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国学义理-一口气读懂国学

我们的下一代是关键

无论是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考察，还是从信仰、艺术的角度考察，“天人合一”都是义理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人将自然神化，顶礼膜拜，学习效法，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自然总是对的，跟着自然走能够将风险*小化。——这就是建立国学的根本目的。当然，凡做一件事都要付出代价，这样一来就不利于将利益*大化。国学让中国人苦中作乐，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在追求这种苦乐。18 世纪 60年代，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那之后，追求物质享受成为人类的追求。西风东渐，国学逐渐失去了影响力，成为被诟病的对象。进入 21 世纪之后，人们在尽情享受的同时，发生了道德信仰的危机。这时有识之士才发现，并非物质福祉越多越幸福，人类应该在物质享受之外寻找人生的意义。于是一部分觉悟的中国人开始回归国学。国学还是那个国学，社会环境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能否召唤回国学，能否重建道德信仰，能否走出物质主义泥淖，我们的下一代是关键。

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用《黄帝内经》的话概括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用孔子的话概括就是“畏天命”；
用孟子的话概括就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用老子的话概括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用庄子的话概括就是“顺应自然”；
用荀子的话概括就是“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
用董仲舒的话概括就是“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尊也”。

中国人的孝道是效法自然的产物

我们的下一代是关键

无论是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考察，还是从信仰、艺术的角度考察，“天人合一”都是义理的源头活水。

中国古人将自然神化，顶礼膜拜，学习效法，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自然总是对的，跟着自然走能够将风险*小化。——这就是建立国学的根本目的。当然，凡做一件事都要付出代价，这样一来就不利于将利益*大化。国学让中国人苦中作乐，长期以来中国人都在追求这种苦乐。18 世纪 60年代，欧洲发生了工业革命。那之后，追求物质享受成为人类的追求。西风东渐，国学逐渐失去了影响力，成为被诟病的对象。进入 21 世纪之后，人们在尽情享受的同时，发生了道德信仰的危机。这时有识之士才发现，并非物质福祉越多越幸福，人类应该在物质享受之外寻找人生的意义。于是一部分觉悟的中国人开始回归国学。国学还是那个国学，社会环境却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能否召唤回国学，能否重建道德信仰，能否走出物质主义泥淖，我们的下一代是关键。

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人的信仰，用《黄帝内经》的话概括就是“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

用孔子的话概括就是“畏天命”；

用孟子的话概括就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用老子的话概括就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用庄子的话概括就是“顺应自然”；

用荀子的话概括就是“顺其类者谓之福，逆其类者谓之祸”；

用董仲舒的话概括就是“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尊也”。

中国人的孝道是效法自然的产物

中国人的孝道是效法自然的产物，而西方的平等观是逻辑思维的产物。自然世界中有很多感恩的景象，如稻穗成熟之后低头向大地谢恩，小草不会一直往上生长，长到一定程度就会转为与大地平行的方向，护卫大地、覆盖大地，报答大地的养育之恩，羔羊跪乳与獭祭鱼更是孝的绝好范例。

至于小星辰环绕大星辰旋转，永不停歇，更是忠孝之典范。中国古人观察到这些现象，并效法之，建立了孝道这一优秀的人文文化形态。而西方人平等观既与自然万象不侔，又于人间社会无益，完全是一种臆想出来的理念。胡适之所以反对孝道，蔑视中国人的信仰，是因为要为引进西方文明铺路。西方文明并非一无是处，有不少我们必须学习的东西，但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自己的信仰。

儒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什么

儒家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什么？这就需要从儒家经典寻找答案。儒家的基本经典是《五经》：《易经》《书经》《诗经》《礼记》《春秋》。

《易经》提供的是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书经》（即《尚书》）是中国*早的历史档案，是文化道统之源；

《诗经》能陶冶中国人情操，增强文化修养；

《礼记》提供的是人与天、与祖先、与家族、乡里、朋友相处的方法；

《春秋》是中国学术著作实名制之肇始，是权威的道德立法。

《五经》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经典。如《黄帝内经》《孝经》《左传》《尔雅》等。

天与人可以交感

在董仲舒看来，人几乎是天的复制品，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人的形体、身躯、脏腑都是仿效天的产物，因此天也是使人之所以为人的本源与依据。从形体说，人有骨节，天有时数；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视瞑，天有昼夜。从人的感情意识来说，人有好恶，天有暖清；人有喜怒，天有寒暑。至于人的道德品质，更是“天意”“天志”的体现。

因为人和天具有相同的形体和道德本质，这就证明了天与人是合一的，天与人可以交感。人没有对抗或者背离天的权利。庸俗史学家讥讽这是中国人缺乏自主性的有力证据，笔者却以此为无上荣耀，正是中国人的这种敬天保民的精神，给人类留有一丝不被科学主义彻底毁灭的希望。

东西方对宇宙无比奇妙的不同理解

宇宙无比奇妙，供我们生存的地球环境条件一切都恰到好处，没有一处有纰漏。西方人认为这种巧妙无比的安排不是自然（自然而然）形成的，一定是更高级的“神秘力量”的杰作，这种更高级的神秘力量就是上帝。自然供人类来征服、开发和利用。中国人从自然巧妙的结构中得到的启迪恰恰相反，中国人认为宇宙如此巧妙的构造不是任何主体刻意造出来的，只有一种可能性——自然是自然而然形成的（道法自然）。在自然形成之前只有元气，元气分为阳与阴两种，这两种元气合在一起形成了包括万物与人的物质世界。

国学与西学的价值评判标准不同

国学以道德伦理、精神信仰为*高追求，西学以物质福祉为价值追求目标。套用中国先贤的话，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喻于义”，西方人的价值取向“喻于利”。利，可通过正义手段获得，也可以通过掠夺等非正义手段获得。而中国人获得义的手段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已，没有其他途径——这是东西方*根本的区别。物质与精神是人类两种*基本的需求，人之所求无非物质或者精神。这种迥然不同的分野造成了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两大地域。物质与精神的分野对信仰与价值观产生一系列决定性影响。比如中国人认为生命的本质在于世代延续，而西方人则认为生命本质在于不断满足欲求。中国人追求天人关系的和谐与家族的兴旺，西方人追求个人的自由与权益……显然上述差异显示出明显的对立性。

东西方的历史观不同

中国古代重视历史，自古记史就是头等大事。中国是王官记录历史，王官同时也管理政教典籍与其他图册。参与记录历史与管理典册的官员、工作人员人数十分庞大。史官是世袭的，如同郎中是家传的。郎中家传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敬畏，史官世袭则反映出古人对传统的敬畏。正因为这种敬畏，中国历代史官都能秉笔直书。

在司马迁写出中国**部正史之前，中国已经存在大量历史档案与典册，其中*有名的是《尚书》《春秋》以及由春秋演绎出来的《左传》。这些典籍为司马迁写作《史记》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反观西方，很难说有什么历史意识，更没有形成完整的历史观。如果将日本、印度划入西方，有三个典型国家能够说明古代西方人是如何看待历史的：

古代印度，根本不记录历史，印度人认为历史毫无意义，至今仍有许多人作如是观；

“古希腊人”反对记录历史，执着地认为自己的祖先是神，记录历史是对神的亵渎。

古代日本，原本没有历史意识，受遣隋使、遣唐使影响，圣德太子写出了日本**部史书。

所谓文艺复兴

中国早期的人道主义思想并非来自个别思想家的灵感，而是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敬天意识，这一点与西方很不同。西方所谓启蒙依靠的是个人。罗素指出：

文艺复兴不是民众运动；是少数学者和艺术家的运动，受到一些慷慨的文艺奖励，特别受到美第奇家族（14、15 世纪曾掌握佛罗伦萨统治大权的一个家族）和崇尚人道主义教皇们的赞助。假若当初没有这些奖励者，他们取得的成功说不定会小得多。

所谓文艺复兴，起因于一些欧洲人从中国带回来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欧洲人向往中国人那种充满人文气息的生活，不满在教廷洗脑与压迫下所过的令人窒息的生活，于是有人愿意出资赞助，掀起一场以摆脱宗教桎梏为宗旨的运动。

文艺复兴初起时，欧洲人并不知道存在所谓雅典文明。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一场学习东方文化，特别是学习中国文化的运动。滑稽的是，400 多年后，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与西方文艺复兴背道而驰的运动，他们猛烈批判中国文化。在这个运动中胡适成了耀眼明星，他重新定义文艺复兴，将清末民初中国引进西方文明的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为什么以中国社会为范本？读一读英诺森三世登上教皇宝座之后所发表的讲话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