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穿行在记忆的宇宙

本书特色

空间思维研究专家、《行为改造大脑》作者芭芭拉特沃斯基部自传。亲历认知心理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开创“空间思维”这一关键分支。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纳米生物学家阎锡蕴；科普时报社社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尹传红；科普作家，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火星叔叔”郑永春；哥伦比亚大学认知科学博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与认知神经科学博士后郑琛重磅力荐！

15张精美彩图，跟随芭芭拉特沃斯基穿行在她的记忆宇宙中。随书附赠芭芭拉的手写信，四色印刷，共赴一场时空之约。

湛庐「科学的奇点系列」图书，每一位科学家都是时代的探索者。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科学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科学的奇点系列」图书不仅是对伟大科学家的生平和成就的深刻呈现，更是对人类智慧和勇气的致敬。

这是属于每个科学家的英雄之旅，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们的名字。每个人都应该阅读他们的故事。

湛庐文化出品。

内容简介

认知心理学家芭芭拉·特沃斯基在她的部自传中，回顾了自己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旅程，以她独特的视角、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洞察力，将个体的成长、时代的烙印和认知科学的发展融入自己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战火与动荡的岁月里，她与丈夫阿莫斯特沃斯基之间聚少离多、充满波折的爱情故事； 在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她与朋友们无声地抗争，相约“会有事业，还会有家庭”； 亲眼见证丹尼尔卡尼曼与阿莫斯·特沃斯基的伟大合作，亲身经历认知心理学近半个世纪的发展； 作为一名怀疑论者，她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与提问中坚持自己的学术追求，跨越学科的界限，蕞终成为空间思维研究专家……

芭芭拉·特沃斯基穿行在记忆的宇宙中，邀请你与她一起见证认知科学的发展进程，收获觉醒与成长的力量和yong不言弃的坚持与信念。

相关资料

每一位科学家都是时代的探索者。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科学的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科学的奇点系列图书不仅是对伟大科学家的生平和成就的深刻呈现，更是对人类智慧和勇气的致敬。在这些科学家的传记中，我们可以读到那些改变世界的科学家们是如何突破重重困难、追求真理和创新的故事。希望每一位读者都能从这些故事中有所收获，找到自己在科学和人生道路上的方向与勇气。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纳米生物学家 科学的魅力既有科学本身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也有科学家们个人的魅力；而恰恰在科学家身上，其实更能凸显出人生的高度和厚度。一个真正伟大、杰出的科学家，不仅可以将新思想、新观念带给世界，而且也能以其厚德之风和人文关怀影响世界。我们会有事业，还会有家庭
我对心理学的爱好早已显现，当然，这是“后见之明”了。我想，人们对各种活动的早期爱好都可以视为“早已显现”。当我们从城市里那一排排拥挤的公寓楼搬到郊区里花园环绕的房子时，我即将年满7岁。父母允许我穿过我们的后院，然后穿过邻居的后院，再穿过街道，到大公园里玩，大公园就是有小径路标的那个公园。

我决定走一条远一点的路回家，于是我穿过街道，往右转走到拐角，再往左转到下一个拐角，然后再左转。我停了下来，我知道我应该在家附近的街道上。望着长长的街道，我看见一群小孩，但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我们街区的孩子，当然，这是在我戴眼镜之前的想法。于是我沿着原路返回公园，穿过两个后院到街上。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看到了一群完全一样的小孩，我才意识到之前不相信自己的逻辑和空间推理能力，这事是多么愚蠢。

我还有一本关于人类学的启蒙书。在7年级的生物课上，11岁的我学到了巴普洛夫的“狗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我找来我的自行车铃铛，每次喂狗的时候就摇铃铛，但我后来放弃了这个实验，因为我无法阻止它吃东西，也无法测量它的唾液。我还用12岁生日时得到的唱片机在熟睡的妹妹身旁放音乐，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听到她哼唱这首音乐。这个实验也没有成功，因为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一起。这些对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研究者来说都是有用的教训：许多精心设计的实验都会失败。高中时期，我成了身边人的“心理医生”，帮助他们解决与家人或朋友相关的个人问题。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氛围是稳定的，纷争已经结束。当然，也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出现，填满世界的每个角落。但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已经平息，世界安定。没有人谈论劳工运动、大萧条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它们已经过去了，就像青春期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一样。当时的人们在许多事情上达成了共识：车道上停两辆车，家庭里平均有两到三个孩子，接受大学教育，父亲工作，母亲照顾家庭；爱因斯坦是世界上*聪明的人，毕加索是*好的画家，莎士比亚是*好的作家，欧洲是*好的旅游目的地，牛排配土豆是*好的一餐。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如田园诗一般，但田园诗的外表下掩藏着很多东西。
我们会有事业，还会有家庭

我对心理学的爱好早已显现，当然，这是“后见之明”了。我想，人们对各种活动的早期爱好都可以视为“早已显现”。当我们从城市里那一排排拥挤的公寓楼搬到郊区里花园环绕的房子时，我即将年满7岁。父母允许我穿过我们的后院，然后穿过邻居的后院，再穿过街道，到大公园里玩，大公园就是有小径路标的那个公园。

我决定走一条远一点的路回家，于是我穿过街道，往右转走到拐角，再往左转到下一个拐角，然后再左转。我停了下来，我知道我应该在家附近的街道上。望着长长的街道，我看见一群小孩，但他们看起来不像是我们街区的孩子，当然，这是在我戴眼镜之前的想法。于是我沿着原路返回公园，穿过两个后院到街上。当我走到街上的时候看到了一群完全一样的小孩，我才意识到之前不相信自己的逻辑和空间推理能力，这事是多么愚蠢。

我还有一本关于人类学的启蒙书。在7年级的生物课上，11岁的我学到了巴普洛夫的“狗的经典条件反射”实验。我找来我的自行车铃铛，每次喂狗的时候就摇铃铛，但我后来放弃了这个实验，因为我无法阻止它吃东西，也无法测量它的唾液。我还用12岁生日时得到的唱片机在熟睡的妹妹身旁放音乐，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听到她哼唱这首音乐。这个实验也没有成功，因为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不在一起。这些对我这样的初出茅庐的研究者来说都是有用的教训：许多精心设计的实验都会失败。高中时期，我成了身边人的“心理医生”，帮助他们解决与家人或朋友相关的个人问题。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氛围是稳定的，纷争已经结束。当然，也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出现，填满世界的每个角落。但好在20世纪上半叶的动荡已经平息，世界安定。没有人谈论劳工运动、大萧条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它们已经过去了，就像青春期过去了就不会再回来一样。当时的人们在许多事情上达成了共识：车道上停两辆车，家庭里平均有两到三个孩子，接受大学教育，父亲工作，母亲照顾家庭；爱因斯坦是世界上*聪明的人，毕加索是*好的画家，莎士比亚是*好的作家，欧洲是*好的旅游目的地，牛排配土豆是*好的一餐。毫无疑问，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如田园诗一般，但田园诗的外表下掩藏着很多东西。

那种田园生活对聪明且有才华的女性来说尤其不“田园”。我母亲很迷人，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但她喜怒无常，情绪化且难以捉摸，放到现在，她的种种表现甚至可能会被称为双相情感障碍。说实话，当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家庭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家人就是家人。有时我母亲是捉摸不透的，她把头埋在书里，思想却游荡在别处；有时她是温暖、机智、有洞察力、喜欢玩闹的；有时又因为一杯酒下肚，就变得滑稽古怪，甚至失去控制。但其他时候，她会生气，失控地生气。

她相信聪明人容易发疯。我们这条街上一名聪明的女孩子去了芝加哥大学，患上了神经衰弱，于是母亲警告我不要去那里上学。她和父亲一样鼓励我独立，但不支持我的学术追求和后来的职业抱负。他们希望我和弟弟妹妹们能过上20世纪50年代的田园生活：男人工作，女人照顾家庭。

我十几岁的时候，父母会经常举行聚会。主妇们喝了几杯酒后，会一个接一个地走进我的卧室，跟我倾诉她们的心声。她们这么做，自然是因为把我当作她们的心理医生。她们会和我说她们不满意的生活、不忠诚的丈夫和不懂得感恩的孩子。

当我离开家上大学之后，我母亲和她的许多朋友一样，开始了长年的精神分析。她成为僵化的公式化思维方式的忠实信徒，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她一直是个怀疑主义者。现在我已经见到许多人在做同样的事情，她们像是抓住了能带人脱离困境的救生艇一般抓住了这种思维方式，那是让心灵得以平静的祷告。

但是她的治疗和信仰并没有使她免受双相情感障碍的困扰，反而给她和她周围人的生活增添了混乱。她曾几次试图自杀，而作为她的孩子，即使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她的自杀企图也一直对我们保密。*终，在我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住在以色列的时候，她成功了。

接受亲人的自杀对于悼念者来说有三方面的艰难。他们在哀悼逝者的同时，会为没能预见和防止，甚至有可能导致了这场自杀而感到内疚，*后又会对那个离开自己、伤害自己、不关心自己的人感到愤怒。各种矛盾的情感相互冲突，但谁能说生活是简单的？谁又能说所有解释都只是线性的呢？

我父亲一直认为他的角色是支持家庭，母亲的角色则是负责抚养我们，他后来为这样明确的角色分工而感到后悔，尤其对我感到愧疚。父亲是一位正直诚实且能给人安全感的榜样，我的舅舅们也是。他们曾经是我的后盾，但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开，留下我一个人，让我不得不成为我孩子们的后盾，尽管当时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这个地步。

我父亲曾经坚持让我和妹妹学习打字，目的是让我们在结婚之前必须通过工作养活自己，于是我们花了一个暑假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好秘书，学习打字和出具正式信函的格式。我的弟弟们则在父亲的公司工作，学习编码。但他们都更希望我拥有自己的婚姻和家庭。他们坚信，孩子出生之后继续工作会对孩子造成伤害。多年之后，当我问我的孩子们，我是不是应该和他们一起待在家里时，他们震惊地看着我说，那样的话你只会烦我们。但是，我还是会感到愧疚。

我高中时有两位亲密的女性朋友，其中一位已经失去了联系，另一位住在旧金山，后者是一位成功的摄影师和作家，是母亲，现在也是祖母。我们在上大学之前都曾为自己写了预言，不久之前我们找到了它们。我们的预言是：“我们不会终老在这个郊区，我们会有事业，还会有家庭。”我们虽然无法预测自己会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但不会只做家庭主妇。这在当时是很激进的想法，我们*终也为彼此印证了这一点，这个预言在我们身上都得以实现。

当我被问到“你的榜样是谁”时，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尤其我还是个女人。女人需要英雄，所以人们真正问的是“你的英雄是谁”。但我不认为我需要成功的女人作为榜样或者英雄，我需要的只是成功的人。我某些灵感的推动力是阅读。高中时期，我读了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的《微生物猎人》（Microbe Hunters），这本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科学发现的激动人心的故事，通过看似乏味的系统实验，研究人员在无数次成功和失败之后，终于找到了生命之谜的线索。

另一个推动力是我的老师们。比如，我的高中生物老师建议我研究果蝇。我喜欢这项研究，喜欢照顾果蝇，清点并记录它们的外部特征，特别是它们眼睛的颜色。正如孟德尔所揭示的那样，大部分果蝇的眼睛是红色的，白色眼睛的只占四分之一。经过好几周对果蝇的照顾和统计，我发现了一种突变，有一只果蝇的一只眼睛是白色的，边缘有锯齿状的红色；另一只眼睛则是红色的，边缘有锯齿状的白色。我到现在仍然记得那双眼睛。我把这个发现带到了由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举办的科学展览会上。一位正在攻读数学博士学位的几何老师鼓励我学习数学，他给了我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数学题，希望我通过解题，在数学上有所进步。

两位社会科学老师也很懂得鼓舞人心。在我高中毕业前，她们邀请我和我*好的朋友去她们家里做客，警告我们女人不能同时拥有婚姻和事业，只能二选其一，而她们选择热爱极具感染力。她结了婚，但是没有孩子。她在课堂上对我们平等相待，不论我们对课程是否有贡献。我毕业那年她退休了，她从自己珍藏的图书中为我们每个人精心挑选了一本，并为每个人写了题词。她把她*喜爱的纪伯伦的诗歌送给了我。

但是我的物理老师对班上有个女孩子这件事明显感到不适。我能感受到他强烈的不适感，于是我离开了他的课堂。一位据说需要靠早上送报纸来维持生计的历史老师鼓励我阅读原始资料。为了准备一篇论文，我坐火车到美国芝加哥公共图书馆阅读美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信件。就像我在生物学研究和几何课上感受到的那样，我觉得自己像一名学者，凭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可能会有所发现并解开谜题。

早些时候，我加入了戏剧社团，社团里的许多人都是女孩，或者应该说是女人。她们比我年长得多，世故得令人畏惧，操着一口蹩脚的英语讲台词，穿着大胆，还抽烟。我在校园剧中获得了角色，还和一群朋友写了一部类似于早期说唱的、半押韵的喜剧，我们表演了这部剧并觉得它很搞笑。我的戏剧之梦结束于我在当地一家戏剧公司做学徒。我的确得到了一个角色，另一名学徒则得到了更好的角色。但当我看到她为了获得那个角色付出了什么代价时，我就对戏剧失去了兴趣。

到了高中的*后一年，我结交了一群很棒的朋友，男性和女性都有，我们喜欢在一起学习的感觉。我母亲有很多艺术书，我们每人挑选了一本艺术家的图书，并开办了一场研讨会。我们还准备了自认为优雅又美味的晚餐，一边吃一边讨论艺术家，就像我们读到过的沙龙一样。我们感到非常满足，所有元素都在这了：探索和实验的乐趣，追逐谜题和解决谜题的快乐，还有鼓舞人心的导师和同侪。而独自一人的时候，我画画、写诗，或者写短篇小说。

作者简介

芭芭拉·特沃斯基

斯坦福大学心理学荣誉退休教授，曾在斯坦福大学任教长达30年。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2013年当选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曾担任美国心理科学协会会长。芭芭拉·特沃斯基的研究方向主要为视觉和空间思维，其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建筑、语言、艺术、设计等多个领域。著有《行为改造大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