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谁在收藏中国:美国寻获亚洲艺术珍宝百年记

本书特色

★圆明园兽首、昭陵六骏、捣练图、荫余堂……稀世珍宝现存何处？
★斯坦因、伯希和、卢芹斋、斯坦因、华尔纳、洛克菲勒家族、摩根家族、赛克勒、西克曼、冈仓天心……收藏者、掠夺者、研究者、投资者……文物流转背后的人为何、如何达成收藏？
★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史密森学会、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观……美国博物馆明星亚洲艺术藏品全搜罗。

★ 《华盛顿邮报》年度非虚构作品
★ 《纽约时报》《经济学人》《赫芬顿邮报》联合推荐
★ 全新校译版本，内文图片全面升级

内容简介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昭陵六骏……这些稀世珍宝现存何处？在盗宝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华尔纳、卢芹斋，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黑手”？两位作者通过查阅私人文件、历史档案，以及主要人物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收藏家是如何想方设法获得中国艺术品的一段历史，这些文物*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市场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中国人依靠艺术市场促使国宝回归的努力。

相关资料

**章
游戏规则
2012年9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简讯，标题是《苏富比与一家北京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低调宣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商业合约的签署。报道轻描淡写地透露：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拍卖行—苏富比拍卖行已与中国国有企业北京歌华美术公司达成协议，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期从“增长惊人的中国市场”获得商机。苏富比宣布，它将与北京歌华公司联手，不久之后将在中国大陆设立首家国际拍卖行。两家公司同意共享免税储藏设施，苏富比向该合资企业投资120万美元。苏富比拍卖行发布的新闻稿声称：“中国及其日益壮大的收藏者队伍，已成为本公司*具吸引力的增长市场”，［1］*终促使苏富比签下了这份“独特且具有开拓性”的合作协议。
这份协议确实具有开拓性。中国正积极推动艺术品的市场运作，将艺术品拍卖给队伍日益壮大的富豪群体，与苏富比的合作协议就是一项有力的证明。而对于从专业角度追踪中国艺术市场结构性改变的收藏家、古董商或专家学者而言，中国仍未出现多少明显的转变信号。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行业处于上升期，中国政府一直努力追回在动荡历史时期被掠夺、流失海外的艺术珍品。同时，为了阻止大规模掠夺和非法出口中国古代文物，中国政府加强了相关法律措施的制定与实施。2009年，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定：禁止美国进口一系列中国古代文物作品，包括具有250年及以上历史的纪念性雕塑和壁画艺术品。这项协议尽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意义重大。
既然中国政府坚持要追回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那么为什么还会鼓励艺术拍卖市场的发展呢？中国领导人对艺术品拍卖改变了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又说明了什么？中国的艺术市场蓬勃发展，在2011—2012年间已经可以与纽约和伦敦的艺术市场相抗衡，中国政府又将怎样充分利用这种令人欣喜的发展势头呢？
这场文物收回运动早有先兆：2000年，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曾在香港举办奢华的“宫廷收藏拍卖”活动。［2］在佳士得的主要拍卖标的中，有两件青铜兽首：牛首和猴首。凑巧的是，苏富比拍卖行有青铜虎首要拍卖。这三件文物均来自清朝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圆明园海晏堂前有座十二生肖水力钟喷泉，里面有十二生肖青铜兽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些兽首很可能是在此期间被英法联军窃走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要求两家拍卖行停止拍卖三件青铜兽首。
两家拍卖行的主管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无动于衷，他们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1987年，苏富比曾在纽约拍卖会上售出过青铜猴首，当时并未引发任何抱怨之声。1989年，苏富比在伦敦拍卖牛首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时代在变迁，这一次香港居民们却不约而同加入了抗议的队伍，齐声反对即将进行的皇家文物拍卖活动。示威者们高声呐喊：“停止拍卖！将中国文物归还中国！”然而，拍卖会却仍然照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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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规则
2012年9月21日，美国《纽约时报》报道了一则简讯，标题是《苏富比与一家北京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低调宣布了一份不同寻常的商业合约的签署。报道轻描淡写地透露：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拍卖行—苏富比拍卖行已与中国国有企业北京歌华美术公司达成协议，组建了一家合资企业，以期从“增长惊人的中国市场”获得商机。苏富比宣布，它将与北京歌华公司联手，不久之后将在中国大陆设立首家国际拍卖行。两家公司同意共享免税储藏设施，苏富比向该合资企业投资120万美元。苏富比拍卖行发布的新闻稿声称：“中国及其日益壮大的收藏者队伍，已成为本公司*具吸引力的增长市场”，［1］*终促使苏富比签下了这份“独特且具有开拓性”的合作协议。
这份协议确实具有开拓性。中国正积极推动艺术品的市场运作，将艺术品拍卖给队伍日益壮大的富豪群体，与苏富比的合作协议就是一项有力的证明。而对于从专业角度追踪中国艺术市场结构性改变的收藏家、古董商或专家学者而言，中国仍未出现多少明显的转变信号。过去十几年里，中国的艺术品拍卖行业处于上升期，中国政府一直努力追回在动荡历史时期被掠夺、流失海外的艺术珍品。同时，为了阻止大规模掠夺和非法出口中国古代文物，中国政府加强了相关法律措施的制定与实施。2009年，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一项协定：禁止美国进口一系列中国古代文物作品，包括具有250年及以上历史的纪念性雕塑和壁画艺术品。这项协议尽管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意义重大。
既然中国政府坚持要追回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那么为什么还会鼓励艺术拍卖市场的发展呢？中国领导人对艺术品拍卖改变了态度，这种态度上的改变又说明了什么？中国的艺术市场蓬勃发展，在2011—2012年间已经可以与纽约和伦敦的艺术市场相抗衡，中国政府又将怎样充分利用这种令人欣喜的发展势头呢？
这场文物收回运动早有先兆：2000年，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曾在香港举办奢华的“宫廷收藏拍卖”活动。［2］在佳士得的主要拍卖标的中，有两件青铜兽首：牛首和猴首。凑巧的是，苏富比拍卖行有青铜虎首要拍卖。这三件文物均来自清朝皇帝的“夏宫”—圆明园。圆明园海晏堂前有座十二生肖水力钟喷泉，里面有十二生肖青铜兽首，牛首、猴首和虎首即为其中之三。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那些兽首很可能是在此期间被英法联军窃走的。中国国家文物局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文化财产保护的公约，要求两家拍卖行停止拍卖三件青铜兽首。
两家拍卖行的主管对中国政府的抗议无动于衷，他们的新闻发言人解释说，1987年，苏富比曾在纽约拍卖会上售出过青铜猴首，当时并未引发任何抱怨之声。1989年，苏富比在伦敦拍卖牛首时，情况也是如此。然而时代在变迁，这一次香港居民们却不约而同加入了抗议的队伍，齐声反对即将进行的皇家文物拍卖活动。示威者们高声呐喊：“停止拍卖！将中国文物归还中国！”然而，拍卖会却仍然照常进行。
三件兽首*后都被中国保利集团竞得，从而使其得以回归中国。佳士得拍卖行拍卖的猴首和牛首*终以200多万美元的价格成交。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虎首则以180万美元的价格落槌。“这是本周发生的一次历史性事件，”索伦 · 麦理肯（Souren Melikian）在《国际先驱论坛报》的报道中评论说，“它将对国际上对待文化遗产的方式产生难以预料的影响。”青铜兽首文物的所有权之争由来已久。作为国际艺术市场资深观察员，麦理肯敏锐地对此次拍卖活动在国际文物拍卖市场上所引发的震动作出了如此评价。
三件兽首胜利回到北京之后，被放入了新建成的保利艺术博物馆展柜。此后，很多从私人收藏者手中收回的艺术品都被该馆收藏。这种不惜代价收回流失海外艺术品的行为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对待文物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化大革命”时期，文物被痛斥为“四旧”。在对待文物问题上中国人走了弯路，追回流失文物则说明中国人回归到了正途。
因此，即便年轻人高声痛斥“四旧”，毛主席本人却对考古学家赞赏有加，称他们担负着科学见证中国辉煌历史的重任。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一个统一的、不再遭受内忧外患侵扰的中国，*终得以大规模开展考古发掘活动。至此之后，中国政府先后批准了上千次考古挖掘活动。1974年，对秦始皇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将这场考古运动推向了高潮。兵马俑是秦始皇的殉葬品，是古都西安郊区的一位农民首先发现的。像真人一样的陶俑士兵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用来保卫在地下长眠的这位皇帝。秦始皇是中国**位皇帝，是他在战国末年统一了中国，实施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但是他却独断专行，做出了焚书坑儒的暴行。秦兵马俑的发掘，立刻引发了国内外极大的兴趣。中国从中挑选出一些展品，送往国外举办了一系列展览，算得上是中国对外国*温和的攻势。
此后，中国的考古发掘活动如火如荼，文物市场也是如此。在国外，收藏家对来自中国的各类艺术品（书法作品除外）表现出来的欲望似乎永远都无法得到满足。更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境内对古代文物的市场需求也同样旺盛。据报道，2005年，中国80多家拍卖行的文物艺术品销售额超过了15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了一倍。据美国盖蒂基金会会长詹姆斯 · 库诺（James Cuno）估计，这是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拍卖行同年在美国拍卖中国艺术品销售额的25倍。后来据传闻，这一总额还包括竞拍成功但买家并未支付的款项。而且，库诺的估计并未涵盖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地方画廊和古董店的收益额。［3］到了2008年，中国的拍卖行拍卖出的价值高达20亿美元的艺术品，大多数被私人收藏家竞拍所得。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艺术市场也在蓬勃发展。据美国《财富》杂志统计，2009至2010年，中国亿万富翁的数量从64人升至115人，年增长率80%。各类艺术品销售额直线上升。2010年，中国超过了纽约和伦敦，成为世界艺术品市场的领头羊。据法国艺术市场信息公司监测到的数据，中国艺术品的销售额占到了全球销售额的33%，相比之下美国占30%，英国占19%，法国占5%。中国政府的《今日中国》高调公布了这一组数据。2011年3月，《今日中国》指出，拍卖价格*高的十件中国艺术品，只有一件是在国外拍卖的。2005年，一件元代雕塑在伦敦拍卖成功。与竞拍收益不高的过去相比，这标志着“划时代的转变”。当然，中国文物的拍卖市场也是起起落落，竞拍成功但不付款现象使拍卖销售总额虚高。2012年，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步伐放慢，竞拍总额落在了美国的后面。
但是，在考古学家看来，新生亿万富翁对艺术品收藏的热情同时也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如麦理肯所说，中国成千上万座位于偏远地区的古代遗址正遭遇前所未有的“猖狂非法盗掘浪潮的冲击”。麦里肯是*早（1994年）报道该现象的记者之一。他写道，“一些耐人寻味”的事情正在东亚艺术市场发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经非法盗掘者之手流入香港艺术品交易市场销售的文物可谓泛滥成灾。近几年，情况得到了改善。但如今在香港市场销售的来自重要考古遗址的稀有艺术品的数量却日渐增多”。这可构成了文物盗窃和走私罪。麦理肯提到了在香港拍卖的一件汉代青铜像：“将一件高达66厘米的青铜像经陆地一路运达到沿海，且这个国家对文物的监管之严举世闻名，这不叫‘盗掘’，又叫什么？”（原书注：拍卖商在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统治的地区所享有的经营自由一直胜过内地，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
20多年前，麦理肯将这种现象描述为“对中国历史的肆意践踏”。那么中国又是怎样应对的呢？中国考古学家一直在发出与麦理肯一样的警告。“看到目前发生的一切，真让人震惊，”*近，北京大学的韦正教授对英国《卫报》记者说，“考古学家只是跟在盗墓贼身后跑。”［4］他的同事雷兴山教授进一步说：“过去我们常说十墓九空。现在由于盗墓，已变成了十墓九个半空。”
一个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明令禁止，但对古遗址的肆意糟蹋仍在持续不断地发生。1913至1914年，新成立的中华民国颁布了禁止迁移“古物”的法律。1930年，又实施了更加严厉的法规。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强了法律监管。为确保法律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便设立了文物局。1961年，中国出台了更严格的法规，扩大了受保护艺术品的定义，涵盖了“反映历史上各时代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1982年，中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将所有在石窟寺、古墓葬发现的文物列为国家财产，并且增添了新内容：允许私人拥有“属于集体所有或个人所有的祖传文物”。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物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根据官方统计（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35万处自青铜器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至1911年间的历史遗址，包括墓葬、宫殿、石窟、寺庙等，绝大多数尚未考古发掘。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历史遗产。中国政府大幅度增加了文物保护经费，这一举措值得称赞，其中部分经费来自文化旅游的收入。首当其冲的是那些涌往西安参观兵马俑的游客。与此同时，当地盗墓者被曝光、惩罚的消息也偶见报端。十几年前，中国政府部门发现，在佳士得拍卖行准备在香港拍卖的拍品中，有一组来自承德避暑山庄（世界文化遗产）的被盗佛像。这一事件登上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持有这批文物的经销商被拘押，他一口咬定偷盗者对他隐瞒了文物出处。这位经销商把文物退还给国家后，获得了释放。后来，当地负责保护避暑山庄的官员受到了审判，被判有罪，*终因偷盗158件文物被判处死刑。据说，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大的文物盗窃案。2003年5月，《华盛顿邮报》派遣潘文（John Pomfret）前往香港报道那次流拍活动。潘文提到了一个传言。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交易员告诉他，尽管中国加强了文物保护，但“在过去的20年中，文化珍品的流失数量依然十分惊人”。［5］
在中国文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机会主义的影响要远远超越意识形态的影响。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官员们具备了年轻一代人的现代观念，不再那么教条。他们主张繁荣艺术市场，乐意接受来自国外的有益意见。这种情形似乎能够解释为什么北京对受西方影响的绘画、电影、摄影、建筑和音乐改变了态度。在密切追踪关注这种变化的外国人中，没有人能超过苏立文。长期以来，他是英国汉学界的元老，直到2013年去世。20世纪40年代以来，苏立文一直与在世的中国艺术家交朋友，撰写与他们有关的文章，收藏他们的作品。2001年，他在《现代中国艺术》（Modern Chinese Art）一书中做出这样的评价：“20世纪，许多优秀的中国艺术作品都具有政治共鸣，有的显而易见，有的含沙射影，为作品增添了优势或活力……刚刚获得的各种自由，自主企业、商业主义的诞生，外国批评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兴趣以及艺术画廊的出现开始在北京、上海开创出一个艺术世界，并且越来越具有国际范儿—即便这种国际范儿是在风格上而不是在内容上表现出来的。同时，对众多呼吁获得关注的年轻艺术家而言，诸如表演、装置艺术、偶发艺术等崭新艺术形式，已演变成为一种对他们的激励。”［6］
此外，海外对中国喧闹的艺术界的热爱，也成为中国意想不到的外交资产。2002年，北京在巴黎的塞纳河畔成立了孔子学院，这是中国在西方国家首都建立的**个文化中心，极具象征意义。这所新成立的孔子学院展示了从青铜时代雕塑到概念艺术的作品，受到广泛欢迎。2008年，这所孔子学院在拿破仑 · 波拿巴后裔曾经居住过的石质建筑的旁边，增建了一座现代建筑，使房屋面积从原有的1 700平方米，增加到4 000平方米。与中国友好的其他国家，同样得到了设立孔子学院的待遇。据中国官方统计，2011年，孔子学院在海外主办了2 500场活动，吸引了60万观众的参加。中国还计划筹建10所孔子学院。2012年10月，北京的《中国画报》出版了题为《文化繁荣昌盛的十年》的专刊，得出了以上的统计数字。《中国画报》对中国新获得的“软实力”大加赞赏，以异乎寻常的轻描淡写的口吻，解释了北京文化外交进展缓慢的原因：“在长期遭受孤立后，中国缺少在境外展示其现代文化的基本条件。”
然而，中国的文化宣传还有一个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的文化艺术官员开始重新审视文物保护工作长期面临的一个难题—艺术品的海外流失。至此，中国政府开始脱离实用主义的影响，站在一切以保护文化为准则的高地上对待文物问题。1840—1949年这一个多世纪，中国备受列强的欺辱，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被迫划出租界供享有特权的西方商人和传教士居住。两次鸦片战争战败后，中国更是被迫同意将鸦片合法化。
中国在近代历史上所受到的这些凌辱，是世人普遍公认的。但是，西方则强调了一个所谓相反的事实：帝制时代的中国自身封建守旧，腐败无能，不遵守外交惯例而受到了惩罚。1911年清朝灭亡之后，中华民国成立，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各地的军阀和日本侵略者。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在攫取中国杰出艺术品方面，西方人表现出来的狂热要远远大于顾忌。北美博物馆展示的那些巨幅壁画和纪念性雕塑就是有力的证明。底特律博物馆的研究员本杰明 · 马奇（Benjamin March）撰写过《我们博物馆中的中国和日本》（China and Japan in Our Museums，1929）一书，这是**部详细记载美国博物馆珍藏的中国艺术品的著作。马奇在书中用词很谨慎：“在今日美国，任何一位有仁心的收藏家，或许都会对自己所珍藏的中国艺术品的获取方式深感遗憾。与此同时，他们将自己珍藏的物品视为世界伟大艺术品，对其爱不释手，顶礼膜拜。”［7］
基于同样的认识，2005年，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文物追回计划，清点1860至1949年从中国流失的博物馆级别的艺术品。中国官员援引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在47个国家至少200家博物馆中，收藏了167万多件中国文物，而目前私人收藏中国文物的数量，估计要比上述数字多10倍。中国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说：“绝大多数文物或被入侵国偷盗、被外国人偷盗，或被外国人以极低价格从中国军阀手中购得，之后再走私运出中国。”为获得确实证据，中国派出了调查团组，对主要西方博物馆、图书馆和私人收藏的东亚艺术品的来源情况进行调查。
除了到海外调查流失文物之外，中国还从2004年开始寻求与华盛顿签署一份协议，限制美国进口中国文物，中国与意大利、危地马拉、萨尔瓦多、秘鲁、加拿大、塞浦路斯、柬埔寨和马里都已经签署过类似的双边协议。北京的签约要求受到了美国各大博物馆的馆长、学者、古董商和收藏家的质疑，他们有以下四个主要理由：其一，中国并没有采取适当措施保护好本国的古代遗址；其二，在东亚动荡时期，无价的中国文物却在海外得到了更好的安全保护；其三，中国的重要文物在西方百科全书式的博物馆展出，激发了西方公众对中国艺术的兴趣；其四，不管怎样，中华人民共和国自身也在积极鼓励国内文物市场的发展，从而刺激了不法分子对文物的疯狂掠夺。［8］
尽管有上述异议，美国国务院还是在2009年批准了一项双边协定，基本上解决了中国所关注的一些问题。《中美限制进口中国文物谅解备忘录》其有效期为5年的附属《谅解备忘录》规定：“限制自旧石器时代至唐代的文化、考古物品以及具有250年以上历史的纪念雕塑和壁上艺术进口到美国……没有中国政府颁发的有效出口许可证或其他适当文件，此类考古文物不得进入美国。”
时至本书撰写时，除了下文将提到的一个例外，中国尚未对任何收藏于国外博物馆有争议的重要中国艺术品正式提出过归还要求。相反，中国已利用其市场力量，使那些臭名昭著的掠夺中国文物事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个例外便是临近第二次鸦片战争尾声的1860年，围攻北京的英法联军从皇家园林圆明园劫掠了大量文物。纪念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时，中国发出呼吁，要求归还从圆明园掠走的所有文物。在中国人看来，劫掠圆明园的行为是一种肆意破坏，与英国额尔金伯爵（Lord Elgin）破坏希腊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大理石雕塑的行为如出一辙，而额尔金事件，要比劫掠圆明园事件早上半个世纪。巧合的是，下令劫掠圆明园的，正是英国人詹姆斯 · 布鲁斯a（James Bruce）。他是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也就是臭名远扬的雅典卫城掠夺者第七代额尔金伯爵托马斯 · 布鲁斯b（Thomas Bruce）的儿子。
……
显而易见，到了1901年，掠夺已转变成了人们不能接受的行为。人们期望捐赠者至少要装出有德行的样子。因此，一个世纪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借人们态度发生转变的机会，正式公开道德规范，谴责西方收藏家、古董商和拍卖行的抢掠行为。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激进的文物收回运动始于香港。2000年，中国正式要求佳士得和苏富比拍卖行撤除其拟在香港拍卖的三个青铜兽首。随后在2003年，发生了第二次交锋。那次拍卖的对象是青铜猪首。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私下以130万美元的价格将其购回，出资者是澳门企业家、赌场大王何鸿燊。青铜猪兽首被送到保利博物馆，并受到了隆重欢迎。中国国家文物局赞扬了何鸿燊的爱国行为。随后发生了第三次交锋。2005年1月，先是中国集邮公司探路，发行了一套十二青铜兽首纪念邮票，其中四个已回归兽首用的是照片，而其余下落不明的8个兽首使用的则是艺术画。2007年10月，香港苏富比拍卖行宣布举行“清宫遗珍”的专题拍卖活动，题目起得非常具有挑衅性，青铜马首是此次拍卖活动的*大亮点。“这是被窃文物，”代表上海博物馆的买家许勇祥抗议道，“它不应该被拿出来出售，而是应该通过政府返还给中国人民。”尽管青铜马首有望拍出超过770万美元的高价，但苏富比拍卖行安排寄卖人与何鸿燊进行了私下协商。据报道，何鸿燊*后支付了890万美元。中国再次将这位澳门赌王誉为国家英雄。青铜马首则被保利博物馆珍藏，加入了虎首、牛首和猴首的队伍。
*后一次较量则围绕着另外两件流失的兽首—兔首和鼠首展开，并产生了强烈的反响。2009年2月，巴黎艺术市场*大的热点是佳士得拍卖行即将开拍的“伊夫 · 圣罗兰珍藏品”系列，拍品由这位前女装设计师的伴侣皮埃尔 · 贝尔热（Pierre Bergé）挑选构成。拍卖展览会在巴黎大皇宫举办，拍卖品中包括一尊尖鼻鼠首和一尊大圆眼睛兔首。这场拍卖会拍卖的藏品种类丰富，既有印象派画作又有奥斯曼帝国时期的瓷器。佳士得拍卖行在其拍卖宣传活动中刻意弱化这两尊兽首的存在感，仅突出强调了拍卖标的中的其他亚洲艺术品。［22］
然而，佳士得拍卖行再低调也没用。中国愤怒抗议拍卖圆明园兽首。中国外交部指责佳士得的拍卖活动违反了国际公约，侵犯了中国人民的文化权利，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为阻止拍卖，85名中国律师在巴黎提起了诉讼。法国主要中文报纸《欧洲时报》（The European Times）出版人杨咏橘，代表海外华人发声：“拍卖被盗物品，令人无法接受。”学生们则挥舞着一个个标语牌，游行示威。周超是法国一所理工学院的学生，他一边散发抗议小册子，一边说：“我们希望，法国人民能理解我们是理性的，我们的要求是合法的。”
佳士得拍卖行仍肆无忌惮，该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决定继续拍卖，坚持认为拍卖活动完全合法。青铜兽首竞拍时，叫价十分踊跃。*终，一位匿名电话竞拍人，拍得了兔首和鼠首，总成交价相当于3 600万欧元。后来披露，获胜竞标人叫蔡铭超，是一位收藏家，也是中国“国宝基金会”的代表。拍卖结束后，蔡铭超宣布：由于两件兽首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是被盗文物，他不会为此付款。
随后，公众对此事的看法褒贬不一。西方评论家这才想起来，实际上，那座生肖兽首喷泉压根就没正常运转过。况且，生肖喷泉的设计出自欧洲人之手，并非纯正的中国货。皮埃尔 · 贝尔热从中作梗，节外生枝地提出了人权问题，声称只有中国改变人权的政策，他才会无偿返还两件青铜兽首。2013年4月，恰逢法国总统弗朗索瓦 · 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访问中国之际，法国亿万富翁弗朗索瓦 — 亨利 · 皮诺（François-Henri Pinault）承诺将鼠首和兔首归还中国，这件事情才得以落下帷幕。原来，圣罗兰品牌后来被皮诺家族收购，那两件兽首也就落入了皮诺家族手中。皮诺家族拥有阿特密公司（Artemis），旗下拥有一系列奢侈品品牌，包括古驰、宝缇嘉和伊夫 · 圣罗兰。另外，佳士得拍卖行也归皮诺家族所有。阿特密公司与中国的生意几乎占皮诺营业额的10%。
中国宫廷流失文物数量巨大，估计约有160万件。中国作出的归还此类文物的要求，究竟要持续到什么时候？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是却没人能给出一个可信、符合逻辑且又公正的标准答案。只要人们无法达成共识，这种困惑就会一直持续下去。同时，人们的怒火难以平息，报复性的盗窃案件也有可能会继续发生。［23］
新闻事件一：2010年8月，一群盗贼潜入瑞典斯德哥尔摩卓宁霍姆宫（Drottningholm Palace）的中国馆，打碎了3个展柜，在几分钟内携带一大批“古老、精美的中国展品”逃之夭夭。
新闻事件二：2012年1月，英国的威立士拍卖行（Wooley and Wallis）拍卖一只鎏金金属盒，上面装饰着小珍珠、珐琅，并镶嵌着一块花纹玻璃，盖子上刻着一行字体优美的题词，上面写道：“1860年10月从北京圆明园掠夺，国王骑兵卫队队长詹姆斯 · 冈特（James Gunter）。”据拍卖行发言人说，这个题词使这个拍卖品的价值提高了50%。他又补充说：“冈特队长有可能从圆明园拿走这只鎏金盒时，是把它当成了战利品或纪念品，再或者是把它看作是完成一个伟大成就而得到的奖赏，他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盗窃。”这次拍卖活动在中国引起了轩然大波。然而，盒子上的题字确实抬高了它的拍卖价格。鎏金盒以764 694美元的价格落槌，卖给了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中国竞拍者，而这位竞拍者也同样拒不付款。
新闻事件三：2012年4月，一群盗贼闯入了英国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的马尔科姆 · 麦克唐纳展厅，偷走了一只中国清代大玉碗和一件瓷雕，两件展品的总价值高达200万英镑。玉碗出产于1769年，*初是查尔斯 · 哈丁爵士（Sir Charles Hardinge）的收藏品。随后被马尔科姆 · 麦克唐纳（Macolm MacDonald，1901—1981）收藏，后来这件玉碗与马尔科姆珍藏的其他艺术品一起被杜伦大学东方博物馆收购。马尔科姆 · 麦克唐纳的父亲是英国前工党首相拉姆齐 · 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而马尔科姆本人曾在亚洲和非洲担任外交官，善于处理外交纠纷。后来，警察逮捕了两名涉嫌参与偷盗的嫌疑人。之后，警察将这两件艺术品追回。
新闻事件四：2012年5月，英国警察逮捕了两名嫌疑人，怀疑他们涉嫌参与了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的盗窃案。该案涉及18件珍贵中国文物，绝大多数是玉器。
新闻事件五：2013年9月，数百名英国警察开展了几次全国性的黎明搜捕行动，逮捕了17名男子和2名妇女。他们被指控参与盗窃了菲兹威廉博物馆的文物，绝大多数文物已被追回。此后，警方在欧洲范围内开展了一项有关博物馆珍贵藏品偷盗案件的调查行动。有人认为这些盗窃案件是一种“订单式盗窃行为”。
新闻事件六：2013年9月，挪威卑尔根市科德博物馆（Kode Museums）收藏的23件中国艺术品和文物被盗窃。这些文物是约翰 · 威廉 · 诺特曼 · 马特（Johan Wilhelm Nortmann Manthe，1864—1935）收集的战利品。马特是一位探险家，当过兵，参加过镇压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多国联军行动。这是三年间第二次有明确目标的盗窃行动。2010年，一群盗贼盗走了56件藏品。卑尔根市艺术博物馆馆长厄兰 · 霍思登（Erland Hoyersten）认为，这些盗贼手里有一张“盗窃物品清单”，因为“他们完全清楚自己要拿什么东西”。
上述事件是否包含什么寓意呢？这些盗窃案会不会是一种订单式的盗窃行为？这会不会是一种“文化黑客”行为？考虑到中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重要地位，要解决这个有历史争议的问题，人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合乎情理？当然，一个不错的尝试就是：美国人自己交代清楚是如何收藏的中国文物，收藏中国文物的目的又是为何，而这正是本书要交代的主题。

作者简介

尔·梅耶（Karl Meyer），历史学家，任教于耶鲁和普利斯顿大学，《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主笔，著有The Plundered Past, The Art Museum: Power, Money, Ethics等十四本著作。 谢林·布莱尔·布里萨克（Shareen Blair Brysac）
艺术史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获奖纪录片制作人，美国《考古》杂志特约编辑，是《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民族》《军事历史季刊》等报刊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