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新革命

本书特色

1980-2006，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
中国时政作家**人凌志军继《交锋》《变化》之后又一部力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中关村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试验田，更是中国民营高科技企业的摇篮与发源地。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里，中关村成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缩影，经历了无数沟沟坎坎、风风雨雨，个中滋味，我们这些身处其中的民营企业家甘苦自知。作为严肃而负责任的记录者，凌志军先生给我们提供了这部大气而恢宏的作品，为所有关注中关村、关注中国改革进程的人提供了一幅壮丽、真实的画卷。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 柳传志
中关村，一个汇集了太多的变革与跃迁、冲击与包容、坚韧与轻狂、灵感与梦想的地方。当大洋两岸不同风格的创业理念和不同背景的创业人群，在这个原本只是北京西郊一隅的地方交汇、融合，当一代代新技术、新模式和新IT人在短短十几年间制造出无数激动人心的起伏跌宕，很少有人能够像凌志军那样从容、缜密地绘制出中关村的大幅画景。应当说，本书为梳理中关村的发展脉络，揭示IT人的创业历程，解析中西方企业文化的融汇规律做了一次大胆而有益的尝试。——Google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 李开复《中国的新革命》不仅是中关村高科技创业历史的写照，更是中国觉醒和崛起的缩影。凌志军以犀利流畅的笔锋，独特、深邃的洞察力和抽象力，给中国和世界奉献了又一笔精神财富。——微软全球副总裁 张亚勤

内容简介

本书从评述中关村1980到2006年的历史入手，描绘了中国社会发展波澜壮阔的画卷。中关村曾经被当作一个“试验区”。假如我们以为“试验区”的含义，仅仅就是发明新技术和推销新产品，那就小看它了。事实上，它更大的意义在于试验着新的社会思想和价值取向。因此，与其说中关村在技术上有什么贡献，不如说中关村*大的贡献，在于对旧体制的破坏和突破，从而激醒了中国人创造财富和融入世界潮流的热望。本书描写的人物中，既有对中关村的事业大力推进或横加阻拦的高官，也有在中关村渡尽劫难甚至翻身落马的显要，还有在中关村功成名就的企业家、世界500强的超级大鳄；既有悲剧英雄，也有乱世枭雄，当然，更有那些怀揣梦想的新一代创业者。所有的这些雄心、野心、商战权谋、虚与委蛇和彻底疯狂，伴随着云谲波诡的政经风云，在中国的大地上起起落落。因此，这不仅仅是一个地区、一群企业或企业家的历史。作者在这部作品中，试图将企业的兴衰沉浮，与个人品行、国民性格、政府行为、政治风云、世界潮流合
并起来思考。这样一种对于历史的思考，也许更有利于我们的未来。

前言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就会失去信誉；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客观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加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时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的本能。我希望然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故事，从中得到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制度创新与科技创新之路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凌志军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２０世纪的*后２０年，这个国家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庞大的“制造车间”。在２１世纪的**个１０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
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选自《中国新革命》中南海和世界潮流——“连宪法都要给改革让路，还有什么能阻止改革！”
　　*迟到1987年12月，温家宝已经注意到中关村的争端。当时他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同时还是党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负责一个叫做“政策研究室”的机构。这机构由一群头脑敏锐、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官员组成，并无实权，但却地位甚高，中南海的不少重要决定，都是出自它的建议。现在，温家宝把国务院七个部门的负责人召到中南海来开会，告诉他们，中关村正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情，所以要来一次彻底调查。
　　12月15日，调查组又来了，这一回势头更大。其成员来自国家科委、国家教委、中国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由政策研究室的一位53岁名叫于维栋的官员率领着，浩浩荡荡，开进白颐路。白颐路上的*新传言说，调查组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这个于维栋就是“钦差大臣”。这并不是无中生有。根据于惟栋本人在15年以后的解释于惟栋曾经撰写一篇文章详细回顾当时情形，文题《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决策过程》。收录于王珍明主编的《中关村》一书。它应当成为中关村历史上*重要的文件之一，因为它提供了当时一连串重大事件的可信度很高的细节。
当时他的背后不仅有温家宝在支持，而且还有别人。事情是由新华社记者夏俊生的那份调查报告引起的。于惟栋说，当他看到这个文件时，那上面已经有四位领导人签署的意见，包括党中央总书记。这意味着，他得到的这件差事是不寻常的——中南海在后面看着他。
　　问题到了于惟栋这里，是中关村的幸运。此人原本就对中关村怀着一份旧情。他曾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当过清华大学的兼职教授，还曾是个设计原子能反应堆的工程师。1982年他进入中南海，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一名专事调研的官员，拥有学识远见和务实精神。他的强烈的民间情怀常常左右着价值取向。他信奉“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很多事情都是群众自己走出来的，不是哪个领导指示的”。同时他也相信“这里面有一个领导支持和认可的问题”。不用说，让这样一个人来主持即将展开的调查，就有极大可能在白颐路与中南海之间架起一座桥。
　　让那些离经叛道者名正言顺，至少不再被当作反面人物，这是中关村走向坦途的必经环节。于惟栋**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鉴于他所处的位置，他是有机会促成中南海的政策转向的。
　　就当时的情况看，有两点考虑是达成目标的关键。**个是如何得到正确的结论。这与于惟栋的价值取向和中关村的实情有着必然联系。中关村是个惹是生非之地，过去几年没完没了的那些举报、攻击、调查和批示，不绝于耳。于惟栋能够了解此前所有不同意见，甚至洞悉“中央领导人里面也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便把“怎样说明这个问题”当作**个关键。这一点他从自己的直接上级温家宝那里也能体会。后者向他发出的**个指示，就是“这个调查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第二个是时机问题，也就是怎样才能让中央领导接受他们的结论，进而让调查人员的想法产生效果，甚至变成一项影响整个国家的决策。很多年以后，于惟栋回忆起这段往事，承认他当时满脑子都在想这个问题：“因为我在中央办公厅，也要考虑到方式，根据我过去工作的经历，我深知要办成一件事是比较难的”。他甚至还向同事们讲起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一位科学顾问促成“曼哈顿计划”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悟出一点什么来于惟栋把这个故事叫做“
美国曼哈顿计划小插曲”，讲给很多人听。他说，当年德国人在加紧研究原子弹。有人就去说服爱因斯坦，让爱因斯坦给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信，促使美国政府尽快重视和开展原子弹的研究。这封信交到美国总统的一个科学顾问手里，请他转交总统。但是这封信在科学顾问手里压了一个月。为什么呢，就是要考虑一个时机和效果的问题。这位科学顾问动了一下脑筋，一个就是要能跟总统说上话，比如，很多人开会的时候，你给他，他可能理都不理。第二个是心情比较好的时候。后来有一次啊，他看到机会来了，罗斯福心情也比较好，也比较悠闲，他就把这件信递交了，说明了原因。罗斯福当时看了看，不置可否，就交给秘书了。
　　——选自《中国的新革命》第七章

新疆界
——“法无禁止不为过。”
　　经历了80年代不正规的、自发调节的童年期，又经历了90年代无法无天的青春期，中关村现在试图建立一套保证市场秩序的新法律。随着立法进程的开始，一些前所未有的游戏规则在这片新兴土地上被付诸实施。投资者们不必再担心会遭遇强权者的掠夺，不必再为了一些模棱两可的法律界限忧心忡忡，而企业家们也有了着眼于长远的赚钱的希望。
　　2001年1月1日颁行的《中关村条例》，直到今天都被人们叫做“中关村大法”。尽管当时我们国家已有20个省市为高新技术产业制定法规，但是这个“条例”还是受到专家们的异口同声的欢呼，理由是它的立法精神贯彻“适度超前”的原则，并且“充分借鉴国内外经验”。萧江平，北京大学法学院的一位博士生，说它“对社会公平的追求精神令人钦佩”。新加坡联合早报当时刊登的一篇评论说：“这是一部充满了对知识和人才敬意的地方法规。”即使像周旺生这样冷静刻板的法学教授，也会为此激动起来。“这是北京市立法和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他写道，“一个充满制度创新和先进气息的法制环境，一个引领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先进方向的科技园区的法制环境，由此而奠定基础。”这些话有些过头儿。然而“条例”的确是从这块新兴土地发展出来的**部真正意义上法律。它的全文共计八章80条。和中关村的现实地位一样，它的法律也是新旧两种理念杂交出来的混血儿，让你兴奋，也让你感到美中不足：是啊，它为什么没有更好一些呢!
　　充满活力的社会一直是法律创造者的天堂。奇怪的是，经过20年生机勃勃的探索，直到21世纪开始时，中关村从来没有出版过任何法律书籍。法规少得可怜，并且混乱，缺乏编纂，没有判案报告可以遵循，也谈不上任何研究。对人们行为发生作用的规范，只有“18条”。它是政府1988年决定在这里建立“试验区”的时候制定的，全名叫做《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与其说是条例，不如说是政策，因为它基本是当时政府拍着脑门想出来的。至于法律，那时候一切都由自学成才的律师、警察或者行政官员改行的法律顾问，以及外行的法官说了算。中关村很长时间都没有一家律师事务所。只有一个名叫曹永训的纪律检查委员会退休干部，是这方面的热心人，他后来成了当地政府的法律顾问，将他知道的几个案例打印成册，发送不过十几份。
　　这是国家的缩影。这个国家一向信奉“清官政治”，崇尚“道德治国”，没有法律传统。20年前开始的这场新革命，并不是因为国家有了新规则，而恰恰相反，它缘自一种无法无天的局面。这同西方的开拓时代截然不同。当年美洲大陆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上，一群新移民不期而聚，总是先商定一个游戏规则，然后开始游戏。规则在先，而行动在后。无论一个集体、一个社区、一片新大陆，都是如此。而中国人则是先干起来，至于规则、目标以及到达目标的道路，都可以“到时候再说”。这在古时就有一句充满智慧的俗话来表述，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在今天，“摸着石头过河”则成为所有改革者的座右铭。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勒后来指出：“中国不缺经济学，缺的是法。”他说出了这个国家一大特征。然而他却始终不能明白，这个国家的成功之道，恰恰在于没有规则。我们只要看了本书前面叙说的那些故事，就可以知道，所有成功者都是破坏规矩的大师，他们不是让那些既成的规则对他们无可奈何，就是恰倒好处地进入那些没有规则的领域。
　　一个立法领导小组随之成立。为了避免重蹈过去4年的覆辙，这一回他们把政府部门全都甩到一边。立法领导小组的三位组长，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西平和北京市两个副市长，刘志华和林文漪，来担当领导小组的三位成员有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的两位副主任，陆昊和任冉齐，还有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主任王嘉彦。。1999年11月25日晚上他们召开**次会议，当场制定一个激进的时间表，要在7个月内提交新法律的草案，以便让陶西平领导的市人大常委会去审议。陶西平指出：“中关村建设是北京市工作的重中之重，而立法又是中关村建设中的重中之重。”刘志华也随
声附和：“中关村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自然环境差，而是法制环境差。”看到两位领导者如此一唱一和，一位与会者当即说：“这一回是要来真的了。”一开始，大家仍然陷在无休止的争吵中。赵慕兰多年以后还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一开会就吵架。”好在这一回不再是利益之争，而是立法本身遭遇的困境。首先是，中关村是否具有“立法权限”？其次是，一部地方法规能否超越国家法律？*后一个问题，新法律应当贯彻什么样的法律精神？
　　他们很快就解决了前两个问题。我们国家的立法体系乃由“中央与地方”两级组成，所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无须经过授权既可“制定地方性法规”，前提是“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这样的立法规制不能说不够严谨，可是它在一群渴望突破囹圄而又机变百出的官员手里仍有可乘之隙。他们很开心地获知自己拥有立法权力之后，立即决定做出一些违反常规之举。有人忐忑不安地向市委领导报告，说新法律赋予中关村的某些权力已经超越国家法律。这位领导反问，国家法律里面有没有提到“禁止”？他的逻辑是，“它没说禁止的，咱们都可以写上。”
　　但是第三个问题却要复杂得多，不是凭借这些机巧和变通就能解决。它在好几个星期里都是立法者们不能逾越的一个障碍。老实说，他们是大胆的跟随者，而不是有经验的专家，他们甚至根本不懂什么叫“立法精神”。他们比前辈们更懂得立法过程和法律成果的重要性，可惜脑子里面那些搭建法律体系的方法、技巧和原材料，仍然是一些土生土长的东西。于是他们一致决定去请教专家。

　　——选自《中国的新革命》第二十一章

节选

作者简介

凌志军,祖籍广东,生于上海,长在北京。15岁到工厂做工,16岁做农民,19岁当兵,25岁成为新华社记者。没读过中学,也没读过大学。30岁考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3年后获得法学硕士学位。现在是人民日报社高级编辑、资深记者。
迄今为止出版的8本著作,全部进入畅销书排行榜。他的著作还以英文、日文、韩文和繁体中文等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
2003年所著的《成长》,即本书**版,在众多学生和他们的父母中引发了极大共鸣,改变了许多人对教育的看法和他们的命运。直到今天,仍有很多读者写信给他。2003年的《变化》被中国大陆媒休评为“年度图书”,同时在台湾获得“开卷好书奖”。2003年底,他被新闻杂志《南风窗》评为“年度人物”。2000年的《追随智慧》,在大学校园里引起强烈反响,被评为当年“*佳纪实文学”。1998年和同事马立诚合著的《交锋》,在中国政坛引起轰动,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当年中国**畅销书。《联想风云》入选“2005年*佳风云榜”,并获得“2005年度北京地区*佳版权输出图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