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脉

本书特色

1.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想真正了解中国式现代化，就必须找到其文化根脉，厘清其文化源流。

2.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基础、伦理支点、人格追求、入世精神、理性诉求、社稷观念、社会理想、人文精神、终极关怀，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基石十个方面，深度解析中国式现代化是如何“中国式”的，这十项文化底蕴又是如何从远古起源演变为“现代化”的。

3.对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要从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中汲取哪些智慧，又如何赋予这些智慧以现代力量具有启发意义。

内容简介

本书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华文化的起源、群己理念、主体精神、通变智慧、道德理性、民本思想、大同理想、人文精神、生命态度等十个方面着手，脉络清晰地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底蕴和精神基石，以及它们的发展演变，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一脉相承的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等特点。

相关资料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华文化的精神给养。而中华文化，则奠基于中国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是位于神秘东方的这片土地滋养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乃至更久以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均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这些聚落组织通过交流、融合，进而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并*终形成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曾赞叹:美哉中国之山河!美哉中国之山河!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除了对中国山河大地与文化的赞叹，梁启超也是在强调，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历史的重要影响。正如孟德斯鸠较早提出的，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而后来的社会人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也都证明，自然地理条件确实是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所以，要了解中华文化，就首先要从这片土地开始。
中华文化之起源的地缘特质，就在于它形成于一片广袤的大地之上。中华民族自古生存的这片土地，平原、丘陵、河流、湖泊等构成了它的地理结构，而季风气候则构成了它的气候环境，这两者就成了奠基中华文化的整个自然环境。
具体来讲，中国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平原。而这三大平原，正是早期中国文明聚落兴起的地方。东北平原被誉为“黑土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极佳的粮食产区。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淮河、海河等河流冲积而成，处于我国腹地，更是我国主要的温带地区，特别适宜农业发展。长江中下游平原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河网密布，水量充足，粮食产量更是无比丰富。同时，我国大多数地区属于亚热带、温带季风气候，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冬干夏雨。这种雨热同期的气候特点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冬季时，作物已收割，不需要太多水分;夏季作物生长旺盛时，则正是有大量雨水的季节。而且，我国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与同纬度其他地带相比，多出至少三分之一。可见，我国农业的形成和发达与独特的季风气候带来的优越性关系很大。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山顶洞人时期的中国人已经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此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氏族代表了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而后的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状况。据古史记载，45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中游的原始部落联盟首领是黄帝，他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并打败了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和南方的蚩尤部落。而后，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现了尧、舜、禹等杰出首领。而南方长江流域的原始部族也继续发展，逐渐成了楚的前身。

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中华文化的精神给养。而中华文化，则奠基于中国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是位于神秘东方的这片土地滋养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约5000年乃至更久以前，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东南西北各个地方均开始出现聚落组织，这些聚落组织通过交流、融合，进而形成共同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并*终形成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民族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曾赞叹:美哉中国之山河!美哉中国之山河!中国者，天然大一统之国也，人种一统、言语一统、文学一统、教义一统、风俗一统，而其根原莫不由于地势。除了对中国山河大地与文化的赞叹，梁启超也是在强调，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对中华文化、历史的重要影响。正如孟德斯鸠较早提出的，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有重要作用，而后来的社会人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也都证明，自然地理条件确实是文化形成的重要基础。所以，要了解中华文化，就首先要从这片土地开始。

一、平原与季风，自然环境和地缘特质
中华文化之起源的地缘特质，就在于它形成于一片广袤的大地之上。中华民族自古生存的这片土地，平原、丘陵、河流、湖泊等构成了它的地理结构，而季风气候则构成了它的气候环境，这两者就成了奠基中华文化的整个自然环境。
具体来讲，中国有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三大平原。而这三大平原，正是早期中国文明聚落兴起的地方。东北平原被誉为“黑土地”，土地肥沃，气候适宜，是极佳的粮食产区。华北平原是由黄河、淮河、海河等河流冲积而成，处于我国腹地，更是我国主要的温带地区，特别适宜农业发展。长江中下游平原由长江及其支流冲积而成，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河网密布，水量充足，粮食产量更是无比丰富。同时，我国大多数地区属于亚热带、温带季风气候，一年中四季分明，冬冷夏热，冬干夏雨。这种雨热同期的气候特点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冬季时，作物已收割，不需要太多水分;夏季作物生长旺盛时，则正是有大量雨水的季节。而且，我国降水量的季节分配与同纬度其他地带相比，多出至少三分之一。可见，我国农业的形成和发达与独特的季风气候带来的优越性关系很大。
根据考古学的发现，山顶洞人时期的中国人已经过着氏族公社的生活。此后，长江流域的河姆渡氏族和黄河流域的半坡氏族代表了母系氏族公社的繁荣时期，而后的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反映了父系氏族公社的状况。据古史记载，4500多年前，生活在黄河流域中游的原始部落联盟首领是黄帝，他大力发展农业和畜牧业，并打败了黄河上游的炎帝部落和南方的蚩尤部落。而后，黄河流域的部落联盟出现了尧、舜、禹等杰出首领。而南方长江流域的原始部族也继续发展，逐渐成了楚的前身。
自然环境对民族文明有着巨大影响，尤其是民族文明发源时，自然环境会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对自然事物的认识，进而就会令民族及其文明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五千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而其他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的自然环境和中国都非常不同。如埃及地处赤道，热带气候、尼罗河、沙漠构成了其独特的自然基础，这就使他们的文明别具特色。又如希腊，地处爱琴海，地中海气候、多海岛结构，使其文明另具海洋文明的特色。
对此，钱穆先生曾有过深刻的论述，他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古代中国文化环境，实与埃及、巴比伦、印度诸邦绝然不同。埃及、巴比伦、印度诸邦，有的只藉一个河流，和一个水系，如埃及的尼罗河。有的是两条小水合成一流，如巴比伦之底格里斯与阿付腊底河，但其实仍只算一个水系，而且又都是很小的。只有印度算有印度河与恒河两流域，但两河均不算甚大，其水系亦甚简单，没有许多支流。只有中国，同时有许多河流与许多水系，而且都是极大和极复杂的。……中国文化，开始便在一个复杂而广大的地面上展开。”所以一方面，因着河流提供了水源，因着冲积平原提供了农耕的条件，于是不同的文化便在各个不同的小水系中诞生了;而另一方面，随着各个小水系文化团体的发展，他们逐渐走出这个小水系，于是和同属一个大水系的其他小水系文化相遇，进而和整个这片土地的其他文化相遇。因此“中国文化开始便易走进一个大局面”。这一地理环境局面对中华民族诸多观念如“大一统”等有很大影响。
的确，根据近现代以来考古研究的成果，中华民族的文化不是单一一地起源模式，而是满天星斗的模式，多地点共同发展，*终经过相互交流、融合而形成的。具体来说，有以河南、陕西、山西为中心的中原仰韶文化，以江浙为中心的良渚文化，以山东为中心的大汶口文化，以辽宁为中心的红山文化，以湖北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以两广为中心的骆越文化，等等。这些古文化星罗棋布地发展于早期中国，它们共同的特征，是都在河流冲积平原生成与发展。而所有这些河流与平原，又都被黄河、长江等大河及其平原所连通，于是这些文化先天就不是分裂的，而必将走向融合之路，它们的融合，*终造就了中华民族的诞生和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
也正是因着中国这样一个以平原为主、受季风气候影响的多元文明起源的地缘特色，中国人形成了一种中和态度与忧患意识并重的精神特质。一方面，中国人所在的平原和河流确实非常适宜生产，因此中国人讲求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认为一切都从自然中来，因而人不应当奢求过分的东西，而只要与自然相合、自然而然就好，所以中国人特别重视恰到好处、中庸中和的人生态度;但另一方面，中国人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又经常会遭遇水旱之灾而影响生产生活，所以中国人更知道天公不作美是时有发生的事情，因此中国人有很强的忧患意识，讲究未雨绸缪，进而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这两种精神看似相反，但却很好地在中国人身上统一成一体，它们共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而这也就是后来中国文化形成了儒家和道家双向互动格局的原因，其中儒家更多的是忧患和进取、道家更多的是中和和自然。

作者简介

孙伟平，上海大学伟长学者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宣部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世界哲学》杂志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新大众哲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团队首席研究员。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主要从事价值哲学、中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出版著作《大变革时代的哲学》《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当代社会思潮批判》等。其著作曾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国家级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