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言说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伴随着女作家创作的繁荣，出现了对于多数人来说还相当陌生的一个概念：女性文学。随之出现了女性文学研究的活跃和纷纷扬扬的议论：什么女性文学？怎么不来个男性文学？有的女性作家对称自己为“女作家”也很反感。据30年代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话》云，当年张若谷编《女作家》杂志时也遇到过类似的质问：你何不再编一份《男作家》？谭氏感慨道：夫女性而成为问题，女性之不幸也；为男性者，当本“同为人类、悲乐与共”之旨而扶掖之，赞勉之。今乃不此之务，反从而非嗤之；若昔张若谷氏编杂志《女作家》，或讥其何不另编《男作家》而只取悦女性。呜呼，有见此书而讽以何不另编男性文学史乎？“女作家”、“女性文学”之说，在相距半个世纪的历史里一再遇到相同的诘难，这里面可能潜伏着某种历史的奥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够解释清楚的。
　　女人其实并不怎么乐意把自己作为一个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也不认为在自己的社会角色前面特别冠以“女”字是什么殊荣。女性之成为问题，确实是女性之不幸，这不幸的历史根源是如此的悠久深厚，以致历史地出现了“女性文学”这一新的文学现象时，人们还以为这是女性的什么优厚待遇。
　　一两性关系是人类诸关系中*悠久的基本关系，它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全过程，同人类历史相始终。从人类诞生起就有男女之分，男女相互依存、结合，是人类得以生存、繁衍、发展的根本保证。两性结合、阴阳化育，人类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已；男和女，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基本单位，人类各种形态的社会关系，都以两性结合为基础才能够成立。两性关系又是人类关系中*为自然的关系，或者说它本来就应该是*为自然的关系。两性的相互吸引、相互结合，不仅是人类繁衍后代的需要，也是男女两性各自天然的需求。
　　人之初，有男女之别而无先后、主从、贵贱之分，这已被近代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大量发现所证实。两性的性生理、心理机制及体型、毛发、皮肤等，具有如此明显的差异而又配合得如此协调，奇妙地构成了天然的互补关系，构成两性相互需要、吸引和相互依恋、爱慕的生理基础。性学家把男女两性这种奇妙的互补叫做“男女性构造与性心理的同质同量对应”。柏拉图《会饮篇》里那个美丽的神话讲到远古时的人本是男女两性合为一体的，因为触犯了神灵受到宙斯的处罚而被撕为两半。这被撕开的两半从被分开的那一天起，便苦苦寻找自己原来的那一半，以求重新结为一体。这也就是人类对自己天然的两性互补关系的寻找，意味着单独的男人或女人只是完整的天然的人之残缺的一半。这庶几可以说明两性关系就产生的原初状态来说，是相互平等、相互需要的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基于生存、发展这一生物进化的基本规律而形成的。
　　然而，历史的发展却违背了这种自然的两性平等协调的关系。自从父权制社会以来，人类便朝着性别统治、性别依附的方向发展，出现了漫长的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两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诸关系。这是对原始的自然的两性关系的扭曲。这种扭曲了的两性关系贯穿于父权制以来的种种社会形态中，成为人对人的压迫、依附的基础。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根据摩尔根的考古发现所分析的，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到有了私有财产和私有财产观念，为了“生育确凿无疑的出自一定父亲的子女”来继承财产，而这自然必须以男子对女子的人身占有和妻子对丈夫的忠诚和依附为前提。恩格斯把这看做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不言而喻，相对于原始的母系氏族社会而言，父权的奴隶制、封建制是划时代的历史进步。而历史的进步必然要求着历史的代价，人类的一半——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就为人类这种历史性的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她们从此成为臣服于父权统治之下的一个被统治被规定被掩盖和被言说的性别。这是一个沉默的性别。她们无从言说也无以言说。男性掌握着全部话语符号的创造权和解释权，为女性制定了一整套强制性的规定和命名，成为生而为女人者必须终生恪守的天条戒律。中外历史典籍和神话传说中，充斥了大量专为女性制定的行为道德规范，它们无不具有父权统治和男性中心意识的鲜明烙印。
　　由母系制到父权制这一两性关系的重大转折，在中国大约是从夏禹传位于其子启，启又传位于其子太康的“家天下”开始，到商周逐渐完备；再经过秦汉以来漫长的封建社会一步步地强化完善，形成了庞大和牢固的父死子继的以男性血缘为系统的统治链条，把皇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绳索牢牢地束缚在女性身上，把她们打入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的*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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