和种族化</p> <p> </p> <p>巴拉克 · 奥巴马（Barack Obama）在其回忆录《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开始的地方，回忆了他童年时期的一场遭遇：他在印度尼西亚的美国大使馆看到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张黑人双手的特写照片。他注意到，这双手“有一种奇怪的、不自然的苍白，好像血液从肌肉中被抽掉了一样”。奥巴马继续讲述道：</p> <p>我想，这双手的主人一定病得很严重。一个辐射的受害者，或者，也可能是患白化病的人。几天前我在街上曾经看见过一个那样的人，我母亲是这样对我解释的。在我读了这张照片的配文后，才发觉事情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根据文章的解释，这个男人接受了一场医学处理以淡化其肤色。他用自己的钱支付了治疗费用。他对努力想把自己变成一个白人表现出一些懊悔，他为事情出现如此糟糕的结果表示难过。但事情的结果是不可逆的。为了广告里承诺的作为白人的幸福，成千上万的黑人男女像他一样，回到美国做了同样的治疗。1</p> <p> 成年后的奥巴马仍然记得，当年那个九岁小男孩发自内心的感受：“我感到我的脸和脖子都发烫了。我的胃开始痉挛；这一页上面的字体开始模糊……我恨不得从椅子中跳出来……想要某人来给我解释并保证。”他的具身反应转变成了失语症：“像是在梦境中，我对自己新发现的恐惧发不出声音。”2这种失声正是我后面将要继续讨论的，是可被称作“极限体验（limit experience）”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个说法来自福柯，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已经抵达了其确信的事物的尽头，并触碰到了深渊的边缘。虽然这样的描述已经足够直接，但另一个问题又凸显了：失语症（发声或言说遭到限制）与种族化关联在一起时，该如何理解？种族化是这个故事中正在发挥作用的另一重要因素。</p> <p> </p> <p>种族化作为与语言的一场遭遇</p> <p> </p> <p>请允许我专门以一个著名的理论场景的谱系学方式，切入这个问题。奥巴马的叙述一开始就简洁地传达了那个年幼的黑白混血儿的创伤，这与弗朗兹 <strong>· </strong>法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em>Black Skin, White Masks</em>）中的痛苦记忆一样引人注目，后者遭遇了他者从外部以武断的形式进行定性的过程：“肮脏的黑鬼！”“看，一个黑人！”3 在奥巴马和法农的境遇中，刻骨的震惊、自卑、脆弱和一无是处的感受，构成了强加于有色人种群体的强迫性反思的组成部分。在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可视的语域中，黑人不得不被自己和自己同类的客体化所惊吓。通过陌生人的习惯性方式凝视自己（法农），或在一次偶然中，通过一张另一个黑人对自己所做的事情的照片（奥巴马），种族主要被理解并呈现为一出视觉上的戏剧，它强调了当一个社会蔑视黑人就像对待某些肮脏的东西时，被视为黑人 意味着什么。</p> <p>虽然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章致力于探讨“黑人与语言”，但种族客体化和语言工作之间的关键联系，在当代学术研究中似乎被讨论得不够充分。对法农来说，殖民脉络中的语言，是把殖民者的语言强加给被殖民者，并要求后者掌握。如法农所言，这种对殖民者语言的掌握，甚至是其所谓的“种族表皮计划”中的另一种价值交换。“安的列斯黑人变白的程度——也就是说，他将更接近一个真正的人——与他掌握法语的程度成正比。”4换句话说，（法语）语言知识的获得，就相当于白人性的获得。借助这种他者的生物符号学，掌握语言被翻译并接受为肤色的价值。这种生物符号学不是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自明的东西，而是应当进一步阐述的东西。要开始这种阐述，我们必须问一个具有迷惑性的简单问题：确切地说，这里的语言是什么？</p> <p>我们再思考一下法农发出的感慨：“肮脏的黑鬼！”和“黑人！”这些言论被制造出来首先是为了给他者命名。沃尔特 · 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关于人类语言的写作，使他在这个方面成为一名有趣的（如果多少有些出乎意料的话）对话者。和语言哲学传统中的一些前辈一样，本雅明在讨论语言时依据的是心理的内在性，即人类特有的一种内在的理解力。虽然这种方法一点也不吸引人，但本雅明的思考具有启发性的是其矛盾的一面，这些思考具有雅努斯般的两面性——宗教性的神秘主义和 20 世纪早期革命性的乌托邦主义。比如，当论及语言，本雅明就特别关注命名的行为，正如他的文章所示，该行为变戏法般地带出一个神圣的创造性观念。与此同时，就像本雅明的思想特征那样，命名行为也是关于共同体形成可能的世俗化视角的关键。这里的关键节点是摹仿：作为语言中决定性的关键内容，命名与摹仿密切相关，它有生产相似性的能力。本雅明写道，名称（言外之意就是人类的语言）是相似性的非感性形式（因为和具体的物理性实体相比较，词语是抽象的）；命名就是建立起“由事物构成的神奇共同体”的东西，它是“非物质的、纯精神性的”，它借助声音得以符号化。5                                                              在命名与摹仿的等式之间，存在一个可以被认为是社会政治原型的步骤。本雅明认为，通过给事物命名，我们事实上是在摹仿它们，也就是说变得和它们相像。命名（他者），与（他者）相像，（和他者）形成社会关系——这就是我们从世界获取知识的方式。</p> <p>如果说本雅明的神学和浪漫沉思被转移到了一种社会政治框架中，那么，名称所指代的正是一个接触区域。从理想的角度说，名称是一个位置，在这里，象征性的相似、相遇、对等、交换以及整合，都由世界所创立。在人类与事物的无声世界之间的潜在联结，事实上是相似，这使我们可以把命名转变为一种非常有力的、述行性的姿态：通过命名某物，我们授予它一个原本不具备的身份——通过这个身份，被命名的事物作为我们的关系、我们的同等物、我们的共同体而变得生机勃勃；通过这个身份，被命名的事物可以接触（并影响）我们，就像我们能够接触（并影响）它一样。</p> <p>然而，正是由于这些潜在的共通性和相似性，名称才显得尤其危险。正如本雅明所描述的那样，当命名的姿态不仅仅被应用在沉默的物的世界，而且还被用于人类的其他群体时，在命名者和被命名的事物之间的那些不稳定且相反的对应和整合，就会变得不受控制。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这类命名行为就不再仅仅是指定一个名称，同时还必须作为一种称呼、一种召唤被接受。6这就是法农的论述中的命名行为面临的情形。</p> <p>通过被命名为“肮脏的黑鬼”和“黑人”，这个黑人在视觉上瞬间被客体化，可以说在同一时刻，其存在感也得到召唤。法农的著作于 1952 年首次以法语发表，他在其中令人心酸地预示了主体的询唤，后来路易 · 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在其广为引用的《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1970 年首次以法语发表）中对此进行了论述。特别是，阿尔都塞为了分析得更加清晰，他把询唤的过程切分成两个连续的时刻，体现为两个沿着街道行走的人物。**个是发出匿名召唤的警察（或其他陌生人），这个召唤并没有一个具体的名字——“嘿，你！”然后，就有一个默认的转身，阿尔都塞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被召唤的人以 180 度的转身去回应这个召唤。这个转身的动作就是一种反馈，相当于在说“是的，那是我”，这就完成了匿名召唤发起的循环，主体由此生成。对阿尔都塞来说，当个体回应的第二个时刻，也就是“相信 / 怀疑 / 知道那是在叫他，比如，承认‘他的确是’召唤的对象”时，意识形态才成功地完成了其动员主体的任务。</p> <p>…………</p>

作者简介

周蕾（Rey Chow），出生于香港，斯坦福大学博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现任教于杜克大学。目前的学术工作集中于后结构主义理论的遗产、语言作为后殖民现象的政治，以及视觉技术与数字媒体时代生存经验和知识范式变迁。著有A Face Drawn in Sand: Humanistic Inquiry and Foucault in the Present，Entanglements, or Transmedial Thinking about Capture，The Rey Chow Reader等。已出版中译版的有：《温情主义寓言：当代华语电影》《世界标靶的时代》《原初的激情》《理想主义之后的伦理学》《妇女与中国现代性》等。

译者简介：

周云龙，博士，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和跨文化戏剧研究。著有《别处的世界：早期近代欧洲旅行书写与亚洲形象研究》《越界的想象：跨文化戏剧研究》，译作有《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卷**册）和《大陆的神话：元地理学批判》（合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