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审美进阶

本书特色

人人都会审美，但“审美”到底是什么？是眼见即成吗？它的背后有观念与模式之分吗？本书以“审美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这个问题为核心，逻辑性地分析“审美”这种人类能力的构成，概括出几种关于“什么是审美”的理论模式，并比较这些理论模式之间的异同与相互的冲突和融合，对“什么是审美”这个问题给出总体性的与历史性的回答，同时将之与具体的审美实践结合起来。

内容简介

本书的*终目的，是让读者在对“审美”这一行为有个整体的认识之后，形成自己的审美观，并以此种审美观为指引进行具体的审美实践，让他们在展厅中、舞台前、自然里，自由而自信地表达自己的审美愉悦。这是作为一名美学教师的理想，如果能够成功，那么笔者对美学的研究就是有意义的。

相关资料

在18世纪中叶之前，人们对于“审美”这样一种人类活动的认识，是用“趣味”或者“品味”（英文中是同一个词——taste）这样的词来描述的，这个词可以描述一顿饭、一件衣服，或者一个人，也可以描述山水、园林或某种艺术品。除了提供“愉悦”，人们并不觉得这种活动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认为这种“愉悦”是“好的”（fine）或者“优雅的”（elegant），它只是“享乐”的一种特殊形式。1750年之后人们开始用“aesthetics”这个不恰当的词来命名审美活动，并且赋予了它超越于“感性”与“愉悦”之上的许多“意义”，审美甚至成为一种教育、救赎与解放的手段。然而两百多年之后，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文化的大众生产似乎放弃了对于审美的价值期许：凡是源自感性的愉悦，都被划到了“审美”名下，快感、刺激、新奇感、欲望的挑逗、惊栗体验……都被纳入审美，这是一个泛感性的时代，这是一个泛审美（pan-aestheticization）的时代。泛化往往意味着取消，如果不甘心审美的消失，就需要反思一下，审美这种人类活动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根本目的是什么，根本价值在哪里。
在18世纪之前，对“审美”的研究与反思，一直不是哲学或者人文学科的一个独立领域。出于美学史研究的需要，我们把古老诗学的创作论部分、造型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理论部分，以及修辞学的理论部分，特别是形而上学中关于本体的“完善”以及本体之显现部分，都纳入“美学”的学科体系中，但真正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审美”？这是启蒙现代性的一个部分。提出这个问题，既是哲学进入认识论阶段之后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人类精神成熟的一个“必然”。作为一个副产品，感性认识的性质及其意义是哲学中的认识论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作为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然”，精神愉悦的途径与方式，以及人类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现象及其意义，特别是一个认识论的希冀——通过直观而达乎理念，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人类的理性去追问人类心灵中非理性的部分对于认识和人生的意义。这个“必然”使得“审美”稀里糊涂地以“aesthetics”这个不恰当的词作为自己的名称，也迫使人类把“审美”作为一个独立的反思对象进行研究。
这一提问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8世纪。这个事件的前提是人们对于人类的文化“创造”的期待与反思。当维柯在1725年或者更早一点提出“诗性智慧”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和许多17、18世纪的哲学家一样，相信“自然”是“神”创造的，其中包含着我们必须接受的“先验和谐”与“规律”，但在人文历史领域，无论是语言修辞还是历史遗迹，都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果。如果说理性是一种“自然的能力”，人类还有其他的属人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决定着人类可以具有“创造力”。为此，维柯提出了与理性不同的“诗性智慧”。

在18世纪中叶之前，人们对于“审美”这样一种人类活动的认识，是用“趣味”或者“品味”（英文中是同一个词——taste）这样的词来描述的，这个词可以描述一顿饭、一件衣服，或者一个人，也可以描述山水、园林或某种艺术品。除了提供“愉悦”，人们并不觉得这种活动有什么大不了，只是认为这种“愉悦”是“好的”（fine）或者“优雅的”（elegant），它只是“享乐”的一种特殊形式。1750年之后人们开始用“aesthetics”这个不恰当的词来命名审美活动，并且赋予了它超越于“感性”与“愉悦”之上的许多“意义”，审美甚至成为一种教育、救赎与解放的手段。然而两百多年之后，也就是在我们的时代，文化的大众生产似乎放弃了对于审美的价值期许：凡是源自感性的愉悦，都被划到了“审美”名下，快感、刺激、新奇感、欲望的挑逗、惊栗体验……都被纳入审美，这是一个泛感性的时代，这是一个泛审美（pan-aestheticization）的时代。泛化往往意味着取消，如果不甘心审美的消失，就需要反思一下，审美这种人类活动的根本特征是什么，根本目的是什么，根本价值在哪里。

在18世纪之前，对“审美”的研究与反思，一直不是哲学或者人文学科的一个独立领域。出于美学史研究的需要，我们把古老诗学的创作论部分、造型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理论部分，以及修辞学的理论部分，特别是形而上学中关于本体的“完善”以及本体之显现部分，都纳入“美学”的学科体系中，但真正问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审美”？这是启蒙现代性的一个部分。提出这个问题，既是哲学进入认识论阶段之后的一个副产品，也是人类精神成熟的一个“必然”。作为一个副产品，感性认识的性质及其意义是哲学中的认识论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作为人类精神成长的“必然”，精神愉悦的途径与方式，以及人类感知世界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情感现象及其意义，特别是一个认识论的希冀——通过直观而达乎理念，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人类的理性去追问人类心灵中非理性的部分对于认识和人生的意义。这个“必然”使得“审美”稀里糊涂地以“aesthetics”这个不恰当的词作为自己的名称，也迫使人类把“审美”作为一个独立的反思对象进行研究。

这一提问是一个事件，这个事件发生在18世纪。这个事件的前提是人们对于人类的文化“创造”的期待与反思。当维柯在1725年或者更早一点提出“诗性智慧”这个概念的时候，他和许多17、18世纪的哲学家一样，相信“自然”是“神”创造的，其中包含着我们必须接受的“先验和谐”与“规律”，但在人文历史领域，无论是语言修辞还是历史遗迹，都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果。如果说理性是一种“自然的能力”，人类还有其他的属人的能力，正是这些能力决定着人类可以具有“创造力”。为此，维柯提出了与理性不同的“诗性智慧”。

维柯认为，作为人类认识能力的“直观”与“想象”也可以达到一般性，并且是创造性的。他以神话、寓言、宗教，甚至形而上学为例，它们得以产生的认识机制不是源自理性，而是一种前理性能力，在直观与想象背后，隐藏着一种智慧。他把所有具有创造性的，都称为“诗性”的，认为“诗”这个词在古希腊时代就是“创造”的意思，人文社会领域中的一切现象与事物，相比于自然，都是人类创造的，因此维柯在前面都加上了“诗性”一词。而“智慧”一词，一方面是追寻一般性，另一方面是追求完善，追求人的实现，同时也是为意志与实践立法并促成实践目的的实现。“诗性智慧”这个概念在原初意义上是具有创造性的人类思维能力，但维柯把它和理性思维对立起来，强调想象力和感性意象在思维中的基础性作用，因而诗性智慧的含义就收缩为诗性思维或者形象思维，成为凭想象进行思维创造的能力，即通过感性形象认识、表达和呈现一般性的能力，它是记忆、想象、创造三者的融合。

维柯关于诗性智慧的研究实际上揭示出“艺术创作”与“审美”具有独特的认识论根基，它与理性认识是不同的。他意识到这是一种认识的“智慧”，但没有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单独区分。

区分是由鲍姆嘉通完成的，这个德国人在1730年到1750年之间，从认识论的角度对人的“感性”认识，包括“审美”进行了分析。什么是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指，在严格的逻辑分辨界限以下的，表象的总和”。他把感性认识归纳为“表象能力”，但这种能力不仅仅是简单的直观，不仅仅是感性杂多的获取能力，而是一种“思维”，具有一种类似理性的能力。他先给出了他认为的“类似理性”能力：（1）认识事物的一致性的低级能力，（2）认识事物差异性的低级能力，（3）感官性的记忆力，（4）创作能力，（5）判断力，（6）预感力，（7）特征描述的能力。这些能力显然是与低级认识能力相通的。而后他解说“理性”，用了智慧（wit）、特性、证明、普遍性、提炼（reduce）等词。在没有进行逻辑层次区分的情况下，又罗列了统一性（indifference）、愉快（pleasure）与不愉快。关于愉快与不愉快，他的解释很有趣，愉快或不愉快源自对对象完美或不完美的直觉，也源自对对象真实或不真实的直觉，真实带来愉悦，不真实则带来不悦。尽管愉悦或不愉悦是从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但它源自理性对于真实的认识与区分。之后，欲求（desire）也被列出来，并且被分为高级欲求与低级欲求，并且从“自发”“选择”与“自由”的角度分析欲求。这个序列再加上想象力（同时代的哲学家们有时用幻想、虚构等词来表达与“想象力”相同的意思），以及它们的基础表象能力，这构成了他所认为的全部的aesthetics——“审美能力”或“感性能力”。鉴于这个词是在讨论鉴赏问题和今年人们所说的审美问题时提出的，因此这个词被东方人译为“美学”或“审美”，鲍姆嘉通作为命名者，成为“美学之父”。

作者简介

刘旭光，复旦大学博士，现为上海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青年长江学者。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艺术的审美理论话语研究》首席专家，中华美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理事，主要从事中西方美学史与美学理论以及艺术理论的研究。著有《海德格尔与美学》《欧洲近代艺术精神的起源——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与艺术》《“存在”之链上的美学——形而上美学的演进史》《艺术与真理》等，在包括《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在内的CSSCI 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