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社会学看中国:中国社会学通识课

本书特色

社会学在中国经历本土化，至今已百年有余。一个舶来的学科如何在中国语境中找到自己的范式，人们又是如何用社会学的眼光和思维方式来理解中国的现实问题，这正是本书思考与关切的重要议题。在中国社会学百年这样一个大节点之下，我们更有必要对社会学在中国的生根与枝繁叶茂进行一番回溯与梳理。

本书邀请了十位社会学界的权威学者，讲述中国社会学的历史源流和当代中国*为关注的社会学问题。全书紧扣“中国社会学”的关键词，前五讲关注中国社会学发展历程中的五位重要人物，包括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李安宅，不仅深挖他们的学术历程，还重点就其代表作进行细致解读。每篇单独是一位学者的传记，合起来又是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后五讲关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为突出的几个问题，包括农村、城乡、家庭、消费和数字时代，作者讲述了这些命题的学术源流以及在中国社会中的突出表现，特别强调了近年的研究取径和学术成果。

从这里出发，关注当下和现实，穿透表象的迷雾，在前人的智慧的基础上自由探索，洞察社会运行的基本结构。

内容简介

社会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却与当下联系*为紧密。身为社会中的一员，我们时刻渴望洞察所处的环境、定位自己的坐标。社会学给出了一套独特的看待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它持续地关注当下、聚焦现实，帮助我们思考自身、社会和更广大的世界。内卷、“996”、性别、阶层区隔……面对当下诸多热议话题的围困，人们迫切地渴望找到一剂解决生活困境的良方，而社会学的学科逻辑，正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一样的思辨方式与视角，用以审视这些问题背后的行为缘由与关系结构。 在中国社会学进入百年之际，国内知名学者渠敬东、周飞舟、王铭铭、田耕、陈波、徐勇、刘世定、吴小英、王宁、王天夫等，分别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和当下的热点问题入手，带领我们进入中国社会学的殿堂，用社会学的眼光看待时代变迁，穿透热点现象，看清系统运作的原理，也重新认识作为社会人的自己。

前言

总序
李鸿谷
这不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是杂志需要不断拓展的边界。
这本杂志的极限，其实也是“他”的日常，是记者完成了90%以上的内容生产。这有多不易，我们的同行，现在与未来，都可各自掂量。
这些创造力日益成熟，下一个有待突破的边界在哪里？
其一，作为杂志，能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提出什么样的真问题。
有文化属性与思想含量的杂志，重要的价值，是“他”的时代感与问题意识。在此导向之下，记者以他们各自寻找的答案，创造出一篇一篇文章，刊发于杂志。
其二，设立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记者创造的内容。<p><br />总序<br />李鸿谷</p> <p>杂志的极限何在？<br />这不是有标准答案的问题，而是杂志需要不断拓展的边界。</p> <p>中国媒体快速发展二十余年之后，网络尤其智能手机的出现与普及，使媒体有了新旧之别，也有了转型与融合。这个时候，传统媒体《三联生活周刊》需要检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同时还要研究它如何持续。<br />这本杂志的极限，其实也是“他”的日常，是记者完成了90%以上的内容生产。这有多不易，我们的同行，现在与未来，都可各自掂量。<br />这些创造力日益成熟，下一个有待突破的边界在哪里？</p> <p>新的方向，在两个方面展开：<br />其一，作为杂志，能够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提出什么样的真问题。<br />有文化属性与思想含量的杂志，重要的价值，是“他”的时代感与问题意识。在此导向之下，记者以他们各自寻找的答案，创造出一篇一篇文章，刊发于杂志。<br />其二，设立什么样的标准，来选择记者创造的内容。<br />杂志刊发，是一个结果，这个过程的指向，《三联生活周刊》期待那些被生产出来的内容，能够称为知识。以此而论，在杂志上发表不是终点，这些文章，能否发展成一本一本的书籍，才是检验。新的极限在此！挑战在此！<br />书籍才是杂志记者内容生产的归属，这源自《三联生活周刊》的一次自我发现。2005年，周刊的抗战胜利系列封面报道获得广泛关注，我们发现，《三联生活周刊》所擅不是速度，而是深度。这本杂志的基因是学术与出版，而非传媒。速度与深度，是两条不同的赛道，深度追求，*终必将导向知识的生产。当然，这不是一个自发的结果，而是意识与使命的自我建构，以及持之以恒的努力。<br />生产知识，对于一本有着学术基因，同时内容主要由自己的记者创造的杂志来说，似乎自然。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一套有效率的杂志内容选择、编辑的出版转换系统。但是，新媒体来临，杂志正在发生的蜕变与升级，能够持续，并匹配这个新时代吗？<br />我们的“中读”APP，选择在内容升级的轨道上，研发出**款音频产品——“我们为什么爱宋朝”。这是一条由杂志封面故事、图书、音频节目，再结集成书、视频的系列产品链，也是一条艰难的创新道路，所幸，我们走通了。此后，我们的音频课，基本遵循音频-图书联合产品的生产之道。很显然，所谓新媒体，不会也不应当拒绝升级的内容。由此，杂志自身的发展与演化，自然而协调地延伸至新媒体产品生产。这一过程结出的果实，便是我们的“三联生活周刊”与“中读”文丛。<br />杂志还有中读的内容，变成了一本一本图书，它们是否就等同创造了知识？<br />这需要时间，以及更多的人来验证，答案在未来……</p> <p>全书11则篇章页文案<br />写在前面 什么是中国社会学？ 渠敬东、周飞舟</p> <p>在探索中国社会的复杂脉络时，我们常常需要一种全新的视角。社会学的魅力就在于，它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当下的问题，更有着“通古今之变”的宏大视野。它能让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找到过去与未来的连接点，从而搭建起一种全新的、深度的视角去观察中国。这是一场思想的旅程，也是一次对社会本质的深刻追问。</p> <p>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和渠敬东，以对谈的形式，为我们开启一扇通往社会学世界的大门。他们不仅解答“什么是社会学”，更引导我们用社会学的眼光去理解中国问题。</p> <p>**讲 何以家国｜吴文藻：“乱世”下的社会学命题 王铭铭<br />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内外交困的困境之中：政治上面临着巨额的战争赔款，思想上则被近代西方关于“民族”“国家”的话语所扰乱，这种扰乱持续制造了历史的断裂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学的关键性人物吴文藻，以独特且富有远见的眼光，回答了“何以中国”这一重要问题。<br />在本讲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铭铭将沿着吴文藻的人生轨迹展开，探讨吴文藻对民族与国家概念的界定，讲述他如何改造西方社会学理论，从而开启认知中国社会的大门。</p> <p>第二讲 差序格局｜费孝通：怎样将人生经验融入社会学的探索？ 周飞舟<br />费孝通是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一生跨越了三个时代，见证了中国从屈辱到崛起的百年巨变。从早期的《江村经济》到晚年的文化自觉理论，他始终以“从实求知”的精神探索中国社会的本质。他的“差序格局”理论揭示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结构特征，而“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则展现了他对文化自觉的深刻思考，影响深远。<br />在本讲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飞舟将带我们走进费孝通“从实求知”的一生，梳理其学术历程与问题意识。我们将会看到，费孝通的生命历程本身就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生动缩影。</p> <p>第三讲 以礼入法｜瞿同祖：儒家文化“支配”下的法律秩序 田  耕<br />研究中国社会，法律是一条重要的路径。这不仅因为中国法律保存了大量的社会变迁信息，而且在社会学家瞿同祖看来，法律是洞察传统中国社会的关键切入点。把握住它，就把握住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核心特征——“身份有别”。通过中国法律反观中国社会，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日常生活中那些具有默会性的关系互动和情理是如何影响社会运行的。<br />在本讲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田耕将通过讲授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带我们了解法律如何像纽带一样，关联起家族主义、阶级分别，并实现“身份有别”这一核心目标。</p> <p>第四讲 宗族传统｜林耀华：如何描摹中国人的社会生命轨迹？ 渠敬东<br />在社会学领域，“传记”可以说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写作方法，而社会学家林耀华则是引入生命传记法的先驱。作为“燕京学派”的中坚学者，林耀华一生致力于田野调查，著有《金翼》《凉山彝家》《义序的宗族研究》等经典作品。其中，《金翼》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成为中国社会学写作的典范，并拓展了社区研究的边界。在这部作品中，他以民族志和生命史的白描手法，生动展现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家族制度。<br />在本讲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将以《金翼》中对宗族问题的研究为核心，深入探讨中国人社会生命的构造与轨迹。</p> <p>第五讲 民族共生｜李安宅：如何从现代国家角度看边疆？ 陈  波<br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这给包括李安宅、傅斯年、顾颉刚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带来了巨大影响。他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并就此开展研究和写作。这个问题就是边疆。作为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核心人物，李安宅非常重视实地研究。他深入边疆地区，经过三年的探索，写成《边疆社会工作》一书，从现代国家的视角重新审视边疆问题。<br />在本讲中，四川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藏学研究所和世界史系教授陈波，将从李安宅的这部著述入手，探讨多元民族文化如何实现共生。</p> <p>第六讲 乡土社会：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面相 徐  勇<br />对于中国人来说，乡土社会不仅是地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界定，更是一种独特且不可替代的文化土壤，延续着漫长历史中积淀的精神认同。那么，我们该如何回望与观察乡土中国？<br />在本讲中，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徐勇，将以“乡土中国”作为观察与解释当下中国社会的切面，剖析乡土社会的形成、乡村治理问题的关键，以及这些现象背后的历史脉络与文化底蕴，探讨关键个体——农民是如何创造“中国奇迹”的。从过去到现在，我们能从中发现乡土中国发展的诸多面向及其对当下社会的深远影响。</p> <p>第七讲 城乡关系：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产权 刘世定<br />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问题一直受到广泛关注。无论是土地承包流转，还是农村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换，以及近年来广泛讨论的小产权房问题，都反映出一种特殊的产权制度现象——同产不同权。这种产权制度现象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br />在本讲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世定，将从土地差权这一独特视角出发，运用经济社会学的方法和视角，带我们重新审视城乡关系及其背后的产权制度。</p> <p>第八讲 家庭关系：家庭社会学里的个体、性别与代际 吴小英<br />家庭关系是中国社会极为关切的话题之一。家庭不仅是重要的社会组成单位，承担着生命的延续，更是承载人们日常生活、情感与亲密关系的重要场所。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当下家庭的传统功能正在淡化，家庭的结构和关系正在发生转变——家庭或许正在被重新定义。如何理解中西婚姻观的差异、性别关系的转变，以及年轻人不婚趋势上升的深层原因？如何看待“啃老”、家长权威的削弱，以及亲密关系的疏离等社会现象？<br />在本讲中，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小英将从家庭社会学的角度，聚焦个体、性别与代际问题，解读社会变迁中家庭的变与不变。</p> <p>第九讲 消费社会：“买单”里的商品文化生产 王  宁<br />20世纪后期，随着生产水平的提升和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消费社会学在西方逐渐成为热门研究领域。如今，消费浪潮席卷全球，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社会结构。我们的消费欲望是如何产生并被不断激发的？不同的消费方式如何塑造阶层认同？需要批判的是消费主义本身，还是其背后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br />在本讲中，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社会学系教授王宁将结合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深入剖析我们所处的消费社会，并针对这些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揭示消费行为背后的社会机制及其对个人与社会的深远影响。</p> <p>第十讲 数字世界：那些被互联网淹没和创造的 王天夫<br />数字时代的技术革命打破了传统社会的边界，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传统工业社会相比，数字社会呈现出全新的连接方式、行为模式、知识体系、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信息茧房、算法黑箱、隐私保护等新问题不断涌现，而城乡生活趋同、群体智能的崛起也为社会带来了新的机遇。数字社会的未来，既可能是乌托邦，也可能是反乌托邦。<br />在本讲中，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社会学系教授王天夫将从算法推荐、零工经济、网络身份等现象出发，深入剖析数字社会的内在逻辑。</p>

相关资料

选摘一


3 “群”与“伦”为何是中国社会学的初心？

渠敬东：周老师刚才说，清末中国的处境和西方产生社会学的19世纪很像。如果不了解西方的历史，我们总认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不正处在烈火烹油、“兴高采烈”的时候吗？其实根本不是如此，19世纪从中叶一直到末叶，是西方文明出了大问题的时候，不然的话，怎么一到20世纪初就有两次大战？
清末的中国出了什么问题呢？简单来说，传统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家国忠孝，在知识分子集团里，有官僚制、科举制等制度来做保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有这方面的基础都垮掉了：**，王朝的皇帝制度守不住了；第二，科举在1905年被废除；第三，家族制度崩坏，逃离家庭就成了那个时代一道特别的浪潮，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有逃离家庭的经历。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情况，再加上西学东渐，帝国主义的挤压强迫中国进入所谓的世界体系里去。
我觉得群学的兴起，如果真的向前追溯，可以落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这些人身上。
比如康有为曾提出“合群立会”，他纵观西方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不断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认为中国人在政治上没有党派、没有议会，在经济上没有公司，所以要“合群立会”。章太炎*早用“社会学”这一名词来指代这个学科，借用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说法。他说只有两个学科是统合性的：一个是研究一般学问规则的哲学，一个是研究所有具体现象的社会学。他讲得很清楚，社会学下面应有历史、理财（今天的经济学）、刑名（今天的法学）之类的科目。这是当时的人真实的想法，在他们那里，群学是一个非常广义和总体层面的概念。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中国现代社会学的起步就是从“群学”开始的，只是大家的理解不一样。比如康有为会觉得西方的“群”的真正含义是教会，所以中国若不经历所谓的宗教时代，就不能进入《公羊传》所说的“升平世”。他根据“春秋大义”，要建立孔教，当然*后没建成。而严复则认为应该建立学校，学校就是*大的群。

选摘一

什么是中国社会学？ 渠敬东、周飞舟

（节选自本书“写在前面”，注释从略）

1 什么是社会学？

渠敬东：今天我跟周飞舟老师一块儿谈一谈社会学的由来、发展，还有中国社会学的建设。我们先谈谈什么是社会学。

我觉得在所有的基础学科里，社会学恐怕是产生*晚的。相比于政治学、哲学、历史学那些早在希腊时代诞生的学问，社会学太年轻了，算起来都不到200年的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社会学之所以能够产生，是由于整个人类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社会学究竟产生于怎样的时代？答案是：世界历史的时代。

原来居于全球各地不同文明的人，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新大陆的发现、交通的普及、商业的展开、商品世界的形成、资本的兴起，还是今天高度发达的信息传媒，都意味着在科学技术和整个的商业资本的推动下，全世界紧密连成一体——世界历史产生了。

在这种世界历史的刺激下，不同文明背景的人群或者国家都没法自主地生存。我们没法按照原来的生活方式、秉承的价值观念、一直以来追寻的理想、传统的历史轨迹来生活，所有人都遇到挑战，这是一个麻烦。

另一个麻烦在于，我们进入现代世界的时候，乡村慢慢消失，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开始变成一个大的群体，它的出现使得世界上不同文化的差距在表面上变得小多了，这些我们今天都能体会得到。

就像《共产党宣言》里说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而这些生产力所创造的财富，被集中在很少的人手里。民族、宗教、人群、国家，包括人的身份地位，所有这些因素都交织在一起，我们的世界时刻面临着战争的威胁，而且事实确实如此。

以往的那些学问都不足以对所有这些时代变化给予完整的解释，这提示我们需要有一个新学科来解释这个新时代，社会学就是这样出现的。

后面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很多社会学先驱一边解释这个新世界，一边为社会学筑牢了根基。首先出场的是卡尔·马克思，他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全面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的时代、商品生产的时代，这里有繁荣，也有剥夺，有文明的灿烂，也有文明的危机。随后是涂尔干，他观察到，在这个新时代里，社会变动极其迅速，我们原来可以依托信赖的规则规范，慢慢地松弛、消解了，每个人都进入一个失范的状态，不知所措。马克斯·韦伯讲得也很清楚，整个历史进入一个所谓新教创建的资本主义的世界里。每个人都被迫思考自己的文明构造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同样也是韦伯一生的论题所在。他研究了各种各样的文明，主要的目的还是想用理性化的方式，去面对资本主义的世界。还有齐美尔，大家对他的理论体会就更深了。他假设每个人被抛到一个现代世界的街头，从零开始组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建自己的历史回忆，学着怎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唤起自己的生命意识、价值观念。

这些学者所要解决的都是现代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问题，他们为社会学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石。

很多人认为社会学只是研究当前的事情，这是不对的。社会学家确实研究当前的事，但若不知道传统，不知道古今的关系，也没法研究当前的事。换句话说，社会学家思考的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和几百年或几千年来不同人类历史文明之间的关联。

这是社会学的一个特点。所以我认为，每一位堪为典范的社会学家都是文明研究的大人物、大学者。

2 舶来的“年轻学科”如何适应中国的土壤？

周飞舟：刚才渠老师谈了社会学学科的来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随着西方的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兴起而产生的学科。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活状态和所处的生活社会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动。新大陆被发现，不同的文明开始交汇在一起，同一个社会里面，社会也开始急剧分化成不同的群体，这种分化是一种全新的、动态的分化，在此之前虽然也有贵族、平民，甚至奴隶这类阶层，但那个社会是相对静止的。

工业革命之后，新的不同的人群产生，这些不同人群产生不同的交汇并互相作用，社会剧烈变动。正如渠老师刚才提到的齐美尔，描述的就是从过去稳定的状态被抛入飞速变化的社会里的人，他一定会困惑怎么会成这样、未来会是怎样。社会学从其产生的背景来说，天然就具有一种历史观。

另外，社会学是在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它还带有一种整体观。就像本来是平静的一摊水，现在搅浑了，我们就有一种想要把它的整体性搞清楚的愿望。所以社会学是一门总体的社会科学，是研究整体的处境，而非其中的某一项具体事物。

历史观和整体观，是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根本性质，也是经典社会学家们的抱负或初心。

渠敬东：社会学不只是研究怎么把企业管理好、怎么赚钱，或者怎么能够让法律使我们的社会行为更公平，不止这些。

周飞舟：社会学是要搞清楚“我”是谁，“我”在一个什么处境当中，“我”应该怎么办。要回答“我”是谁，“我”应该怎么办，首先要清楚，“我”在一个什么处境当中，这也是社会学产生时的雄心和抱负。

社会学*早来到中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家也都知道，那个时候中国正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处境糟糕、价值迷失。从宏观社会背景上看，当时的中国社会和当年产生社会学的西方社会是有相似之处的。我们不是在一个非常平静的社会里，坐在书斋里专门研究某一个事物，这门学科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其他学科并不一样。

1903年，严复翻译了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这成为中国社会学开始的标志。当时没有社会学这个词，他把sociology翻译成“群学”，这本书也定名为“群学肄言”。《群学肄言》流传很广，所以社会学在中国*早是以群学为人所知的，后来翻译成社会学是借用了日本人对sociology的翻译。

社会学的前辈学人潘光旦认为，社会学其实是研究“群”和“伦”的学问。

所以前人把社会学翻译成群学或伦学。“伦”就是我们说的人伦，即人与人之间的整体关系。“群”这个字强调的是很多人在一起，“伦”这个字指的是很多在一起的人里面有不同的关系、层次和结构。二者有的时候也在一起用，比如“领袖群伦”。“群”和“伦”的含义，与刚才我们讲的社会学的抱负或初心其实是更为接近的。

在中国当时的状况下，*早接受社会学的知识分子，其实很多都是留学生，严复先生就是**批留学归来的人。他们在外面学了社会学，回来后在大学或机构里教书，或者是从政成为政治家，当时他们觉得社会学是用来认识甚至改造中国社会的一门好学问。

1916年，北京大学开设了**门社会学课。那时候严复做北大校长，开课的老师是他的学生康宝忠。这是中国*早的社会学课程。中国**代社会学家们的想法和抱负是相似的：要改造中国社会，先要了解中国社会，要用社会学的方法来了解中国社会。比如说严复在《群学肄言》开篇的序言中阐述，群学就是“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明既往，测方来”就是我们说要清楚以前是怎么回事，现在是怎么来的，将来会怎么样，这是社会学的历史感。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这就要“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用科学的方法来调查研究我们身处的社会，就叫“察民群”。

调查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也曾经有过，但都没有用科学的方法。比如说，从周代以来我国就有“采风”的传统。明末大儒顾炎武写《天下郡国利病书》时，曾坐驴车，一个个地方跑。到了民国时期，在社会学方法的指导下，出现了“社会调查运动”。**批留学回国的人中，有一位叫陶孟和的，是北京大学社会学的先驱学者，他首次在北平主持了关于北平的特定群体的社会调查，比如说北平生活费水平等，他详细考察了居民的职业、薪资和生活水平，甚至具体到家庭收支状况。不过当时的社会调查主要集中在城市，后来也有农村的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前辈学人李景汉在定县做调查，写出《定县社会概况调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的方法进行农村实地调查的典范之一，对后来社会学的发展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使用的是西方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例如专门针对一个职业，针对一个问题，针对一个人群，去挨户走访，然后进行统计，得出结论。

社会调查运动有很强的改造社会、了解社会的目的。它*早在西方产生时，也是为了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所以很容易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毕竟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有着强烈的“经世济民，学以致用”的特性。比如说我想改善人力车夫的状况，得先了解他们的基本情况，然后才能对政策施加影响。这是当时的社会调查运动的背景，它以社会学为核心。

192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1933年，吴文藻先生当了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系主任，开始改良社会调查方法。他**个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命题，总结出了社区研究法，并创立研究学派。

3 “群”与“伦”为何是中国社会学的初心？

渠敬东：周老师刚才说，清末中国的处境和西方产生社会学的19世纪很像。如果不了解西方的历史，我们总认为19世纪的西方文明，不正处在烈火烹油、“兴高采烈”的时候吗？其实根本不是如此，19世纪从中叶一直到末叶，是西方文明出了大问题的时候，不然的话，怎么一到20世纪初就有两次大战？

清末的中国出了什么问题呢？简单来说，传统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家国忠孝，在知识分子集团里，有官僚制、科举制等制度来做保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所有这方面的基础都垮掉了：**，王朝的皇帝制度守不住了；第二，科举在1905年被废除；第三，家族制度崩坏，逃离家庭就成了那个时代一道特别的浪潮，民国初期的知识分子大都有逃离家庭的经历。

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情况，再加上西学东渐，帝国主义的挤压强迫中国进入所谓的世界体系里去。

我觉得群学的兴起，如果真的向前追溯，可以落到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这些人身上。

比如康有为曾提出“合群立会”，他纵观西方整个现代化的过程，不断反思我们自己的问题，认为中国人在政治上没有党派、没有议会，在经济上没有公司，所以要“合群立会”。章太炎*早用“社会学”这一名词来指代这个学科，借用了日本人岸本能武太的说法。他说只有两个学科是统合性的：一个是研究一般学问规则的哲学，一个是研究所有具体现象的社会学。他讲得很清楚，社会学下面应有历史、理财（今天的经济学）、刑名（今天的法学）之类的科目。这是当时的人真实的想法，在他们那里，群学是一个非常广义和总体层面的概念。

从学术的角度来讲，中国现代社会学的起步就是从“群学”开始的，只是大家的理解不一样。比如康有为会觉得西方的“群”的真正含义是教会，所以中国若不经历所谓的宗教时代，就不能进入《公羊传》所说的“升平世”。他根据“春秋大义”，要建立孔教，当然*后没建成。而严复则认为应该建立学校，学校就是*大的群。

到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成立的时候，社会层面出现了两个变化。**个变化是实证调查的展开。传统学术*大的问题是对历史、经书、现实的理解都不用科学的方法，历史研究直到王国维才提出“二重证据”这种科学方法。引进的西方社会学带来了实证调查的方法。那个时候铺天盖地的都是调查运动，涉及各个领域，中国人迫切希望知道这个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社会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但是西方的社会调查方法如何和中国传统学术沟通，如何和我们深厚的文明对话，没人能够回答。

第二个变化是，中国在迈入现代化的时候，开始普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群体。困难的地方在于，现代社会的体系跟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不匹配的，甚至互相冲突，在各个方面都会面临很多挑战。我们如何从中国的自己文化传统里的“伦”而开出现代性的“群体”，这也是一个问题。

融入现代的世界历史，这是我们逃不掉的命运。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了不起的地方，就是直面这些变化，并试图解决上面的问题。

系主任吴文藻和他的学生、同事合力构建起了中国社会学，搭建起沟通古今、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桥梁，被后世称为“燕京学派”。

我觉得，当代的社会学，或者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学，说大一点，它的作用就是司马迁要做的事——“通古今之变”，即找到过去和未来之间的连接点。中国社会学有着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从实求知，另一个则更为宏大，就是努力构建中国未来文明系统。吴文藻和他所在的燕京学派所从事的工作，都能体现这个特点。

4 社会学与其他学科有怎样的思维视角差异？

周飞舟：吴文藻虽然谈社会学中国化，但他非常注重引进西方社会学理论。在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期间，他请来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英国文化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等当时世界上的一流学者来燕京大学讲学，这些学者对费孝通等人影响非常大。比如帕克不只来讲学，还带着学生们在北平城里做调查，费孝通晚年写的回忆录中有很多相关的内容。

在引进西方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吴文藻形成了自己的社区研究法。之所以叫社区研究，就是为了与当时的社会调查相区别，社区研究倡导以社区为单位开展研究。“社区”（community）这个词也是当时的燕京学派翻译的。

费孝通还专门就community这个词应该怎么翻译这一问题写过一篇文章：《二十年来之中国社区研究》（《社会研究》，1948年10月16日，第77期）。

当时谈到社区研究法，核心的问题就是要有一个明确的地理的研究边界。吴文藻认为，在中国*好的社区研究单位就是村庄，这个村庄里面的人都彼此认识，村庄还有清晰的边界。限定边界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村庄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来研究，它的内部包括物质生活、制度生活、组织生活、文化（精神）等，有很多很立体的层次，人们互相之间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和来往。

渠敬东：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天然是一体的，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

周飞舟：从今天的视角来看，当时的社区研究更接近人类学研究，但实际上它是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学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形态。

社区研究是整体的、历时性的，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如此。因为有了研究边界，就可以用类似于拍电影的方式来研究社区。吴文藻曾打比方说，当时的社会调查一般就是照个相，而他的社区研究是拍活动电影。

燕京学派的学人，此后主要的研究都是在社区研究的方向上向前推进。比如林耀华，他*初写《金翼》，后来又做凉山的研究（《凉山彝家》），都是采用社区研究法，而且越来越深入。费孝通也是如此，他将社区研究法总结为“从实求知”，他曾明言，自己一生的三部社区研究作品——《花篮瑶社会组织》《江村经济》《禄村农田》，显示了自己不断学习社区研究法的过程。在这样的一个社区里面，他看到任何一朵花、一片叶子，都知道它长在哪根树枝、树干上，是怎么开出来，是如何受到根、干、水、土、阳光、风的影响的。这显示出费孝通对社区的深入了解。

费孝通的“从实求知”，其实来源于吴文藻的“从实地研究始，从实地研究终”。这个话说得相对极端，因为他要树立起社区研究与当时的社会调查方法的不同之处，避免用理论来切割和裁剪社会事实。以社会调查始，以社会调查终，这和我们今天了解的“科学环”方法论不一样。科学环是以理论假设始，以检验理论假设终。

渠敬东：当下社会科学大多采用科学环的研究方法，具体是先提一个假设，然后收集很多材料（包括数据或访谈材料、实地材料等）去验证这个假设，这是标准的美国行为科学研究方法。

但正如周老师所说，燕京学派的研究传统（也是现在北大社会学继承的传统）和它并不相同。比如说研究一个村庄，我们以费孝通比较早的代表性研究《江村经济》为例，他要把（村庄的）上下、左右、前后所有信息都了解透彻，包括这个村庄的历史、人口、地理、家庭组织（包括家里有多少人）、经济结构、生活方式、仪式活动等，甚至细到这个村庄的河流、航线，他也要讲清楚。再比如研究一个人，我们就要考察这个人的生命史（life history），包括他的出身（甚至还需要上溯到家族史）、朋友圈、交往圈、学习和认识等，这就是社会学的特点。社会学作为一个总体性的学问，不只关心大社会，在具体研究中也会贯彻总体性考察。

刚才周老师提到了交易行为。比如研究买房，经济学家肯定会统计交易总量、房产的一般价格，然后去做交易成本分析。但社会学家关心的是：这个人去买房，他给谁买？他的钱从哪里来？因为个体买房的钱可能来自他祖父母辈以及夫妻双方的父母，三代人的积蓄全用在了这个人的买房行为上……这样一来，从社会学角度看到的经济行为，其实质就完全不同。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交易，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运转。

周飞舟：社会学的信念是，一个具体的社会事实也具有整体性。

任何理论都会有一个视角，所以任何理论都是片面的，如果一个理论不片面就不会有穿透性。一个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社会事实，但是你不能只去看那些理论让你看到的东西。

从实求知，和完全从理论假设出发、以检验理论假设结束的思路，虽然没有对错之分，但后者的片面性在于研究者只会去收集这个理论让你收集的材料，然后再拿来这些材料来检验这个理论，费孝通先生认为这不是社会事实。

我们之后在讲费孝通的时候可以专门谈谈这个问题，他一生都在思考社区研究法讲究的从实求知与科学环方法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对于我们今天讲社会学很有意义。

渠敬东：社区研究法其实是吴文藻从西方人类学的文化表格借鉴而

来的。

周飞舟：是的。这个方法有很多人类学的理论背景。但如果仅仅是利用西方的理论研究中国的问题，还不能称之为社会学的中国化，毕竟中国学者肯定是在研究中国的现象。正因为燕京学派强调从实求知，才不会让西方理论完全主导中国研究，反而在研究中国现象的过程中将之变成了中国的东西。我认为这背后其实有当时学者们更深层的思考——中国的社会

现实对社会学研究者来说意味着什么？

从实求知是民国时期以燕京学派为核心的社会研究者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论，他们把社会事实或者叫社会现实，摆在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

什么是社会事实？刚才渠老师说，中国人买房会举三亲六戚之力，孩子结婚买房是你借钱*重要的理由，这就是中国的社会事实。如果完全以某种西方的理论或方法作为主导的话，你不会认为这件事有价值，因为在别的社会中这不是一件重要的事。你明明可以去银行贷款，为什么要借钱？明明可以分期付，为什么非要一次付清？从实求知的方式会说，中国的社会事实就是这样，要尊重它，以它为主体来讨论这个问题。

渠敬东：我们在读了书之后，很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评判他人的某些行为，社会学家不会这样，反而会警惕和批评这种做法，因为很多事实的存在都是有意义的，它不仅表现出了过去的意义，甚至还具有未来的意义。

上文提到过，社会学家会把一个村庄的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但并非把它看作一个封闭的区域。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其实讲的是一个生态系统。城市和乡村之间有着不断的人口、资金等各方面联系，所以它是一个活体。我们不会把研究对象完全切分开来。

就像是刚才提到的买房行为，他的行为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带着他背后的整个社会结构在进行交易。他的每一次变动、做决定时的每一次考量，都和他的全部亲属关系、朋友圈子有关。

所以，只用假设检验的方式来理解中国人的生活是不够的。

中国并不是由一个个信奉新教的个体组成的文明世界。社会学家们看到，中国人很少从个体出发来和社会打交道，而会连带上自己的亲属、朋友关系。

我们在很多学科研究中都看不到这一点。

到底是交易行为重要，还是背后的结构重要呢？社会学家一定会认为背后的结构更重要。这种思维方式普遍渗透在各种层面，比如可以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一个企业、一个人。这个人可以是一位企业家、政府官员，甚至是一个家庭的父母或子女。

周飞舟：是这样的。社会关系会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一个人行为。我举一个例子，北大社会学系有几个学生做“挑战杯”论文，去一个地方访谈了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发现，这些民营企业家有一些共同的行为方式，就是在50岁以后开始缩减贷款。如果问这些企业家个中原因，他们会说，人老了应该保守，不应该再使劲贷款了。问题是，在被问到企业发展远景的时候，他们往往仍然有一个很宏大的远景，却在贷款这件事上有了行为上的转变。应该怎么理解这个行为的转变？

这个研究给出了一个很明确的结论，不说出来大家想不到，一说出来大家就会很认同。其实这些企业家的想法都是一样的：企业要传给我的孩子，我现在借的每一分钱都要父债子还，所以我一定要把一个运营状况良好、负债较小的企业交给我的孩子，这就是我的人生事业。

这就是刚才渠老师说的，中国社会不是个体本位的社会，一个人主要考虑的事情反而不是自己。

渠敬东：如果是经济学、管理学来研究这个问题，这个现象可能会被当成误差筛掉了。他们认为企业在任何时候的贷款行为或者人的心理都应该是一样的，毕竟企业有其内在的规律。

然而，一个人进入人生的不同阶段，他考虑问题的方式也会不一样，正如孔子所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虽然是一般的道理，但确实符合社会具体层面真正发生的现实。人不是机器，一位企业家、政府官员，他们人生的阶段性，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企业、政治单位在一段时间内的政策节奏。社会学恰恰能进入人的世界里去，研究这些其他学科关注不到的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就是社会学的特点。

作者简介

渠敬东，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著有《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现代社会中的人性与教育》《组织变迁的社会过程》等书，主编《涂尔干文集》（共6卷）、《中国社会学经典导读》，并译有《社会分工论》《启蒙辩证法》《图腾制度》等。

周飞舟，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行为与城镇化方面的研究，著有《制度变迁与农村工业化》《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土地制度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等书。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城市仪式时空研究、乡村民族志、历史人类学、民族学、中国西方论、比较神话学、社会理论等。著有《西学“中国化”的历史困境》《心与物游》《中间圈：“藏彝走廊”与人类学的再构思》《帝国与地方世界》《人生史与人类学》《超越“新战国”：吴文藻、费孝通的中华民族理论》《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刺桐城——滨海中国的地方与世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