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七十年--谢芳回忆录

我是1951年7月1日正式参加中南文工团的。当时还是供给制，进团后每人发一套列宁式的灰布制服，每月生活费是四万元(合现在的人民币四元左右)，女同志还发有卫生费，伙食由公家供给。吃饭时，八个人围着一大碗菜，还得站着吃。而我由于从小在家孤单惯了，不好意思，常常面壁而食。 我们一起考进去的有三个孩子：一个是我，15周岁；一个是13岁的男孩子，名叫何大滨，现在是武汉歌舞剧院舞蹈演员；另一个是11岁的女孩子，名字记不清了。 刚去无事，我们几个便天天坐在一起读报，学习文化。不久，文工团新址建成，我们便搬到渣甸路一号住下。 文工团的房子建造得很不错，院内有灯光球场、小剧场、俱乐部、排演厅、食堂以及单人、集体宿舍。 我参加的**次公开演出是在苏联话剧《曙光照耀莫斯科》里扮演一个只有很少几句台词的女工。既然是演外国人，就得用石油灰把鼻子垫起。到了夏天，剧场里热到三十多度，鼻子尖上的汗水被捂在石油灰里像许多条小虫在那里爬．弄得怪痒痒的。我们不得不把石油灰捅个小眼，让里面的汗水流出来，好叫鼻子透透气。除了跑群众之外，我还被分配管理服装。有一次，我把电熨斗放在袜子上走开后忘记了，等我想起来时，袜子已被烧了个大窟窿。为此，我主动写了检讨书，对自己的失职行为和“剥削阶级思想”进行了狠狠的批判…… 当时，全国人民还都沉浸在获得解放的狂欢之中。党、政、军各级干部和战士面对着来之不易的胜利，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文工团的生活充满了朝气，同志之间，官兵之间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充满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感。文工团经常举行球赛和周末晚会。届时，俱乐部或球场的四周挂起彩色灯泡，乐声悠扬，笑声不断 院子里一派欢腾喜悦的景象。 1952年冬天，我刚满16岁，文工团去湖南道县参加“土改”。副团长汪洗同志和我在一个队里，他熟悉戏曲，是文工团的导演。他是一个做事一板一眼、有条不紊的人。临出发前，他把我们召集在一起，提出各种要求，如某火车站须在一分钟内上车完毕，等等。他还给我们画了如何打背包的图样，连鞋子和茶缸子应放在背包的什么部位都画上了。年轻人是无忧无虑的，我们没有卧铺，便用报纸垫在地板上，钻到火车的座位底下睡觉。每逢火车停站时，便下车去买烧鸡等各地特产来吃…… 我参加“土改”的地方名叫青口乡，那单有个依山傍水的小村镇。我住在靠近镇子的一位贫农老大娘的家里。她身边有一儿一媳，儿子大概患有血吸虫病，面黄肌瘦，肚子大得像个鼓，以至媳妇没有生育，只有他们两代三口住在一起。大娘患有哮喘性支气管炎，喉咙里随时随地发出哮鸣的声音。大娘心眼不错，常常用热草灰焙熟花生给我吃。有一次我因感冒发烧，她还宰了只公鸡，把血滴在我的额头上，虽然这是无效的，但却是她对“土改” 工作队员们的一片心意。大娘的住房还宽敞，我一人住一间房，睡着老式的木床(有柱架可挂蚊帐的那种)。桌上放着一盏小油灯，每天夜里，当我工作完毕回来时。它总在那里摇曳不定地等待着我。一切都是新鲜的。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我，虽然在滠口时算是住在农村，但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这还是**次。当一天的辛勤劳动结束之后，便在烟雾弥漫的屋子里开会。架着木柴的火堆既可照明又可取暖，还可点烟。开会时农民们有打瞌睡的，有默不作声的，也有高声发言的。“我们大家就是要提高脚步(觉悟)，”农民们这样说着……妇女们渐浙跟我混熟了， 说： “老谢，你几个伢(指孩子)了?“你们不在屋里(家里)住着，跑这么老远来，过得惯吗?嗯?” 日常的开会，填表，斗地主，分发浮财等事，只剩下一些模糊的记忆了，可有些事却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过去生孩子多的家庭给孩子们取名，为了图省事也为了便于排辈，常常用一个字作为名字的开头，然后依次排列下去，如：建军、建华、建民等等。由于我的大哥出世时祖父已经故去，为了纪念老人，父母亲为他取名谢怀祖 因此，后来我的哥哥、姐姐以及叔伯姊妹们均以“怀”字打头。而等到我出生的时候，由于爆发了抗日战争，为寄托兴复国土之心，母亲为我起名谢怀复。为了这个名字，还发生过一段小小的故事呢。那是文工团搬进新居的**天，集体宿舍是四人一间。女同志在楼上，男同志在楼下，每间房的房门上均已贴好了名字。当时我抱着行李兴高采烈地上了楼，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名字。经过仔细探寻，终于在楼下找到了，原来分房子的同志把我当成是男同志了。由于谢怀复这几个字叫起来比较拗口，加上当时参加革命者多取单名，在“土改”中，汪洗同志便建议我改个名字。我记得他在三张小纸条上各写一字：一是“军”，一是“方”，再是“筠”字，并说明以抓阄定夺，随即我就抓了个“方”字。谢方自然比谢怀复叫起来顺口响亮，因此当土改结束回到武汉后，在团里便很快传开了。 P5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