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选择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案件进行复
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
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1979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在复查过程中，邓小平、陈
云、胡耀邦等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听取复查情况汇报。有关刘少奇案
件的问题逐项调查核实后，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听取了
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的专题汇报。汇报结束后，邓小平、胡耀邦、徐向前等
肯定了刘少奇案件复查工作的成绩。随后，刘少奇案件复查小组将复查结果
形成文字材料，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陈云审定后，提交中共十一
届五中全会讨论。
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当汇报到讨论中提出为刘
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刘少奇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时，邓小平说：今天倒是
议了一个重要原则问题。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写上这样的语句不会给人们说
这是贬低少奇同志，不可能这样理解。少奇同志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
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主
席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我们犯的错误比少奇同志犯的错误多，总要承认
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伟大的马克
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
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由于对党内
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
，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
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出于篡夺党和
国家*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文化大革命”的
严重错误，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
党、政、军领导干部诬陷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
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大的冤案。中央对此作了大量切实的调查研究。经
过反复核对材料，大量的证据证明，过去强加给刘少奇的罪名完全是诬陷不
实之词，必须推倒。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关于为刘少
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议指出：
刘少奇同志，1898年生，湖南省宁乡县人。1920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党内重要领导职务。“文化大革命”前
任党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
……
“十年内乱”时期，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直接控制和指挥下的
刘少奇专案组，于1968年9月提出了一份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
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份《报告》和附件《罪证》，是由党的八届十二中
全会在当时党中央工作和党内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况之下通过的。八届十
二中全会公报，还宣布了中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
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的决议。11月下旬，
上述公报、审查报告和附件，以中发[68]152号和[68]155号文件发至全党，
口头传达到群众。这就造成了全国*大的冤案。
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许多人向中央建议，对刘少奇同志案件进
行复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
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以后，中央在1979年2月决定，由中央
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现在，这个案件
的问题已经逐项调查核实。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审查后，特将复查结果与决
议宣布如下：
(一)所谓1925年在长沙“被捕叛变”问题
原审查报告说，刘少奇同志于1925年11月，“借口养病”，“私自从上
海潜逃长沙”，12月被长沙戒严司令部逮捕。湖南军阀赵恒惕亲批“斩决”
，迫使他完全接受“活命条件”，“投降了敌人，背叛了革命”。随后，“
奉赵恒惕的旨意，捧着赵恒惕赏赐的《四书》离开湖南前往广州，怀着不可
告人的目的，重新钻进党内来”。
据复查，刘少奇同志1925年冬在长沙曾经被捕，但根本不存在“私自从
上海潜逃长沙”和投敌叛变的问题。
**，刘少奇同志确是因病重从上海回湖南养病的。当时《上海总工会
三日刊》、广东《工人之路》等革命报刊及长沙《大公报》对此均有报道。
上海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的情报上，也提到“刘华(上海总工会副委
员长)说：刘少奇……在罢工斗争中很积极，现在病的很重，已经和他的家
眷回湖南去了。”所谓“借口养病”、“私自潜逃”之说，起初是原专案组
歪曲报刊材料，推断强加的；后来又仅凭康生1968年9月17日写给江青的亲
笔信上一段话(诬陷说此事他“完全可以证明”)，便予以肯定。这不但无任
何旁证，而且中华全国总工会获悉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就电请赵恒惕“
查明释放”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潜逃”之说完全是虚构的。
第二，刘少奇同志在长沙被捕后，确是经过多方营救获释，由湖南转去
广州工作的。据查，刘少奇同志被捕的消息一传开，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
上海办事处和全国各地工会，以及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纷纷通电
谴责赵恒惕，要求释放；湖南学生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出呼吁书，要求保释
。同时，刘的亲友、同乡托请湖南上层人物洪赓肠(长沙禁烟局局长，刘少
奇同志旧友，叶开鑫的干女婿)、叶开鑫、贺耀祖(均为赵恒惕手下的师长)
、欧阳振声(湖南省议会议长)等人，以同乡身份进行营救。在外有各界压力
，内有上层疏通和联名具保的情况下，赵恒惕不得不在1926年10月16日将刘
少奇同志开释，驱逐出境了事。此后，刘少奇同志在2月19日抵达广州，还
受到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隆重欢迎。这段经历，当时《工人之路》、《中国学
生》等革命报刊均有报道，并有袁素(洪赓飚之妻)、李治安(刘少奇同志前
妻何宝珍烈士的同学)等人证明。
第三，刘少奇同志在被捕期间，并无任何投敌叛变的言行。原审查报告
认定为“投降”、“背叛”的惟一根据，是恶霸罪犯杨剑雄(当时任湖南省
长署会计)1952年的一段笔供：“当洪赓飓、叶开鑫等具禀，保释刘少奇同
志时，赵恒惕说：‘要他迅急离开湖南，不要在这里乱搞。要庶务股去买一
册四书五经送给他，好好去读……’，‘交保开释’。”这段话，只能证明
刘少奇同志确是经保释后被驱逐出境，原专案组引来作为他接受“活命条件
”和“投降”、“背叛”的根据，是荒唐的。至于赵恒惕这样的旧军阀送《
四书》的事．在当时封建军阀统治的历史条件下，不足为奇。这件事，连当
时报纸的报道也认为是“*滑稽”的。原审查报告脱离历史背景，不顾历史
事实，从赵恒惕送《四书》竞推断出刘少奇同志“奉赵恒惕旨意……重新钻
入党内”，纯属捏造和诬陷。
第四，原审查报告还提到，赵恒惕于1925年6月发布“四斩”反革命布
告和10月杀害安源工人俱乐部副主任黄静源同志两件事，以推断刘少奇同志
被捕后，如不投降必然被杀。据查，．“四斩”布告，是赵恒惕的戒严司令
部针对6月初长沙市传说外国人杀了中国工人，群情激愤，惹起“一夜纷乱
”，怕引起更大暴乱而发布的。黄静源同志是1925年10月16日在江西省安源
煤矿被赣西镇守使李鸿程杀害的；事后，工人群众将其遗体抢到长沙，举行
送葬示威和追悼大会。这些事同后来刘少奇同志被捕和释放并不相干。如不
投降必然被杀这一论断是没有根据的。所谓赵恒惕曾亲批将刘少奇同志“斩
决”，仅来自黎泽泰(当时任湖南省长署文牍)一人1967年8月23日在逼供之
下写的材料，而按他所写，他也是听杨剑雄说的，并非亲自看到，更何况杨
剑雄的口供中，根本未提到赵恒惕亲批“斩决”的事，不足为凭。
第五，原审查报告还借杨剑雄1953年被处决之前，湖南省宁乡县公安局
曾请示过刘少奇同志一事，认定刘少奇同志“对即将暴露他的叛变罪行的杨
剑雄”“杀人灭口”。这完全是歪曲事实。
杨剑雄是恶霸地主，历史上有血债，民愤极大，解放后畏罪潜逃外地，
1952年逮捕归案。宁乡县人民政府根据其罪恶事实，在刘少奇同志毫无所知
的情况下，于1953年1月18日判处杨犯死刑，并报经湖南省人民政府于1月24
日核准。由于审讯过程中，杨犯说过他曾经参加1924年刘少奇同志被捕后的
营救活动，宁乡县公安局为慎重起见，才在执行前(1月26日)致函刘少奇同
志进行核对，并要求在10日内电复。刘少奇同志于1月29日复电说明，杨剑
雄“所称1924年在长沙营救我出狱等语，并无其事。我1925年在长沙被捕，
因有很多人营救……得以出狱，但这与杨剑雄毫无关系。杨犯罪恶仍应按你
们判决处理”。这个答复意见是正常的，并未对杨犯的判决有所干预。整个
过程表明，宁乡县判处恶霸杨剑雄死刑，事前刘少奇同志完全不知道。如果
这是出于刘的授意，宁乡县又何必在判决后再致函询问呢?!原专案组把这件
事说成刘少奇同志蓄意“杀人灭口”，完全是强加罪名。何况已有充分材料
证明，刘少奇同志根本没有投敌叛变，当然更不存在他害怕暴露“罪行”而
“杀人灭口”的问题。
(二)所谓1927年在武汉和庐山进行“内奸活动”问题
……P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