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

内容简介

片断：
五其他方面
（1）音韵学史的研究。包括古代和现代两方面，前者如论明代的音韵学、梵学传入对音韵学的影响等，后者是对本世纪和建国以来音韵学研究的回顾和展。
（2）撰写语音史。撰有《汉语语音史》和《普通话语音史》，因此二书尚未出版，这里就暂不多说了。
（3）对音韵学运用于其他学科的论述和音韵学知识的普及工作。《古音概说》第七章为“古音的运用”，所编的古汉语教材中也都有这类内容，另外还有几篇这方面的论文。至于普及性的文章就更多，不可能一一谈到了。
（4）资料性工作。除上述《汉语等韵学》中的等韵资料外，先生还跟学生合作编写了《韵学古籍述要》，介绍了五百多种民国以前的音韵学著作和材料，为学界同人提供了工作的方便。
（5）现代语音和方言语音史研究。这是广义的音韵学所涵括的内容。在现代汉语（包括方言）语音方面，先生编有《新编潮汕方言十八音》和《普通话、潮汕方言常用字典》，写过论普通话音节结构、粤方言语音的特点和内部差异及指导潮州人学北京音等的论文；在方言语音史方面，对潮州音和粤方言语音的历史都作过很有意义的探索。他还利用潮州音来证明一些古音上的问题。
（6）还有一件是必须提到的：先生是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研究会成立后，又长期担任理事、副会长，为推动整个音韵学界的学术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带过两届音韵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共3人；招收了一届博士研究生，2人；进修生数届，十数人。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曾举办过3届音韵学研究班，先生都去上过课。他为培养音韵学界的后继者付出了许多心血。
六研究方法
先生能取得那样大的成就，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研究方法。这实际上也是他对音韵学发展的一项贡献，值得好好总结。下面这3点是先生生前不止一次跟学生说起的，可以说是先生自己的经验之谈，现整理写出在这里，以供后学者参考。
（1）全面系统，愈博愈精。他曾表扬他的学生“不专就汉语语音史之一段、亦未就音韵学之一端作‘重点’式的探究，而能着意于音韵学或语音史整体之观念，作广泛之研求。因之，
从上古音至中古音至近代音，从古音学至今音学至等韵学，均能有所涉猎。探索之面既广，收获自然亦丰”（《音韵与方言研究》序）。这本是先生对学生的一向要求，其实也正是先生自己的学术风格。他常对学生说，只有把音韵学和语音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对音韵学的各个分科、语音史的各个阶段都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音韵学中的各别问题和特定时代的语音现象；而如果把自己局限在一个小范围里，表面上看是“集中兵力”，实际上反而难以真正深入。先生的研究比较侧重于等韵学和近代音，但对中古音、上古音也下了很
多工夫。音韵学以外的语言学科，他下了大工夫的是方言学和古汉语词汇、语法，另有一些也略作涉猎。他平日喜欢大量浏览历史、文学、经学、子书等各方面的图书，对专业的研究亦时有裨益。如他通读《词话丛编》，就从中发现了不少有关宋元共同语音问题的材料。
（2）基于材料，统以理论。材料与理论的关系从来是学问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先生认为做学问应首先掌握充分的材料，就材料本身来进行分析，一切结论都必须是从对材料的分析中得来，要注意不要被现成的理论所拘，也不要被所谓“新潮”的理论所惑；外一方面，又不能没有理论头脑，致使对材料的底层研究的价值得不到提纯。他自己在写（汉语等韵学》之初，对流行的“等”的概念本也未产生怀疑，后来发现收集到的许多材料与流行的说法不相吻合，乃经过反复思考，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他多次告诫学生，不要写那种只会罗列材料，而提不出属于自己的看法的文章，更不要写那种只拿到一点点材料就迫不及待地用某种先入为主的理论来大加发挥的文章，前一种文章流于细碎、繁琐，后一种文章则不免空洞、苍白。
（3）长期积累，短促突击。有的专题需要有细水长流式的材料积累，到一定时候就能形成一个可观的基础，这时再集中时间和精力，有目的地找材料、作研究，就比较容易出成果。
《汉语等韵学》、《韵学古籍述要》等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星桥先生是当代音韵学家中的佼佼者。中国音韵学研究会首任会长、著名语言学家严学宭先生曾赞扬他“贯通古今，论证详密，构拟古读，自具特色，自成一家之言，国内尚属罕见。他能摆脱古的洋的沉重的经院气味，而尊重客观事实，发掘新资料，运用新方法，创立新观点。……在我国汉语音韵学界中，众所共知，誉称南国一人”（1980年9月“对李新魁同志主要论文和专著的审查意见”）。在严老写下了这些评语以后的十几年里，星桥先生又取得了更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尽管英年早逝，先生还是给音韵学界留下了非常丰富的学术遗产。
后来的研究者们在学习和利用这些遗产时，将会永远怀念他。
后记：
新魁从1993年春罹患癌症到1997年秋骂鹤西归，前后经历了四个多春秋。在这期间，他一直以顽强的意志和非凡的毅力同无情的病魔抗争，并完成他在人生途程上*后的拼搏。
四年多里，他除了几次动手术和住院治疗之外，一直拖着病体做着超越常人的工作：一是坚持为博士生和本科生授课。只要他没进医院，课程表上排定的功课他一定去上而且，只要他一踏上讲台，他自己和听者便都忘记他是个病人。有好几次是在血尿十分严的情况下仍坚持讲完课才进医院的。二是坚持为出版社践约。据我所知，他和好几个出版社签订了好几份出书合同。只要他的自我感觉好一点，便不顾一切为履行书约而笔耕不辍。记得去年五月他刚从河南医院回家，便迫不及待地赶做《普通话语音史》的收尾工作，在他*后一次入院之前，眼看他拖着疲惫的病体从书房到客厅来时，执笔的手指仍沾着浓浓的墨汁。三是积极参加各种学术活动。这期间，他先后到北京、贵州、福州、潮州、汕头等地出席各类学术会议。在贵州，他同与会者一道，畅游了花溪和黄果树瀑布，不到目的地，决不放弃。许多熟人总是关切地问他：“李先生，近来身体可好？”他总是笑着回答说：“苟延残喘，死去活来。”态度非常乐观。1996年上半年，为了出席在潮州举行的“饶宗颐学术研讨会”，他到处搜罗并参考了五十多种有关梵学的论著，撰写了三万字的长文《梵学的传入与中国音韵学的发展》，在开幕典礼上作专题发言，全面而中肯地论述饶宗颐先生对梵学研究的贡献，令饶先生非常
感动。四是积极编撰“李氏韵学丛书”。当新魁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他处理的**件事是把我叫到他家里，将方孝岳老先生当年寄存在他那里的全部遗稿，一一清点还给方老的女儿方和珠同志。第二件事就是把自己先后出版和发表的论著加以清理，装订成册，说待日后儿孙辈如果发财，可以印出来传世。他本来计划编成“李氏韵学十五书”，视顾炎武、江有诰而过之，以反映新一代韵学的成就。可惜身体状况无法让他施展雄心壮志，实在是我国音韵学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
入秋后的岭南,气候乍寒乍热，气压有时低得令人难以忍受。躺在病榻上的新魁，感到自己快要走到人生的尽头。一天，他对着一直守候在身旁的亲人说，在他走了之后，不要搞遗体告别仪式，不要开追悼会，把骨灰撒到江海里去，让他回归自然。第二天我到医院看他，他又重复着上面的话，还断断续续地说了好些充满哲理的言辞，就像平常讨论学问一样。面对着死神，他仍然把生死作为一个哲理问题来探讨，充分体现他彻底唯物的人生观和达观泰然的学者风范。
新魁离开我们远去了。他近在身边的亲人和远在家乡的父老乡亲，以及遍布五湖四海的众多师友门生，都感到无限的悲痛。痛悼之余，都希望用一种方式来纪念这位备受崇敬和爱戴的一代学人——李新魁教授。在中山大学中文系党政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我们组织了《李新魁教授纪念文集》编辑委员会，负责筹划出版纪念文集的工作，立即得到海内外学者的热烈响应和大力支持。许许多多用感情和智慧编织起来的短简长篇，从全国各地和大洋彼岸像雪花般纷至沓来，足见新魁精神感人之深。本书由新魁教授亲炙之麦耘、陈定方同志具体负责编辑出版工作，黄光武、陈伟武二同志从中协助，中华书局责任编辑王勉同志为本书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谨在此一并表示诚挚和衷心的感谢！中山大学中文系与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拟于新魁教授逝世周年之际举行隆重的追思会，届时本文集将同与会者一道，缅怀新魁教授的风范和业绩，寄托我们绵绵的哀思。
曾宪通
1998年清明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