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何以经世:儒家治道及其现代意义

本书特色

本书运用思想史方法、借用文化心理学理论来尝试重新解读儒家思想，是一个独特的研究视角。该书不仅有中外横向的比较，而且有古今纵向的比较，和当今的主要社会性问题紧密结合。书中既论古今经典政治理论，也论鬼神的精神世界，所以从编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部兼具系统性和综合性的学术佳作，也是一部“接地气”的好书。

内容简介

本书借鉴多学科资源，特别是文化心理学资源，以文化心理结构或者说中国文化的三个预设——此时取向、关系本位和团体主义为理论基础，分别从大一统、德治、人伦、孝治、礼治、风化和制度几个方面分析了儒家治道产生的深层土壤，深入批评了学界盛行的制度决定论思维。

相关资料

首先，我认为，儒家治道思想（当然也包括多数先秦诸子的治道思想）建立在如下一些*高预设之上：
1 此世界（this-world）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唯一归宿；
2 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在此岸（this-world），而不在彼岸（another world）或超验世界（the transcendent world）。所谓“超验世界”，主要指超越于此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比如死后、上帝之城、“三千大千世界”、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等；
3 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可能的，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意义上的完美的理想人间世界。
具体来说，儒家预设了理想社会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即学——来实现。这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努力方向是迥然不同的。后者视社会为一与自然类似的客观对象，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是尽可能研究其中的客观规律。当然，19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对人类社会不能像自然界一样客观地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遵循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法则。尽管如此，今天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所盛行的方法仍然体现了认知主义（intellectualism）的特点，其主要意图在于探索人间世界的各种规则或规律，而不把寻求解决方案、指导原理当作直接和首要的任务。相反，如果一项研究直接以现实解决方案或指导原理为目标，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不是学术研究，违反了学术规则。
这与儒家传统完全不同，儒家传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人间世界问题之全面、彻底、根本的解决方案或指导原理，因此它虽然可能包含或吸收认知主义的成果，但本质上绝对不是认知主义的。它所崇尚的研究世界的方式，对于西方社会科学来说、严格来说是非常陌生、甚至无法想象的。大概没有哪位西方社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寻求人间世界之全面、彻底、根本的解决方案，他们一方面不敢想象学问有如此巨大的功能，另一方面也甚至可能认为那是莫名其妙、违反学理的，即使他们也有很多人会对诸多现实问题展开了全面而根本的探索或研究，并在某些领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或对策。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似乎对于人间世界提供了某种全面的图景。不过，柏拉图只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一套对策，但他同时并不认为现实世界是人类的终极归宿，他所描绘的理想国家图景只是人类国家形态（而非人类存在形态）的较好方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发现，是18世纪历史进化论的杰作，也是当时盛行的以社会为“严格的科学对象”这一思维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代表了马克思心目中人类历史的“*高形态”，但不能说成是马克思对人间全部问题的终极方案，尽管马克思本人对于它有着极其乐观的期待。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学说，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不代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这一点恰恰也与我们在儒家学说中看到的不一样。

首先，我认为，儒家治道思想（当然也包括多数先秦诸子的治道思想）建立在如下一些*高预设之上：

1 此世界（this-world）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唯一归宿；

2 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就在此岸（this-world），而不在彼岸（another world）或超验世界（the transcendent world）。所谓“超验世界”，主要指超越于此世界之外的其他世界，比如死后、上帝之城、“三千大千世界”、康德意义上的“物自体”等；

3 人间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可能的，确实存在一种可能意义上的完美的理想人间世界。

具体来说，儒家预设了理想社会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即学——来实现。这与西方社会科学的努力方向是迥然不同的。后者视社会为一与自然类似的客观对象，社会科学的主要工作是尽可能研究其中的客观规律。当然，19世纪下半叶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对人类社会不能像自然界一样客观地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遵循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法则。尽管如此，今天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所盛行的方法仍然体现了认知主义（intellectualism）的特点，其主要意图在于探索人间世界的各种规则或规律，而不把寻求解决方案、指导原理当作直接和首要的任务。相反，如果一项研究直接以现实解决方案或指导原理为目标，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不是学术研究，违反了学术规则。

这与儒家传统完全不同，儒家传统的主要任务是提供人间世界问题之全面、彻底、根本的解决方案或指导原理，因此它虽然可能包含或吸收认知主义的成果，但本质上绝对不是认知主义的。它所崇尚的研究世界的方式，对于西方社会科学来说、严格来说是非常陌生、甚至无法想象的。大概没有哪位西方社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寻求人间世界之全面、彻底、根本的解决方案，他们一方面不敢想象学问有如此巨大的功能，另一方面也甚至可能认为那是莫名其妙、违反学理的，即使他们也有很多人会对诸多现实问题展开了全面而根本的探索或研究，并在某些领域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或对策。柏拉图的《理想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似乎对于人间世界提供了某种全面的图景。不过，柏拉图只是针对现实问题提出了一套对策，但他同时并不认为现实世界是人类的终极归宿，他所描绘的理想国家图景只是人类国家形态（而非人类存在形态）的较好方式；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是基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发现，是18世纪历史进化论的杰作，也是当时盛行的以社会为“严格的科学对象”这一思维的产物；共产主义社会代表了马克思心目中人类历史的“*高形态”，但不能说成是马克思对人间全部问题的终极方案，尽管马克思本人对于它有着极其乐观的期待。无论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学说，还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都不代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主流范式，这一点恰恰也与我们在儒家学说中看到的不一样。

需要指出的是，儒家之所以认为可以用学来实现人世的终极理想，是中国文化此岸取向（thisworldliness）使然。即中国文化中以此世界为真实且唯一的世界。这与希腊文化、印度文化以及一神教等预设此世界为虚幻、以超越此世界为人间世界的终极目标迥然不同。正因为中国文化预设此世间为唯一真实，因此它迫使中国人相信人间世界的出路——如果存在的话——不在于死后，不在上帝之城，不在“三千大千世界”，而只能在此世间。

作者简介

方朝晖，山东省泰山学者、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代表作有《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 《文明的毁灭与新生：儒学与中国现代性研究》 《为“三纲”正名》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