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中国式现代化新论

本书特色

本书的主要亮点和特色：一是多维度解读，从而全景立体式展示中国式现代化，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可感可行；二是呈现出鲜明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可以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三是体现出不但向世界讲好现代化的中国故事，而且更加注重提炼现代化的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注重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的学理化和体系化，从而达到不断深化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规律性认识。

内容简介

现代化既是一个世界现象，也是一种文明进步，还是一个发展目标。过去两百多年来，现代化成为西方发展经验的总结，西方现代化似乎成为唯一可以模仿的样本。今天的中国作为拥有五千多年文明史、人口数量众多、世界上*大的发展中国家，从“落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已经走出一条通往现代化的全新道路，并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本书立足于政治经济学，从多个维度全方位系统解读中国式现代化，展示了现代化的中国故事。

相关资料

数字化是继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产生颠覆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利用数字化缩短落后产业追赶周期、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是中国由“跟跑”迈向“领跑”的历史机遇。
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其横向对比的参照系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拓宽了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现代化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资本逻辑驱动下的西方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曾解释机器大生产下科学技术对资本增殖的作用，“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广度”。同样地，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变，只是攫取方式更加灵活、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卫·哈维指出新科技和组织形式对于资本主义摆脱危机从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谓人类社会现代性（文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逻辑蔓延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全部领域造成的危机。”西方现代化围绕资本—权力中轴所形成的单线发展观，带来了财富两极分化、“民主空壳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级化的国际秩序下全球矛盾冲突升级等一系列失格与失序。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剧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与冲突，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资本样态——数字资本，即“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
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一系列的时代困境。一是数字异化与剥削问题。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趋势的扩大，加剧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数字化的异化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个体和个体的交往，已经完全被一般数据所穿透，是一种被数据中介化的存在，这意味着，除非我们被数据化，否则我们将丧失存在的意义。”二是数字平台垄断问题。数字平台组织凭借其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通过大平台对小平台的控制、大型平台间的垄断竞争，集中和垄断趋势逐步强化。此外，数字平台造就了愈加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劳动对资本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的转变表现为就业不稳定化趋势。三是数字拜物教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拜物教秘密。在数字经济时代形成了更抽象的“数字拜物教”形式，一方面，劳动产品向商品交换价值的转化需要通过数字网络平台或中介才能实现；另一方面，纯粹的数据量化关系成为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和交换关系间接表现的唯一途径。四是全球数字鸿沟问题。数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权打压其他国家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从而主导“逆全球化”的过程，国际数字霸权导致日益扩大的国际数字鸿沟。

数字化是继以蒸汽机为标志的**次工业革命、以电力和自动化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后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产生颠覆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关键力量，利用数字化缩短落后产业追赶周期、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是中国由“跟跑”迈向“领跑”的历史机遇。

谈论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之“新”，其横向对比的参照系是传统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和西方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神话，拓宽了数字经济时代世界现代化尤其是后发现代化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数字经济推动现代化提供了中国经验。

资本逻辑驱动下的西方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马克思曾解释机器大生产下科学技术对资本增殖的作用，“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和控制整个生产总体的范围、广度”。同样地，数字经济时代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没有变，只是攫取方式更加灵活、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卫·哈维指出新科技和组织形式对于资本主义摆脱危机从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所谓人类社会现代性（文明）危机本质上是资本逻辑蔓延至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全部领域造成的危机。”西方现代化围绕资本—权力中轴所形成的单线发展观，带来了财富两极分化、“民主空壳化”、生态环境恶化、等级化的国际秩序下全球矛盾冲突升级等一系列失格与失序。数字经济的发展加剧和深化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矛盾与冲突，产生了资本主义社会新的资本样态——数字资本，即“运用数字技术，通过发现、利用、创造差异来获取利润，追求持续不断积累资本的体系”。

数字资本主义的扩张造成一系列的时代困境。一是数字异化与剥削问题。劳动与资本的二元对立趋势的扩大，加剧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数字化的异化意味着我们所有的个体和个体的交往，已经完全被一般数据所穿透，是一种被数据中介化的存在，这意味着，除非我们被数据化，否则我们将丧失存在的意义。”二是数字平台垄断问题。数字平台组织凭借其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数据的潜在生产力，通过大平台对小平台的控制、大型平台间的垄断竞争，集中和垄断趋势逐步强化。此外，数字平台造就了愈加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劳动对资本形式隶属向实际隶属的转变表现为就业不稳定化趋势。三是数字拜物教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物与物之间的虚幻关系掩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商品拜物教秘密。在数字经济时代形成了更抽象的“数字拜物教”形式，一方面，劳动产品向商品交换价值的转化需要通过数字网络平台或中介才能实现；另一方面，纯粹的数据量化关系成为数字劳动者的劳动关系和交换关系间接表现的唯一途径。四是全球数字鸿沟问题。数字资本的全球化扩张表现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强权打压其他国家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从而主导“逆全球化”的过程，国际数字霸权导致日益扩大的国际数字鸿沟。

数字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分配悖论”，即数字革命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导致大多数劳动者所享有的财富没有增加反而有所减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数字经济，不仅是培育中国竞争与合作新优势，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使中国在现代化上实现“换道超车”的关键所在；更是避免数字资本主义带来的弊端、超越西方现代化的突破口。

作者简介

周文，重庆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两大工程首席专家，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及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主要学术兼职为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经济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发表学术论文400多篇。

近五年出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历史与现实》《国家何以兴衰：历史与世界视野中的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现代化与世界意义》《繁荣与富强：大国治理的政治经济学》《赶超：产业政策与强国之路》《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等10多部专著，其中多部著作进入丝路书香等国家外译工程以及被英国麦克米伦出版公司、土耳其卡努特国际出版公司、韩国国际出版社等翻译成英文、德文、西班牙文和韩文在70多个国家发行，学术成果和学术观点受到德国、韩国、俄罗斯、日本、美国学者的关注和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