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

本书特色

《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汇录了作者基于较为丰富的公共文化治理现实，对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的*新思考和研究文字。本书尝试填补理论支撑不足的空白，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再试以理论指导实践，引导国家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主动适应当下社会利益分化和多元价值交织的社会现实，试图从中找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特点的方法路径，为各类城市推动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较为丰富的中国公共文化治理实践，尝试填补理论支撑不足的空白，探索构建立足于现实的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再试以理论指导实践，引导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主动适应当下多元价值交织的社会现实，在推动激励机制与激励环境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促进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

作者首先提出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进而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阐释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合法性、必要性与紧迫性，并分别就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制度建构和实践路径提出理论主张。

前言

在本研究中，笔者重点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公共文化治理问题，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目标要求，与激发文化创造力、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相辅相成。但在本书的*后，有必要补充一句：面向未来，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文化”？这个问题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意义。
<p>在本研究中，笔者重点从方法论角度讨论了公共文化治理问题，提出了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它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目标要求，与激发文化创造力、丰富人民精神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相辅相成。但在本书的*后，有必要补充一句：面向未来，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公共文化”？这个问题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文化强国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现实意义。</p> <p> </p> <p>站在新时代，新质生产力正加速培育，展望可以预见的极大效率变革，我们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共识和思想准备，鼓励人们从寻求相对性快乐，转向追求主体性幸福。相对性快乐，是在单一价值系统的影响下，人们通过互相比地位、比财产、比孩子，从“比”中获得的优越感。这种通过攀比得来的相对性快乐，是易变和脆弱的，因为受到这种观念驱使的人，永远不会感受到真正的幸福，他们哪怕身居高位也会自卑，因为永远有地位比他更高的人。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永远不属于自己，永远向往机会主义，永远不自由、永远卑微”。主体性幸福就不一样，持有这种观念的人是现代意义上的人，他将自己视为自己的主人，拥有属于自己的独立精神内核和鲜明个性特征，他不会让别人来决定自己的选择，影响自己的感受，更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交由他人来决定。他不会互相攀比，不会追求千人一面的生活目标，而是主动探索自我，通过阅读、思考和经历，提升思想的深度，拓宽人生的广度，找到属于自己的出发点，然后将自己的潜力、想象力、勇气和激情全部打开，在释放自我能量的过程中，感受到真正的幸福。</p> <p> </p> <p>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今年轻一代的生活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渴望去寻找自己，打开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社会价值，定义属于自己的成功标准。这时候，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有责任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利于他们自由探索的生命成长环境，激励他们形成独立的人格，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不同的人生选择。马克思关于“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是本身成了生活的**需要”的社会愿景，将劳动作为人的本质需要，这种劳动如果不靠人们自己去发现与寻找，任何外加的劳动内容都不可能达到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盼望，个人也不可能得到身心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然而，在当前行政驱动公共文化治理的影响下，人们大多没有在其培育的文化氛围中体会到真正的幸福和快乐，强调等级的治理方式固化了纵向的垂直社会，人们拼命追求做“人上人”。各行各业的人往往都是通过各种外在的形式来彰显自己，在单一的价值观、生命观和世界观下，追求着雷同的人生目标，通过同质化的攀比来获得相对性快乐，这样的人很容易深陷在内卷中，不能拥有生命的自由，自然也就不可能书写丰富多彩的人生乐章。在这种文化气氛的熏染下，精神的单薄抵挡不住痛苦的焦虑，行为的扭曲比比皆是：在政府领域，我们没有为年轻的公职人员提供一种尽心服务公众、实现自身价值的激励环境，部分人在实际上不得不背弃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否定自身职业选择的初心使命，将公共文化服务作为获得政绩的工具和筹码，争先恐后地向上攀登，追求更高的行政级别。在教育领域，我们没有及时给那些渴望打开自己的年轻人以恰当的观念引导，而是重复着过去短缺经济时代所遗留下来的等级化的观念说教，诱导他们放弃自己的深心所爱，沿着狭窄的上升通道去追求某种单一价值的功利化目标，在成绩、地位、荣誉的攀比中获得浅薄的优越感。在社会领域，我们也还没有为渴求长期主义的年轻创业者们提供恰当的发展环境，导致他们难以坚持用新的技术、新的认知和新的工具来沉淀富有个性的企业文化，总是疲惫地迎合某种单一的政策导向，在浮于表面、急功近利和内卷消耗中，失去可贵的独立人格和创造激情。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年轻人选择了逃离，用逃离来对抗焦虑，但大多数的逃离者并不是为了寻找全新的自我，而仅仅是为了否定现实，用随心所欲的放纵来补偿自己失衡的心理，这实际上还是对相对性快乐的标榜，他们无法体会到那种明确人生热爱的通达，也无法感受到打开自我能量的幸福。</p> <p> </p> <p>我们有责任改变这一切。在新时代，要赋予年轻人追求自己主体性幸福的权利和可能，不能让他们继续沿着旧有的思维往前走，而是要让他们在追求独特生命的体验中感受真实的幸福，积极创造有益于社会的价值，自觉为人类的思想宝库奉献智慧。如果年轻一代的内心世界能有这样的改变，从整个国家来看，就能逐渐形成一个文化和道德的全新系统。当然，改变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思想的改变可能要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和沉淀，经过曲折的历史变迁，迈过无数沟沟坎坎，才有尘埃落定的希望。我们是后发展国家，拥有规模巨大的人口，又有数千年讲究整体性秩序的社会传统，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人整体精神的成长必定要历经一个不同于西方的差异化特色之路。改革开放虽然让中国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的整体性文明变迁，但也将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三种文明的各种矛盾、各种碰撞以非常密集的方式杂糅压缩于四十余年的改革进程。三种文明、不同世代的人叠合在一起，生活在同一个时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个巨型文化共同体的全新社会基础，能不能在这个基础上创造出一个面向未来、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公共文化”？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思考价值。笔者努力在文明的三代叠层中通过对自身经历的反思，提出一些不太成熟的想法和观点，虽然很想把这些想法和观点表述得更深入一些，但限于精力和水平，还有许多的不足，没法让自己满意。不过，笔者在家人的支持下，追寻内心强烈的问题意识，查阅资料，阅读书籍，用心理解，安静思考，在将所思所悟落于笔端的过程中，真实地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感。期待本书能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让我们一起携手，共探未知世界，齐心协力开新局、做新事。</p>

相关资料

**章 导论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塑造什么样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公共文化建设的当代使命在于承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培育合格公民的重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大对国家治理急需、人民美好生活所盼bi备的重要制度的创新力度。将公共文化建设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国家战略中进行思考，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制度与实践逻辑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以更好实现公共文化所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然而，面对现实的需求与丰富的实践，理论界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内涵、制度形态和实现机制，尤其是对于其超越行政主导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缺乏整体性的系统考虑与理论把握。当我们从现实出发深入观察和思考，就不得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当下缺乏理论支撑而导致的公共文化体制运行现状及其诸多现实困境，不得不追问这些困境下的公共文化建设实践是否能够担当引领社会思潮、促进社会团结、培育现代公民的重任。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结合笔者的亲身实践，本研究立足较为丰富的公共文化治理现实，尝试填补理论支撑不足的空白，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再试以理论指导实践，引导国家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主动适应当下社会利益分化和多元价值交织的社会现实。本研究的核心思路是，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塑激励结构，推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公共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本研究首先提出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即当下行政驱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在运行中面临“激励异化”问题下“内卷化”的结构性困境，进而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阐释以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扬弃行政驱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必要性与紧迫性，并分别就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制度建构和实践路径提出理论主张。

**节 问题缘起

**章 导论

“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信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塑造什么样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民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的文明程度。公共文化建设的当代使命在于承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培育合格公民的重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要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加大对国家治理急需、人民美好生活所盼bi备的重要制度的创新力度。将公共文化建设置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国家战略中进行思考，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要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制度与实践逻辑建构现代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以更好实现公共文化所肩负的使命和任务，助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然而，面对现实的需求与丰富的实践，理论界对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的价值内涵、制度形态和实现机制，尤其是对于其超越行政主导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的深远影响，缺乏整体性的系统考虑与理论把握。当我们从现实出发深入观察和思考，就不得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当下缺乏理论支撑而导致的公共文化体制运行现状及其诸多现实困境，不得不追问这些困境下的公共文化建设实践是否能够担当引领社会思潮、促进社会团结、培育现代公民的重任。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结合笔者的亲身实践，本研究立足较为丰富的公共文化治理现实，尝试填补理论支撑不足的空白，探索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再试以理论指导实践，引导国家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主动适应当下社会利益分化和多元价值交织的社会现实。本研究的核心思路是，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重塑激励结构，推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促进公共文化建设高质量发展。本研究首先提出所要破解的核心问题，即当下行政驱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在运行中面临“激励异化”问题下“内卷化”的结构性困境，进而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维度阐释以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扬弃行政驱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的合法性、必要性与紧迫性，并分别就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制度建构和实践路径提出理论主张。

**节 问题缘起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文化兴关键在于兴公共文化，文化强关键也在于强公共文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提出要通过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从整体上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公共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软实力”作用，通过引导个体的文化观感和价值体验以塑造支撑基层治理秩序的观念、行为和规范，而且对于均衡发展“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的有关文化领域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尽管中央有关政策性文件鲜有提及“公共文化治理”的概念，但相关公共文化政策文本所涉及的政府体制改革、参与主体多元、服务机制优化、绩效评估完善等内容无疑都属于公共文化治理的议题。随着公共文化治理话语的不断兴起，政府逐渐意识到“大包大揽”的传统工作方式存在弊端，开始尝试建立政社合作的互动网络，愈发重视社会需求反馈和满意度评价。2021年，文旅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要“努力推动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标志着推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已被国家明确提上议事日程。

在我国目前的政策话语中，公共文化服务与公共文化治理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由服务到治理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程，其变化反映出政府内部的治理性变革以及外部多元合作网络的逐步形成，也体现出政府逐渐意识到公共文化建设不能单纯停留在物质技术层面的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还包括要实现公共性、自由、平等等体现现代性的公共价值理念和公共精神。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正式提出要“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的投入，逐步形成覆盖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国家文化战略并开始部署启动。2012年，党的十八大将“文化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驶入快车道，文化建设在国家战略布局中的地位被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各级党委和政府日益重视公共文化建设与发展，投入大量资源，兴建文化设施、举办文化活动、开展艺术普及，在物质技术层面推动了公共文化建设的快速发展。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我国沿海地区城市不少新建文化设施已经达到世界一流水准，中西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也得到大幅度的改善。有数据显示，2020年末，全国共建有公共图书馆3212座、美术馆618座、博物馆5788座、文化馆3327座、文化站4万多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7.54万个，这些“硬件”设施对推动公共文化普惠性、共享性和基本性等目标的达成至关重要。除了“硬件”设施建设，国家还不断加强文化立法等“软件”制度建设，相继制定、颁布和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博物馆条例》《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等法律法规，相关省市还进行了延伸立法，开展地方性公共文化法律体系建设，这些“软件”制度对推动政府依法履行公共文化建设责任、保障公民文化权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以法治思维、法律制度和法治手段来推动公共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局面。值得关注的是，这些法律法规都十分重视“公众需求”“公众参与”“公众意见”，有关社会参与的要求被写入法律文本，这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转向奠定了合法性基石。从公共文化服务到公共文化治理，公共文化服务在理念、主体、机制和内容等方面都已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根据赵军义等学者的观点，公共文化服务治理转变的核心要素主要有：理念上从管理文化到文化治理，主体上从政府包揽到多元参与，机制上从科层管理到多维互动，内容上从保障基本到需求回应，公共文化治理更为关注公民公共文化生活的实质性改善。

在本研究中，我们选择“公共文化治理”作为核心概念来进行讨论，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我国已开展多年的“公共文化服务”，而是要在合理吸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关于文化管理体制，以及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取向、功能定位、实现路径等本质规定性的基础上，将其引入治理的视野中予以重塑和优化，尝试从理念、主体、机制、目标等多个层面发掘公共文化治理之于公共文化服务话语的可取之处，并就公共文化治理本身的实践活动作学理反思”。何谓公共文化？为什么用治理比用服务更为贴切？笔者引用国家公共文化首席专家李国新的观点略加展开：“公共文化这一概念不是对文化类型、样态与形式加以区分的结果，考量的标准是普通民众对文化服务、活动的现实需求和可及性与参与性，只要是进入了公民日常文化生活，只要是公民有条件、有保障、能享有、愿参与的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就属于公共文化。”从这个道理来讲，公共文化不是只能通过服务这一种途径来建设与发展，还可以通过社会融入、公共交往等多种途径来达到公共文化建设与发展的目标。因此，相比政府本位、自上而下单向供给色彩浓重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提法，强调多方主体共同参与的“公共文化治理”的提法似乎更加贴切。不仅如此，公共文化指涉的不仅是一种人们广泛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或公共文化活动，还意指一种人们所共享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在治理语境下，多元主体相互依存，通过平等参与、交往、讨论和协商等交往理性的合作方式来回应需求、包容分歧和达成共识，更有利于达成一种文化秩序和共同观念，这一层次的内涵表达也是“公共文化服务”这一概念难以直观反映出来的。

从实践角度来看，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转向离不开两个相辅相成的历史进程：一是政府对社会领域的有序赋权，从而激发民众对公共文化建设问题的关注。二是社会形成良性有序的自我协调与自我组织能力。唯有如此，公共文化治理得以有效运转的基石——多元主体之“主体性”才能有序生发，个体超越自身狭隘利益关注公共生活才具有稳定的社会基础。不过，在当前公共文化建设领域，共同治理得以构建的前述条件都面临着一些深层难题。这些难题在黄晓春看来，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在渐进式改革背景下，公共部门在向社会领域赋权的同时必须考虑治理参与活动是否有序可控的问题。二是社会形成良性有序的自我协调能力也需要进行引导，若缺乏引导，这种自我协调能力就可能会受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而偏离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价值规范。

构建一个不仅能有力支撑与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又能包容与回应蓬勃生长的社会领域对丰富文化服务和产品的实际需求，还能在循序渐进推进文化繁荣的同时孕育出社会的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是当下亟须解决的课题。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启示我们，要实现理论上的继承与创新，首先要回到现实，从实践出发去理解当前我国公共文化治理的现实本质。当我们从现实出发深入观察和思考，就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直面当下中国公共文化治理转型中的体制运行现状及其诸多现实困境，就必须去追问这些困境下的公共文化治理体系是否能够担当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培育现代公民的重任。经过长期观察与体悟，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公共文化治理体系面临内卷化的结构性困境，这种结构性的困境表明，包括政府在内的置身其中的各方治理主体无论主观上如何努力，意愿上如何强烈，都难以通过在既定框架下的改革冲破结构性障碍，也无法依靠局部性修正走出结构性依赖。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各地方政府及其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大多也转换了其官方话语的文本表达，越来越多地将“治理”“治理体系”“共同治理”“多元共治”等词语写入工作报告与正式文件。但深入考察发现，官方话语的转换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治理转向，即使将名称做了应景的调整，但实际上，由行政驱动的“公共文化治理”的体制环境没有改变，“公共文化治理”的行为逻辑没有改变，“公共文化治理”的运作机制也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在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在文化领域，行政驱动“公共文化治理”却深陷结构性困境而难以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同步发展，这不仅意味着文化建设将滞后于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经济建设等其他领域的建设，更会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目标的全面达成。因此，当前公共文化治理的结构性困境及其所呈现的诸多现实表现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在这些困境中，行政驱动公共文化治理的“内卷化”和“激励异化”问题*具消解力和破坏力，在较长时间内将不同程度地导致公共文化运转进入某种“锁定”的状态：无论是其价值取向、运行模式还是自我完善机制，都定型于一种特定机理：政绩冲动取代现实需求、行政逻辑压制服务逻辑、监督空转消解转型动力。地方政府政绩观偏离，从一开始就没有将公众需求作为其政策原点或顶层设计靶向，而是在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支配下热衷于各种“自导自演”的形象工程、标志工程、速效工程或某种表面文章，习惯在行政逻辑下的“自娱自乐”，沉迷于监督空转下的“孤芳自赏”。恰如王列生所言，一方面，公共文化建设运行充分而忙碌，但另一方面，这不过是“体制内”的参与者及其封闭运转机制的自我忙碌，对整个社会生活现场和文化生存进展而言，空转中的忙碌实际上根本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为了获得政绩上的褒奖，政府官员在文化行政中以预设标杆的政绩取向与公共政策自拟取向，侧重可量化、展示度高的业绩，追求公共文化服务“量”的增长，将重点置于场馆建设、汇报性演出等方面，至于公众是否真的喜爱和认可这些内容，是否真的从中得到了精神愉悦和满足，是否在公共文化交往中增进了自我组织与协调能力，似乎并不十分在意。或者更深一步讲，地方领导人没有深切感觉到来自社会公众对享有高品质公共文化生活的自下而上的需求压力，没有将心比心地切身感觉到社会加速转型时代公众对集体情感再塑造的迫切需要。再深一层论，就是在现实中缺乏自觉将公众利益置于首位的制度环境，心中没有公众。造成的后果是，虽然这些年来不少豪华气派的公共文化设施拔地而起，但公共文化供需错位、服务效能不佳等老问题还是解决得不理想。供需错位和效能欠佳，导致公共文化建设悬浮于民众的日常文化生活之上，民众无法从官方组织的公共文化服务和活动中体悟到思想价值的引导，导致大多数关注个体利益的个人无法透过公共文化建设向具有公共责任感的公民转化，任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负面思潮与乱象丛生的网络舆论一起，严重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社会舆论环境，导致种种社会问题层出不穷。不仅如此，笔者观察发现，公众对公共文化建设的日常感受与政府领导人在各类总结、报告和新闻报道中所描绘的巨大政绩展示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些顽瘴痼疾的重复再生，加之此类反讽现象的提档升级，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反省。

当前行政驱动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的“内卷化”现象，实际上已经向我们表明，公共文化行政化建设的模式遇到艰难的现实挑战，这种运行模式不能适应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的当代社会需要，公共文化的供给与真实需求和民众期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两张皮”现象。但问题远不止于此，在“内卷化”现象背后，其本质是“激励异化”的生成机理，即扭曲的“激励机制”和“激励环境”的双重作用诱发了公共文化治理“内卷化”的结构性困境。在这种扭曲的“激励机制”和“激励环境”的双重作用下，公共文化治理过程中对上负责、本本主义、形式主义等现象蔓延滋生，众多官员比拼的不是发展实效、工作实绩，而是比拼回应上级指令的速度与强度，比拼向上报送所谓典型经验的数量与篇幅，将主要精力花在逐字逐句解析上级文件和领导的要求上，而不是去真正解决公共文化建设问题，以及应对由此导致的经济社会运行中的挑战。由于没有树立问题意识，没有养成花时间精力搞调查研究的工作习惯，不少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习惯于拿着上级文件机械执行，往往在还未弄清上级文件任务的基本内涵与工作规律的情况下，就急忙开会议、订计划、下指标、造项目、抓进度、出经验，沿袭着动员、督促、考核的工作惯性，争先恐后地向上级“交账”。在这种激励异化的情势下，公共文化治理落入路径依赖陷阱，一切所谓的改革与创新举措都难以走出路径依赖，再美好的价值愿景都会落入体制空转的泥潭，甚至还会带来更为严重的政府退化乃至政治退化问题，无法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成果。国家要致力于建设文化强国，文化治理要与国家治理进程同频发力，公共文化治理的“内卷化”和“激励异化”问题几乎是难以逾越但又不得不逾越的屏障。

公共文化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我们既要认识到多年来我国公共文化建设取得的实际成就，又要坚持公共文化治理的有益经验，更要以清醒的姿态和直面的勇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正视公共文化治理现实的种种被动和不足，尤其要正视严重的“内卷化”和“激励异化”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谋求破题思路，找准突破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破解公共文化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困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化管理体制先后经历了从强调政治性到经济性再到文化主体性的功能属性变迁，这种变迁既和社会职能转移相关，也与我国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但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发挥公共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促进发展的初心使命，以及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国家—政党—社会”范畴中，执政党既引领国家又引领社会。进入新时代，各级党组织在包括公共文化治理在内的基层治理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将其逐步发展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方式，彰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当前，中国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对于中国这样的超大国家而言，对不同发展领域的治理既要把握共性特征，又要体现差异化特点，建构推进不同发展领域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转型理论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四梁八柱”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为此，笔者继构建“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框架后，再试以“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为题，直面公共文化领域中现实治理问题，深入研究其根源，结合在该领域的亲身实践，尝试对构建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的理论模型进行系统性思考，并就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制度建构和实践路径提出理论主张。本研究可能有如下意义：

其一，理论意义。首先是提出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的主张。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扬弃”西方文化治理理论，立足国情，结合笔者实践思考，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公共文化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创新理论，并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论证其合法性、必要性和紧迫性，弥补公共文化领域缺少治理现代化转型理论的缺憾。其次，对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理论进行全面系统性建构，不是如现有研究那样仅将公共文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基层治理或乡村治理的一个面向进行讨论，也不是单纯从维护文化权利、满足文化需求、追求公共精神、塑造政治认同等某个单一视角观察公共文化治理问题，而是运用系统集成的方法对我国公共文化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进行整体性的逻辑梳理与全面性的理论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从价值选择、制度构建和实践路径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是摆脱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的“内卷化”和“激励异化”困境、提升公共文化治理效能的理论探索。

其二，实践意义。首先，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主动适应利益不断分化和价值日益多元的社会变化趋势，把握历史主动，通过调整公共文化治理体系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让公众认同和参与公共文化建设，形成充满活力的公共文化生活。其次，以公共文化治理体系现代化转型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完善公共文化生活规则，并将规则化的公共文化生活作为提升公共文化治理多元利益包容性的有效手段，以此培育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法则的公民主体间的交往理性以及更为强调正义理念的社会生活环境，矫正目前公共文化持续衰弱而引发的种种社会乱象，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后，中国特色公共文化治理体系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全面嵌入公共文化治理体系运行肌理，并通过建构价值驱动机制、场景驱动机制和社群驱动机制扬弃行政驱动机制，重塑公共文化治理的激励机制和激励环境，为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生活的良性运转及公共精神和公共理性的持续生长提供制度支撑与实践保障。

作者简介

王滢涛，上海市人，理学硕士、法学博士，先后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华东理工大学。本书是2020—2024年作者从事公共文化服务期间，通过深入观察、实践与体悟所撰写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