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毛泽东的行与知

本书特色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由权威学者历时数年打磨而成

从实践与理论两方面真实再现毛泽东知行合一的历程

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

内容简介

本书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生平为脉络，从“行”（实践）与“知”（理论）两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毛泽东为建立新中国而艰苦奋斗的经历。在“行”的方面，本书注重客观叙述毛泽东走出韶山，再到参加革命、走上领导岗位并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的历程；在“知”的方面，本书注重描述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过，尤其是他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解决中国革命中一系列问题的过程。全书真实地再现了毛泽东知行合一的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毛泽东思想，深化对百年大党历史的认识。本书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毛泽东口述史料的搜集、校勘、整理与研究”子项目，并入选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

相关资料

“知行观”是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争论不已的重要论题。在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中，“知”主要指道德领域的良知，“行”则是指其践履。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主要是围绕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难易、知行轻重四个方面进行讨论。其主要观点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分离”“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等等。
作为中国现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有全新的解读和深刻的阐释。毛泽东《实践论》将传统“知”和“行”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将“认识”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将“实践”拓展为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实践为主体的广义实践，实现了对传统“知”与“行”的超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关于“知行观”的代表作是1937年7月成稿的《实践论》。
和一般的哲学家不同，毛泽东撰写《实践论》不是为了参加泛泛的哲学争辩，而是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他在为《毛泽东选集》发表此文时所做的题解中明确写道：“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实践论》原是毛泽东当年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讲稿的一部分。1950年12月29日**次以《实践论》为题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发表稿加上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集中阐释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在知与行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他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深刻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路线：“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知行观”是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能回避的基本命题，也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就争论不已的重要论题。在中国传统的知行观中，“知”主要指道德领域的良知，“行”则是指其践履。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主要是围绕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难易、知行轻重四个方面进行讨论。其主要观点有：“知先行后”“行先知后”“知行分离”“知行合一”“知易行难”“知难行易”，等等。

作为中国现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的“知行观”，有全新的解读和深刻的阐释。毛泽东《实践论》将传统“知”和“行”转化为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实践”；将“认识”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将“实践”拓展为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实践为主体的广义实践，实现了对传统“知”与“行”的超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关于“知行观”的代表作是1937年7月成稿的《实践论》。

和一般的哲学家不同，毛泽东撰写《实践论》不是为了参加泛泛的哲学争辩，而是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他在为《毛泽东选集》发表此文时所做的题解中明确写道：“是为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观点去揭露党内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的错误而写的。因为重点是揭露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故题为《实践论》。”

《实践论》原是毛泽东当年为抗日军政大学学员讲授辩证唯物主义讲稿的一部分。1950年12月29日**次以《实践论》为题在《人民日报》正式发表时，发表稿加上了一个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知和行的关系”，集中阐释了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

**，在知与行孰先孰后的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理论”。他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深刻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科学的认识路线：“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不仅在理论上，更是在实践中践行他的知行统一观。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

第二，在知行分合问题中，毛泽东认为“只有辩证唯物论，正确指出思维的能动性，同时又指出思维受物质的限制。指出思维从社会实践中发生，同时又能动地指导实践，只有这种辩证法的‘知行合一’论，才能彻底地克服唯心论。”他在《实践论》中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　

第三，在知行难易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他既批评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过高估计“行”的困难，其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跟在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又批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没有充分估计“行”的困难，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

第四，在知行轻重问题中，毛泽东特别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的和基本的观点”。毛泽东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人的认识，主要地依赖于物质的生产活动，逐渐地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性质、自然的规律性、人和自然的关系；而且经过生产活动，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逐渐地认识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关系。一切这些知识，离开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充分肯定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所具有的反作用，主张极大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引用列宁的观点，“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毛泽东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科学概括和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批判继承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观，对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知行先后、知行分合、知行难易、知行轻重”四个命题，进行了全新的科学阐释，首次彻底解决了长期争论的知行关系问题，从而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而且，毛泽东还创造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新境界。

毛泽东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他曾经说过：“关于实践到感性认识，再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的道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讲清楚，列宁也没有讲清楚。”对此，毛泽东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再用到生产的实践、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以及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这就是检验理论和发展理论的过程，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继续。”

不仅如此，毛泽东从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出发，进一步深入分析指出：“客观过程的发展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发展。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根据于一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以从事于变革客观现实的实践，一次又一次地向前，人们对于客观现实的认识也就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作者简介

蒋建农，原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口述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毛泽东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出版《毛泽东》《走近毛泽东》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