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研究

本书特色

职教高考制度的全面解析。

职教高考是职业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中亟需超前研判、深入研究、系统部署的重大问题之一。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不仅需要各个学制层面的职业教育，而且需要一个能够把各个层面职业教育衔接起来的纽带。从制度构建角度看，这一纽带就是职教高考制度。该制度具有公开、公平、常规化、自由选择的性质。依托这一制度，任何职校生都可以通过统一考试进入任何职业学校的任何专业。有了职教高考制度，职校生升学空间将得到拓展，同时也将使中等职业教育与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在教学内容上衔接起来，这对于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实现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纵向贯通至关重要。

内容简介

职教高考对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提升各类教育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落实“双减”和技能型社会建设，以及推动高中多样化改革、完善高考制度改革等都具有重大作用和意义。本书以构建科学、合理、可行的职教高考制度为主要研究目标，通过理论研究、政策梳理和实证调研，剖析了职教高考制度的构建动因、发展历程、考试设计等基础理论，从静态的政策梳理和动态的实证调研两方面，全面摸排了全国31个省区市高职分类考试进程，在理论与现实的平衡中刻画了职教高考的基本构想与实施路径。

相关资料

**章 绪论
一、 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成为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
根据教育统计数据教育 部.2022年教育统计数据［EB/OL］.(2023-12-29)［2024-08-06］.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2/quanguo/202401/t20240110_1099539.html，2022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其中有32所是本科层次职业学校，1489所是高职专科院校，职业院校占比达到了约50.48%。普通本科、职业本专科共招生约1014.54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67.93万人，职业本科招生7.53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38.97万人，职业院校招生占比约53.88%。普通本专科院校在校生共约3659.41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1965.64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22.87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1670.89万人，职业院校在校生占比约46.28%。这意味着，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院校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招生数量、在校生数量，都基本占据了高等教育的一半规模。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理应拥有符合其类型教育的特征、自成体系的考试招生制度。但实际情况却是，尽管国家已经确立了高考分类考试的政策导向，地方上也有多年实践，但高职分类考试改革仍只在省级区域层面实施，以“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服务于技术技能人才的选拔机制尚未完全科学、公平和有效地建立起来。
“结构合理，范式科学，功能先进”被视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标准，这意味着纵向上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能够彼此衔接，横向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能够相互沟通。但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突出表现为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还不通畅。虽然，对口招生、长学制贯通项目等途径使得中职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升入高职、本科，但这些途径在学习内容、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等内涵层面尚未实现衔接。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是为职校生建立一种稳定而有充分选择度的向上成长通道，且作为一项考试，也可以同时引导职业院校深化教学改革，从学习内容上衔接中等和高等两个阶段，系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各个层次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关系。

**章 绪论

**节 研究缘起
一、 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成为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
根据教育统计数据教育 部.2022年教育统计数据［EB/OL］.(2023-12-29)［2024-08-06］.http://www.moe.gov.cn/jyb_sjzl/moe_560/2022/quanguo/202401/t20240110_1099539.html，2022年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013所，其中有32所是本科层次职业学校，1489所是高职专科院校，职业院校占比达到了约50.48%。普通本科、职业本专科共招生约1014.54万人，其中普通本科招生467.93万人，职业本科招生7.53万人，高职专科招生538.97万人，职业院校招生占比约53.88%。普通本专科院校在校生共约3659.41万人，其中普通本科在校生1965.64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22.87万人，高职专科在校生1670.89万人，职业院校在校生占比约46.28%。这意味着，高等教育阶段的职业院校无论是学校数量还是招生数量、在校生数量，都基本占据了高等教育的一半规模。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理应拥有符合其类型教育的特征、自成体系的考试招生制度。但实际情况却是，尽管国家已经确立了高考分类考试的政策导向，地方上也有多年实践，但高职分类考试改革仍只在省级区域层面实施，以“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服务于技术技能人才的选拔机制尚未完全科学、公平和有效地建立起来。
“结构合理，范式科学，功能先进”被视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标准，这意味着纵向上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能够彼此衔接，横向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能够相互沟通。但是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突出表现为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通道还不通畅。虽然，对口招生、长学制贯通项目等途径使得中职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升入高职、本科，但这些途径在学习内容、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等内涵层面尚未实现衔接。建立职教高考制度，是为职校生建立一种稳定而有充分选择度的向上成长通道，且作为一项考试，也可以同时引导职业院校深化教学改革，从学习内容上衔接中等和高等两个阶段，系统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各个层次职业教育之间的衔接关系。
我国高等教育在2011年进入大众化阶段，在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目标后，教育考试制度*突出的问题是人才培养多样性与考试评价功能单一性之间的矛盾。韩家勋.教育考试评价制度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432.2010年伊始，国家开始着手新高考改革，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是指导此次高考改革的基本方针。其中，分类考试是另外两项的前提和基础，直接决定了综合评价的质量与多元录取的效果。分类考试的内涵是推动不同类型定位、不同发展特色的高校，都能以与自身特点匹配的选拔方式招生；广大考生也能够根据自身发展的现实需要，以合理公平和有效的评价方式来自主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校继续深造，是一种学校与考生自主双向选择和匹配的过程。张和生.高考公平问题的伦理审视与实证研究［D］.长沙：中南大学，2013:167—169.现行高考植根于普通教育体系之中，教学和考试内容主要来自学科体系，即使现行高考的量才之尺足够精准，也不可“张冠李戴”地作为主要致力于教授职业知识和工作知识的职业教育的“度量”。龚方红，刘法虎.彰显类型特征的职业教育评价新蓝图——《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解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0(11):26—33.
上述分析结果，无论是从优化类型教育的角度，还是从建立现代职教体系、更加科学地评价技术技能人才、更加合理地选拔技术技能人才的角度，都反映了构建职教高考制度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议题。

二、 从依附到相对独立再到分类进行的高职考试招生活动
2005年以前，我国高职院校的考试招生对高考的依附性很强，表现为高职高专被纳入现行高考统招，用一张试卷同时选拔学术型及应用型两类人才，而高职院校在录取批次上被置于本科录取之后，且*高层次为专科教育。2005年，上海在3所市属高职院校试行自主招生，之后，高职院校自主招生的考试办法通过政策扩散被逐渐应用到多个省份。2007年，教育 部办公厅出台《关于同意江苏、浙江、湖南、广东等四省在部分示范性高职院校中开展单独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批复》，鼓励各地积极探索高职院校的招生自主权落实途径，此举意在探索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规律与特点的考试招生办法，郑若玲，朱贺玲.我国高职招生变迁与未来发展方向［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5(03):41—46.高职的考招活动开始逐渐走向相对独立。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目标。这是国家首次在正式文件中提出实行分类考试，也是高等职业教育的考试招生独立于统一高考的重要开端。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特别提出“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同年，教育 部专门出台《关于积极推进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就高等职业教育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作出专门部署。201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加快推进高职分类考试”设定为主要改革任务之一，此后，各地在国家政策框架下因地制宜地进行本地区的高职分类考试改革。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明确表示要“建立‘职教高考’制度”。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高等职业学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采取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招收学生”。从政策法规梳理可知，强化分类考试、设立“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基本要求和改革的规定动作。
三、 已有研究成果缺乏对职教高考的本体研究和相关调研
我国自2010年开始提倡高职考试招生与现行高考分离、2019年首次明确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以来，构建符合职业教育类型特色的、自成体系的招考制度成为职教领域研究的热点。如今，作为职教高考制度试点形态和先行探索的高职分类考试改革正在各地如火如荼地进行。从宏观布局看，随着一系列建设性文件的颁布，国家从顶层设计上对改革的总体要求已经明晰；从具体实践看，各地通过制度创新已经探索出了一些可行的做法。但是，这项改革是在省级政府统筹下进行的，因此某省的实施方案仅在区域内施行，单纯从这一点上就与职教高考制度的内涵与功用有所出入。换言之，目前各省的高等职业教育分类考试改革还不能被称为职教高考，尽管一些省份已经将其冠名为了职教高考。
从2019年国家政策中明确出现职教高考到现在，相关研究虽呈快速涌现之势，但在研究深度上尚处于刚起步阶段，以职教高考为主题的研究数量在增长，但基本均为期刊论文，在本研究之前，以“职教高考”为关键词的硕博论文尚且没有，与该主题相关的如“技能高考”“对口招生”“分类考试”“春季高考”“职业教育考试招生”“高职考试招生”的硕博论文虽在一定程度上含义与之有重合、能为之提供参考借鉴，但毕竟都不是职教高考制度“本身”。对职教高考的本体进行研究十分必要，对其所涵盖的基础问题，如“职教高考的基本定位”“职教高考的内容与形式”“职教高考如何运行”等进行学理上的阐释，将是涉及现实中职教高考制度构建逻辑起点的重要问题。
通过实证调查收集职教高考的实践情况同样十分重要，并且意义显著。一方面，职教高考正式提出的时间不长，鉴于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实行的是省级统筹的管理体制，而作为制度先行形态的高职分类考试实践也是在省级政府统筹下进行的，各地政策制定者对职教高考内涵的理解以及将如何就这一问题进行工作推动和落实等情况值得关注。除了实践过程中的问题，理论认识层面的问题同样也需要专门研究。我国幅员辽阔，地区之间职业教育的发展很不平衡，各省就本省基础条件下进行的高职分类考试改革有不同的落实方法和落实程度。
另一方面，通过调研和掌握的一手资料对全国各省区市进行一次“全面摸排”和深度分析很有必要，既可以在区域多样性的背景下梳理不同地区的工作模式，勾勒出目前各省对职教高考的实施情况、工作方法和实现条件，也可以探究地方政府在区域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和作用机制；还可以探讨中央、地方、院校以及考生在这项工作上的关系；以及关注如何将地方制度创新实现政策扩散、从区域走向全国进而制度化。通过尽可能广范围的调研和系统总结地方先行先试的实践情况，为后续建立国家层面的统一职教高考制度提供现实抓手和试点经验。
第二节 研究范围
一、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 职教高考
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国家政策文本中都没有对“职教高考”进行明确定义，但是可以参考已有文献在谈及职教高考时的对象指代、构建目的以及“高考”作为一项考试和“高考”二字在现行高考制度中的含义来获得广泛的一致性理解。
对于职教高考所面向的对象，已有文献主要包括为“主要或只针对中职生”和“既面向职教体系内的中职生，也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退役军人等有着入读高职需要的社会生源”两类意见。
将“职教高考”的招生对象框定为中职生的代表有：陈子季在2020年教育 部“收官”系列发布会上表示，职教高考可把中职教育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教育在内容上衔接起来，使职业院校的学子通过职教高考能够自由报考职业教育的院校和专业。教育 部.教育2020收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三场:介绍“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情况［EB/OL］.(2020-12-08)［2020-12-31］.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0/52735/徐国庆认为职教高考作为一个新的领域而进入学者视野是因为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下应该满足中职生中相当比例学生的升学愿望，同时提出“职教高考制度建构要达成的目标是实现中职生在高等学校与专业志愿选择中的自由度、实现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在教学标准上的衔接，以及把部分专业性强的职教课程纳入现行高考选考科目”。徐国庆.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制度的职教高考［J］.教育研究，2020，41(04):95—106.王笙年将职教高考制度定义为专门针对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通往本科的升学制度，认为其同时可作为职业教育质量监控的手段。王笙年.职教高考考试模式及其制度体系构建探讨［J］.职教论坛，2020，36(07):20—26.以山东省的职教高考制度试点改革为例，职教高考是为了增加中职学生对口升入本、专科院校的机会，增加高职学生对口升入本科院校的机会。范冬梅.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职教高考”研究与实践［J］.现代教育，2020(01):54—55.姚佳等以工科为例，从中高职招考模式衔接的角度探讨职教高考制度构建，其暗含的意蕴为职教高考制度的本质是实现中高职衔接招生。姚佳，曾义聪.基于“职教高考”的工科专业中高职衔接招考模式探索［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0，19(15):231—232.秦程现等将职教高考制度定义为“与现行高考和春季高考制度不同、专门服务于职业院校学生、以报考职业本科或职业专科院校为目标的，以‘文化课程 职业技能’为考试内容的新高考制度，考试群体有特定指向、考核内容专业化、培养具有连续性是该制度的特征。”秦程现，任永波，刘辉辉.职教高考制度下的“中高本硕博”五位一体人才贯通培养路径研究［J］.职业，2019(30):52—53.高钰雅认为职教高考制度使得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升学及应考制度化、公开化，相当于是把以升学为导向的趋势从制度上确定了下来，其暗含的意思是职教高考制度的考试招生对象为中职学生。高钰雅.“职教高考”影响下的中职学校办学困境［J］.职教通讯，2019(19):13—18.
认为“职教高考”同时也应面向普高毕业生、退役军人等生源的代表有:李鹏、石伟平提出在“百万扩招”背景下，职教高考要为退役军人、再就业人员等群体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提供考试服务，从而建立起更加开放的职教高考制度。李鹏，石伟平.职教高考改革的政策逻辑、深层困境与实践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0(06):98—103.孙善学将职教高考定义为高等职业学校招收新生的制度，认为它既是面向职业教育体系的“内部”升学制度，也是面向体系外其他类型教育毕业生、其他社会成员等更广泛群体开放的“外部”招生制度。孙善学.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的思考与建议［J］.中国高教研究，2020(03):92—97.廖龙等从高等职业教育生源情况复杂、职业种类繁多的情况出发，认为不适宜参照普通高等教育的形式建立统一的技能考试评价模式，暗含了职教高考制度是面向不同生源的考试招生制度。廖龙，王贝.基于职业能力评价模型的“职教高考”体系构建［J］.职业技术教育，2020，41(31):24—28.祝蕾等通过分析国家政策指向，得出“高职院校的办学定位已经转变至既要提供学历教育，也要为社会群体提供培训服务”的结论。祝蕾，楼世洲.“职教高考”制度设计的多重逻辑［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16):38—42 58.刘芳认为百万扩招与“职教高考”在现实逻辑上具有耦合性，“职教高考”是非传统生源的扩招渠道。刘芳.百万扩招下的“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1):25—29 87.
对于“为什么要设立职教高考”，学者们的观点相对一致，基本围绕着“技术技能型人才选拔的需要”“中职生升学权利理应受到保障”“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必要举措”“巩固职业教育类型特色”“克服现有高考制度的不足”等方面展开。例如，徐国庆指出“职教高考的目的是致力于形成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促进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衔接、促进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通和保障中职生升学权利”。徐国庆.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制度的职教高考［J］.教育研究，2020，41(04):95—106.李鹏、石伟平认为职教高考改革的根本目标是为了克服现有高考局限，建构职业教育的新高考制度，以评价目促发展。李鹏，石伟平.职教高考改革的政策逻辑、深层困境与实践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0(06):98—103.范冬梅认为职教高考制度的政策逻辑是“满足技术技能人才发展的必然要求”“促进职业教育体系完善的内在需求”及“服务产业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范冬梅.基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职教高考”研究与实践［J］.现代教育，2020(01):54—55.
通过上述梳理发现，已有文献对设立职教高考的初衷的认识是统一的，对职教高考所服务的主要对象之一——中职毕业生的认识是统一的。而就“如何构建职教高考制度”问题进行思考，发现:职教高考制度并非单一实体，而是由多种制度规则构成的复合体，其在构建过程中必须对涉及的例如招生计划、考试内容、考试形式、组织管理方式、志愿填报模式等制度要素作出妥善安排。
此外，职教高考选择“高考”二字作为表述，“高考”全称是“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其在现行高考中的完整含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是由普通高中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杨学为.中国考试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371.“高考”作为“考试”的下位概念，全国统一组织的一项教育考试，本质上是服务于高校招生的工具，形式上表现为一种大规模的统一考试。吴根洲.高考效度研究［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35.
结合已有文献在谈及职教高考时的对象指代、构建目的以及“高考”二字在现行高考中的完整含义，本研究将“职教高考”的概念界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职业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是由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和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在研究范围上，考虑到本研究所能*大程度掌握的研究边界以及能够在行文过程中取得有对话基础的讨论范畴，本研究将职教高考的生源范围框定为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招生层次为专科、本科层次的高等院校，具有同等学力的考生不在本研究讨论范围之内。
（二） 制度
“制度”随理论进展而不断衍生出新的含义。“制度”一词在中文环境中大多指规则。《辞海》中对“制度”有两种解释：一是指办事规矩、行动准则（如工作、生活中的各项规章制度）；二是指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规程或者准则以及在该准则、规程下构成的体系（如社会主义制度）。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语词分册（上）［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158.在西方语境中，制度的含义更宽泛，包括了规则、体制、组织、秩序等。关于制度概念的争论比较多，以致不同学科所用的制度概念在含义上有相当大的差别，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种界定：
**，制度是一种规则。诺斯（Douglass, C.North）认为“制度指的是社会规则，对人们的相互关系起着一系列的约束作用，既有例如道德、禁忌、习惯、传统等的非正式约束，也有例如法律、产权等组成的正式的约束”。［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03.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制度是任何组织、群体中都存在着的行为准则”。［瑞典］理查德•斯威德伯格.社会学名著译丛 马克斯•韦伯与经济社会学思想［M］.何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11.罗尔斯（John Jack Bordley Rawls）认为“制度是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美］罗尔斯（Rawls，J.）.正义论［M］.何怀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50.第二，制度是一种习惯或习俗。凡勃仑（Thorstein B Veblen）认为制度导致了个体和社会的特定关系、特定习惯的形成。［美］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蔡受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139.哈耶克（Friedrich A.Von Hayek）认为“自发的社会秩序”即制度，他主张社会秩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自发形成的，通过文化、习俗等稳固和传递。［英］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M］.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70.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认为“业务规划组成了社会以及个体行为运转的行动结构，而制度是业务规划的载体”。［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于树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86.第三，制度是一种模式。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理解制度时重新考虑了社会变化的广阔背景，将制度定义为“稳定发生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式”。［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12.第四，制度体现为博弈系统。青木昌彦（Masahiko Aoki）主张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的显著、固定特征的浓缩性表征，这样的表征能够被所有参与人感知，会与他们的策略决策产生高度相关，制度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规制着参与人能够实施的策略和能够产生的互动，同时，又被参与人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所作出的新的决策而不断再生产。［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周黎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8.
通过上述梳理，我们发现，关于制度的内涵界定是高度抽象的，但都隐含了其会对人们产生约束的本质特征。上述对于制度的界定，优点在于保证这个定义涵盖了所有可能的制度，而缺点是优点所带来的没有重点、不分轻重，以及它忽略了制度背后的结构。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出于对制度的不同方面的理解而对制度范畴的概况了解存在差异，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以一种整合的思路对制度进行了一个较为广义的界定，以尽可能地囊括不同领域的学者讨论和发现的重要的制度要素。
理查德•斯科特（Richard Scott）认为“制度包括了规制性、规范性以及文化-认知性三个维度的要素”。［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5—56.其中，规制性制度强调明确的、外在规制的规则、监督和奖惩活动，其基本的控制机制是强制机制；规范性制度代表着“说明性、评价性和义务性”，包括价值观和规范，规范性制度对行为有一种期待性的作用；文化-认知性制度指由外在文化框架所塑造的共同的理解和认知，这种认知使个体遵守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某种惯例或其认为的恰当方式，常常是在行为背后的脚本或模板，这种文化是“更具嵌入性”的文化，为个体提供了思考和行动的模式，而且具有多样性，从而使同一个情境中的个体由于对情境的不同感知而可能产生不同的行为。［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M］.姚伟，王黎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55—67.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本研究，将制度的内涵界定为：政府部门正式确定的用以调整个体行动者之间以及特定的组织内部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权威性规则体系。但作为研究对象，该界定显然还是不够具体。
根据研究对象的实际需要，本研究在行文过程中对“制度”作如下必要的框定:“制度”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轴，在对其进行制度变迁、制度比较时，倾向于指代规则制定，因而将制度内涵限定在斯科特框架的**层面，即政府部门确定的规制层面的章程、规定、规则限度等条款。
另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研究中，在对央地两级政府的政策进行梳理时，政策具有和制度同义重合的关系，对政策的分析即对制度的分析。但在*后一章，探讨职教高考的制度构建时，指向斯科特框架的全部三个层面，即既要探讨制度构建的规制性要素、规范性要素，也要探讨文化-认知性要素。
实际上，制度和政策本是不同的概念，相当多的学者将两者混为一谈，也有学者坚决反对将二者等同。原因在于，制度通常指社会长期形成的基本机制，因而制度总是很难快速发生变化；而政策是在已有的制度下设计出来的，制度与政策二者之间可以有关系，也可以没关系，政策可以在短期内对制度不产生影响，但有些非常重大的持续性的政策，有可能会逐步地改变制度基因。许成钢.弄懂中国必须懂得中国的制度［EB/OL］.（2022-03-07）［2022-03-10］.https://mp.weixin.qq.com/s/7TxnfnJFS7N6oObbHITQPw
但是，本研究在部分章节将制度与政策等同，也有本研究分析场域下的特殊道理，即：制度是政策发展的高级形式，正式制度的形成首先要经历政策阶段。从时效来看，制度相对比较稳定，而政策的变动性比较大；从制度与政策的关系来看，制度包含了政策，政策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的理性作用的结果，但是制定政策一般不以非正式制度中的习惯、习俗和惯例等一般性规则为基础；从现实来看，我国往往把政策和制度互用，而很少区别，如我们谈到考试招生制度的时候往往指代的是考试招生政策。
因此，本研究中，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政策与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同义内涵，以制度分析的理论和方式来分析政策也具有一定的适切性。

作者简介

姜蓓佳，管理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博士后，2023年入选上海市“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近年主要从事职教高考、职普融通、技能型社会构建等研究。主持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教育 部人文社科基金等竞争性课题，参与国家重大、重点科研项目近10项。以**作者身份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以执行主编身份出版丛书1部，6篇资政报告获省部级采纳。直接参与多份国家或省级教育政策文件的起草、研制工作，研究成果在国内外转化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