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学科的混沌

本书特色

自古尔德纳的《社会学即将到来的危机》以来，我还没有读到过比《学科的混沌》更好的关于社会学的著作。这本书文笔优美，内容引人入胜，观点大胆且发人深省，其原创性甚至超出了自身理论的预期。这本书不仅将对社会理论产生深远影响，还将塑造科学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的发展。
——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
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高级研究员

阿伯特在书中运用多种风格，从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到卡桑德拉般的预言性，再现“穿刺者”弗拉德的锐利与毫不留情的剖析。他通过制度和哲学的视角，写下了一部内容深刻、激发思考、又极具启发性的思想史。没有哪位前人能如此系统地阐释“我们一他们”的区分对社会科学组织的重要性。更为难得的是，阿伯特还揭示了分形分化如何塑造了整个社会生活。这些观点并非虚无缥缈，而是扎实且深刻的理论探索。
——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
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讲席教授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就像阿伯特本人一样，《学科的混沌》绝顶聪明且注定会引发争议。它为社会科学注入了一股迫切需要的动力，推动这一领域突破那些随意设定却已经成为发展桎梏的固有框架。
——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会科学校级特聘教授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前院长
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

内容简介

绝大多数知识社会学家都研究知识生产和权力关系网络之间的关系，而不关心知识演进本身的规律，安德鲁·阿伯特以其独特的研究取径，将学科分析和数理形式模型方法结合起来，富有学术原创力。全书的核心内容与章节排布类似巴洛克音乐，前五章构成了一个紧凑精致的主题，第六、七章则是野心更大的变奏。作者在处理跨学科和建构主义时尤其精妙，发人深省。

前言

上大学的时候，我主修的专业是“历史与文学”,专门研究18、19世纪的英国。据说有一种研究历史与文学的方法，但我一直没弄明白。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会和另一名叫杰伊的同学一起去上个别辅导。我们讨论菲尔丁或皮特或沃尔波尔，他会先说一些有深度的心理学论点。于是当我们的助教哈罗德转向我，提出下一个问题时，我也会做一些心理学上的评论。哈罗德的脸色会黯淡下去，然后转向杰伊。而杰伊则会马上提出一些精妙的经济学论点，哈罗德的脸就会亮起来。下一轮我会试着用经济学唤起他同样的反应，然后看着杰伊成功地转向机巧的政治分析。轮到我尝试政治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心理学。我总是不合时宜，看不出哪种分析适合哪个问题。
我一直以来都有点太折中(edlectic)了。我无法下定决心是成为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对这两个方向我都学了我所能学的。我在大学里选修的课程大部分在专业以外（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没搞明白自己专业的原因）。在不知道要进入哪个领域的情况下，我缓缓走向了研究生院。我选择社会学是因为比起其他社会科学，它更能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我进入社会学，我就不用自己下定决心了。一场意外帮助了我。由于我误解了申请说明，把一些材料寄给了社会学系，我的另一项研究生申请——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遭到了拒绝。结果，我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录取（并参加了该系的学习，*终成为该系的系主任），而根据我自己对录取过程的理解，我从未申请过该系。<p>上大学的时候，我主修的专业是“历史与文学”,专门研究18、19世纪的英国。据说有一种研究历史与文学的方法，但我一直没弄明白。在一年级的时候，我会和另一名叫杰伊的同学一起去上个别辅导。我们讨论菲尔丁或皮特或沃尔波尔，他会先说一些有深度的心理学论点。于是当我们的助教哈罗德转向我，提出下一个问题时，我也会做一些心理学上的评论。哈罗德的脸色会黯淡下去，然后转向杰伊。而杰伊则会马上提出一些精妙的经济学论点，哈罗德的脸就会亮起来。下一轮我会试着用经济学唤起他同样的反应，然后看着杰伊成功地转向机巧的政治分析。轮到我尝试政治的时候，他又回到了心理学。我总是不合时宜，看不出哪种分析适合哪个问题。<br />我一直以来都有点太折中(edlectic)了。我无法下定决心是成为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对这两个方向我都学了我所能学的。我在大学里选修的课程大部分在专业以外（也许这就是我一直没搞明白自己专业的原因）。在不知道要进入哪个领域的情况下，我缓缓走向了研究生院。我选择社会学是因为比起其他社会科学，它更能让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我进入社会学，我就不用自己下定决心了。一场意外帮助了我。由于我误解了申请说明，把一些材料寄给了社会学系，我的另一项研究生申请——芝加哥大学的社会思想委员会——遭到了拒绝。结果，我被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录取（并参加了该系的学习，*终成为该系的系主任），而根据我自己对录取过程的理解，我从未申请过该系。<br />折中主义者总是在争论中败下阵来。他缺乏必要的封闭心态，不能像别人对待自己的立场那样轻视对方。当然，在互动中我和其他学者一样，也会假装表现出这种蔑视。但我通常会急着去补上我刚刚否认的东西。并且我从来没能愉快地做到完全无视智识生活的某些领域——比如说数学或历史——这样的无视使我一些同事的生活变得十分简单。<br />为了迫求折中主义，我在过去的十五年里一直在努力消除一些令人厌恶的智识界限，尤其是在社会学和同类领域的阐释性和实证主义工作之间的界限。我将一些理论和方法绑在自己身上，并以我称为“叙事实证主义”的杜尔西尼娅的名义，冲向大风车。结果是来自叙事论者和实证主义者的恶意，他们虽然对跨学科的兴趣很深，但不想被同时提及。对于每一方来说，我都是可恨对手的先锋。的确，一名折中主义者总是因为忽视了自己事实上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而受到攻击。大约十年前，有一次我在罗格斯大学的跨学科中心讲了一篇论文后，一位历史系的研究生把我拉到一边，平静地告诉我：“你知道，你真的应该读一下戈夫曼(Erving Goffman)这家伙的论文。”<br />实际上，我于1986年9月在该中心发表的一篇早期论文中包含了我对本书基础思想的首次讨论。本书源于我试图理解人们对我的折中主义的反应。在我思索问题的这些年里，支持我研究这些问题的主要机构是社会科学史学会(Social Science History Association,SSHA)。我*初的反思于SSHA会议提出，并得到了丹尼尔·斯科特·史密斯(Daniel ScottSmith)和埃里克·蒙科宁(Eric Monkkonen)等人的鼓励和支持。本书的两章——关于建构主义和历史社会学的章节——在SSHA会议上首次亮相（分别于1991年和1990年）。关于历史社会学的一章基于1991年在该学会的杂志《社会科学史》(Social ScienceHistory)上发表的早期版本。关于建构主义的章节曾以影印的形式相当广泛地流传，题为“所以现实是社会建构的：那又怎样？”无论如何，在我的经验中，SSHA一直是唯一真正在对特定的范式和主题事项怀有强烈个人承诺的同时，由折中主义统治的学会。<br />尽管共享了SSHA那两篇论文的智识计划，但有关“分形区分”的其他两章首先出现在他处。第二章（有关压力）于1987年首次提交给福特汉姆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以及西班牙裔研究中心，在此我要感谢邀请我的道尔·麦卡锡(Doyle McCarthy)和约翰·哈克尔(John Huckle)。正是在这种对单一的实质性科学文献进行经验调查的过程中，我**次开始想象一种关于学术分歧的普遍的理论分析。在承担许多压力之后，该论文较早的版本发表于1990年的《社会学论坛》(Sociological Forum)。<br />关于分形区分的一般性论文（**章）稍晚才出现。这是我1993年在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就职演讲。那是一个很棒的场合，充满了友好的嘲笑和皱着眉头的怀疑，听众虽喧闹但或多或少愿意倾听。对于在这里发表的版本，我已（略微）修改了其样式。<br />当我详细阐述这种对学科及其怪异行为的文化分析时，我对社会结构产生了一项相关的见解。这是许多其他人之前就发表过的见解，其中**位（据我所知）是伟大的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E.EEvans-Pritchard)。该见解认为许多社会结构在大尺度和小尺度上看起来都一样。我在罗格斯大学时期的一位同事，人类学家迈克尔·莫法特(Michael Moffatt)的工作中**次碰到了一个明显的例子。在档案中积累了足够多的其他例子之后，我写作了第六章的原稿（1988年）。该草稿在接下来的十年里通过影印本流传，标题为“自相似的社会结构”。这份草稿源自1987年的压力论文，包含了一项关于分形区分的简短推测，并逐渐发展成为本书开头的四章。<br />本书的第五章和第七章写于1997—1999年。至此，所有较早的论文都已经以草稿甚至出版物的形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是在我担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部部长的艰难时期（1993—1996年）被搁置了。<br />第五章旨在将前四章置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背景下。显然这要归功于我之前关于职业(professions)的工作。虽然看起来不那么明显，但这章同样强烈地归功于我作为部长，在试图促进（改善？）世界上*伟大的社会科学家集合之一的知识回旋中所获得的实践经验。<br />第七章来自1994年12月的一次美国社会学会(ASA)出版委员会会议，在会后的晚餐时，我与葆拉·英格兰(Paula England)和其他人进行了长时间、友好且略微醉醺醺的争论。我像往常一样在争论中败下阵来，但这次经验激发了我的理论思考。该章节关于道德，与我发表的任何其他文章都大不相同。与许多同龄人的作品相比，我的作品中少了一些公开的道德和政治判断。这部分是因为我相信不要在学术工作中做出此类判断（事实上，我相信这种排除是可能的）,部分是因为我根本没有像许多朋友和同事那样，致力于改变世界的各个方面。但是我希望在这里中将本书的一般论点延伸到理解道德-政治与学术判断之间的关系上，自从我在读研究生的第二年首次读到了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以来，这个话题就一直困扰着我（与许多朋友不同，我没有发现韦伯或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与我自己的看法接近）。<br />虽然对折中主义以及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的原则性辩护是我试图通过本书实现的个人目标，但理解社会学的近代发展是本书的实质性目标。在我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我明显地感受到了折中主义和专一的奉献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通过反思这一个人的关注问题来打磨我的理论。所以这本书直接反映了过去三十年来社会学的发展：帕森斯主义和标签理论的消亡，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以及新的科学社会学的兴起，某种风格的经验主义的主导地位，社会建构主义的各种伪装，等等。因此，阅读本书的另一种方式是将其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报告来读：固执己见，但在某种程度上仍讲究证据。<br />我的智识债务依旧。芝加哥的同事们一直给予我支持，这也让我感到兴奋。在我搜集的文件中，我发现了来自国内外的许多同事对本书中论文的书面评论：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乔·霍珀(Joe Hopper)、雷恩·达斯顿(Raine Daston)、汤姆·吉林(TomGieryn)、伯尼斯·佩斯科利多(Bernic Pescosolido)、艾伦·西卡(Alan Sica)、约翰·科马罗夫(John Comaroff)，以及印第安纳大学社会学系的各位同学，他们对**章进行了评论。本书还反映了苏珊·盖尔(Susan Gal)的精妙读法，但是我不应该列出。我曾与很多人谈论过这些观点，不可能一一列举。就像本书的理论一样，我只是简单地承认我所有的想法*终都来自别人。<br />在物质方面，我应该记录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Nuffield Col-lege)院长和研究员的善意支持。我在1998年的希拉里学期短暂地停留在纳菲尔德，期间重新起草了第六章，又开始了第七章，并在1999年圣三一学期的另一次访问中完成了整篇手稿的*终（嗯，几乎是*终定稿）修订。对于一位过度劳累的学者来说，没有什么比在一个有良好支持的环境中远离正常的工作，静静地独处更好的礼物了。这是纳菲尔德一再给予我的，对此我非常感激。<br />写出自己的个人致谢有点像写大学的校友公告。“苏茜和我仍然是夫妻，住在斯卡斯代尔。”老套，但事实如此。恰好，苏茜和我在芝加哥仍在一起并很幸福。本书用了十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发展起来，其间美国电报与电话公司(AT&T)的衰落严重破坏了苏茜的工作生活，而伍迪(Woody)的到来给我们带来新的乐趣和痛苦。苏茜和伍迪忍受了我的自我沉浸和小气，这超过了任何人所必须承受的范围。为了避免读者犯我有时犯的错误，请允许我清楚地说明，根据经验指标，儿子的到来极大地提高了我的学术生产力。<br />我把这本书作为一个整体献给了我的妻子，是她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坚定地支持着我。我遵循拉威尔在《库普兰之墓》中的做法，将各章节献给个人。**章献给科林·卢卡斯(Colin Lucas)。在他的亲切邀请下我写成了该文，他对生命复杂性的知识超出了任何理论化的尝试。第二章要感谢乔治·莱文(George Levine)，他支持我关于学科的原创性思考，并帮助我度过在罗格斯大学黑暗的智识时代。第三章献给卡洛琳·威廉姆斯(Carolyn Williams)，希望她能终于知道为什么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没有像她一样对文学理论感到兴奋。第四章献给丹尼尔·斯科特·史密斯(Daniel Scott Smith)，在其他人都不理睬我的时候，他发表了我早期关于历史—社会科学边界的著作。第五章纪念莫里斯·贾诺维茨(Morris Janowitz)，他迫使我从生态和结构上思考社会生活。第六章缅怀EE.埃文思-普里查德，他很久以前就阐述了该章的许多中心思想，他的诚实、真挚和人道的人类学在我看来一直是学术工作的典范。第七章纪念哈里·布雷德迈尔(HarryBredemeier)，他帮助我度过了我在罗格斯大学的教员生涯中那段疏离的早年，他要求我放弃疏远的立场，承担起道德问题。我与这些人争论并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没有比这更美好的心灵生活了。<br />安德鲁·阿伯特<br />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br />1999年6月</p>

作者简介

安德鲁·阿伯特(Andrew Abbott，1948—)，当代*富声望的社会学家之一，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杰出讲席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涵盖行业和职业研究、历史社会学、社会理论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曾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和社会学系主任、《美国社会学刊》和《工作与职业》主编，并曾任社会科学历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