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眼中的父亲(大师顾随)

第二章 讲坛生涯
十三、难以忘怀的习作指导
父亲诚然是大学中的一位名教授，但是，他又绝不只是大学讲坛上一个高高在上的“传法大师”。那时的诗文词曲课都是包括习作的，父亲一如他在中学执教时一样，一份一份仔细地评改指点，前文所记对弟子叶嘉莹的习作指导并非特例（只是她课上作、课下也作，作的多获得的指点自然也较他人为多）。父亲对每一个学生都是如此，这样一来，极为有效地提高了学生们创作的兴趣能力。许多学生都把老师为他们批改评点的习作当做“珍藏品”加意保存。如果不是十年浩劫，将这些藏品蔸聚汇为一册，加以影印，那将是怎样的一份光彩耀目、别具风致的文化、教育资料！
尽管父亲当年为学生评改的习作如今已所存寥寥，但它在学生们记忆中的鲜活印象，却不会被岁月的流逝冲淡。早于叶嘉莹师从先父顾随的首都师大戚国淦教授，1988年著文回忆50年前燕京大学的词选课：“让先生费心的，是作业的批改。先生要求我们从小令到长调每周试填一首。……先生批改不但从格律、韵脚、平仄诸方面细加改正，而且在遣词用字方面也加推敲，务求精练，以鼓舞大家不断提高。我有一次忽发奇想，将英国诗人雪莱的一首《挽歌》译成《菩萨蛮》送呈批阅。其中‘竟夜怒云堆，惊涛空泪垂’两句，自己也不满意。但是限于原著本意，自己又词藻贫乏，搜索枯肠，无力改动。等到先生阅后发还，稿子上的‘堆’字改成‘稠’字，‘垂’字易为‘流’字，比起原来不知高明多少。”是啊，“竟夜怒云堆，惊涛空泪垂”，“竟夜怒云稠，惊涛空泪流”，两字之易，境界顿升。为鼓励学生们创作，父亲还常将自己未完成的作品写给学生，鼓励学生续作，戚国淦回忆了这个情况：“一次，先生在黑板上写下半阕《减字木兰花》：‘栖鸦满树，借问行人何处去；满树栖鸦，不信行人尚有家。’并说下半阕尚未想好，问我们谁能代为续上。……我私下里为此连续许多天苦思冥想，后来勉强凑成：‘严霜遍野，但愿行人归去也；遍野严霜，哪个行人恋故乡。”’这种师生合作的教学方式真可说是别开生面之举！晚于叶嘉莹师从先父顾随的刘乃崇，现已是戏剧研究专家，至今保存着父亲为他批改的几份“词选”课的习作，父亲百年诞辰之际，以篆字条幅书《摊破浣溪沙》一首记其事以为纪念。更晚一些的师姐李文林女士记忆着老师为她评改文言文的经历：
记得先生有一次给我们出了个作文题：《北平之冬》。我想了半天想不出怎样开头好。刚好那时快到阳历年了，用文言文来说也就是岁暮了，而对我们这伙穷学生来说，北平的冬天赐给我们的便宜食品要数冻柿子和烤白薯了，因此我认为这两样吃的能象征北平的冬天，于是我脑子里飘出个开头来：“岁暮天寒，柿冻薯甘，北平之冬来临矣。”不料作文发下来时，先生给这个开头加上红圈，还眉批道：“有小品文味道。”我看了十分惊讶，心想我还能写出点小品文味道，要再用点功也许还能把作文写好点。从此便更加认真对待“文选”课，将选文熟读、背诵。等到快放寒假的时候，先生让我们寒假时练习写作，开学后交给先生看，但没有规定篇数。我写了五六篇，快把一个作文本写完了，开学后交给先生，我想先生不过是检查写了没有，谁知两三周后作文本发下来时，我那大半本子作文每一篇都写上了批语。
评改学生课外的习作本是教师“分外”之事，而父亲却从未因八方多难、自身病衰而丝毫懈怠。更晚于李文林师从先父顾随的焦廉成，1948年初将自己的词习作抄汇而为一集，请老师指点，父亲给他的词作汇集评语是：“词笔轻倩正是少年人倚声本色，欲求厚重须于诗中胎息之。”焦廉成体会出老师“批评鼓励之情尽在其中”。这在肯定之中又为学生指出上进之路。
往事如烟，这些虽都是点滴记述，却足见父亲对青年学子的教诲，我想用呕心沥血来评价当是不为过分的。而今时代不同了，对一个大学的古典文学教师早已没有了指导学生诗文词曲创作的要求，但父亲的行为与精神，对后人当是无言的激励与鞭策。
十四、因劳成疾与病后复出
1948年底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父亲被任为辅仁大学国文系主任，还兼任“附校（附属中学、小学）委员会主任”。1995年春，我因教学工作去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宿舍请教邓魁英教授，正巧聂石樵教授也在家，这是我**次与聂先生见面，他知道我是顾随的女儿，十分亲切地回忆起往事。聂先生说：“1949年我入辅仁大学的时候，正是顾先生任系主任，开学迎新的会上，顾先生对我们说，在国文系，我这个系主任是配角，在座的老师们才是唱主角的。我没有什么能力，但我能请我的好朋友冯至、杨晦、李何林……来给你们讲课。”后来，为了《顾随和他的世界》，聂石樵先生又特地撰写了《先师顾羡季先生印象记》，文中更详细地记述了迎新会上的情况：
我们**次见到先生，是入学后在国文系举行的迎新会上。会址是在二院的小礼堂。当时我们全班同学不到四十人，大家都静坐等待系主任的来临。不久，在同学们的盼望下，先生在系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大家一齐鼓掌欢迎。先生面戴眼镜，身着长衫，看上去很文雅，一副教授风度，讲话时他先讲自己患病和身体状况，次致欢迎辞，*后说：“我这是‘副末’开场，好戏还在后头呢。”这一者说明今后上课的名教授很多，二者勉励同学们努力学习。讲话非常得体。
在父亲担任系主任期间，确曾请了好友冯至来讲“杜甫研究”、杨晦来讲“文学理论”。父亲自己病重不能上课时，还请了弟子、戏曲研究家吴晓铃来讲“元曲”。那时，这些讲座都是没有报酬的，父亲一个不掌握学校财权的系主任、自己又没有“经济基础”的穷教授，这些名家完全是由于与父亲的交情而来。
父亲一介书生，本没有行政工作的能力与经验，教课、会议加上繁重的行政事务，使多年病痛缠身的身体终于不能支持，到9月底已是不能授课，所以聂石樵先生在迎新会后第二次再见到老师已是去探望病中的老师了：
我们第二次见到先生，是在高年级同学带领下去探望先生的病。当时先生住在李广桥西街（即今天的柳荫街），我们到先生家去，询问了先生的身体状况，还谈到了其他有关学习的问题，都记不清了，只见他床头上放置一部贯华堂本《水浒传》，他告诉我们，他准备把《水浒传》译成英文。同时送我一本《游春记》（其他高年级同学，他已经送了）。作为刚入学的学生。先生如此厚爱，我感到很荣幸。
从聂石樵先生的记述看，父亲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还抱有译《水浒传》的雄心。父亲的确喜欢《水浒传》这部小说，尤其喜欢前七十回，他说“英雄排座次”之后的小说就没有意思了，在父亲的建议下，我上初中时读的**部古代小说就是《水浒传》。父亲的病势却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949年底，竟至因心脏痼疾晕倒，终于大病不起，不得不暂时离开执教达三十年之久的讲坛，经过教育部特准退休养病。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还没有完善的病休、劳保、公费医疗制度，父亲以53岁的年龄获准退休，月月能从辅仁大学①领到退休金，尽管数额不多，已经是特殊的待遇了，父亲可以较为安心地养病了。
到1952年春，父亲病情渐渐痊可，他先是恢复了临写碑帖的日课，进而作章草的研究，至9月份就恢复了诗词的创作。至1953年初，病后**次出山是在北京图书馆朗诵杜诗，他在2月18日接到了“北图”的邀请函：
羡季先生：我馆应读者要求，拟在本月底举办“爱国诗人杜甫”讲演会。已商请冯至先生主讲，为使读者对杜甫作品更多领会及欣赏起见，拟增加朗诵节目，久仰先生对中国文学研究有素，诗词朗诵尤为擅长，因特函奉邀，敬祈惠允，无任感荷。此致敬礼。
北京图书馆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八日
父亲接受了邀请，到会作了杜诗朗诵。据当年参与这次讲演会组织筹备工作的冯宝琳先生回忆：“当日会场上座无虚席，讲读者全神投入，聆听者十分专注，秩序井然。两位主讲大师，同是研究杜诗的专家，又是几十年过从甚密的挚友，彼此灵犀相通，配合默契，使讲演精湛，朗读传神，收到了相得益彰极佳的效果。盛会结束时，两位大师携手谢幕三次……”①
这是父亲大病三年后**次参加社会活动。大病初可，有了复出工作的可能。好友冯至考虑到他的身体条件，将他安排到中国社科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可他深爱着教诲青年的讲台生涯，还是接受了早年弟子、时任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王振华的邀请，到天津执教。他对当时在天津师院任教的另一位燕京大学时的弟子杨敏如说：“那里（指社科院）没有学生呀！我不愿离开教学，离开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