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与刀

本书特色

本书根据查理•E．图特尔出版公司1974年修订版全文译出。是公认的了解日本文化*有争议同时也*具权威的读本。
本书是中文世界**个译本，译者皆为国内日本文化研究的权威学者专家。校订者庄锡昌先生为复旦大学著名学者、博士生导师。

本书著者的学识和能力令人惊叹。尽管著者一次也没有到过日本，但她却搜集了如此众多和非常重要的事实。虽然这些事实是些一目了然的日常事情，可著者正是依据这些事实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的全貌。著者还在分析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推导出关于日本文化基本的然而对整体来说又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诸特征。
——川岛武宜（日本著名评论家）

（本书）从结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的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讲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教育孩子学习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我们同东方这位邻国的关系是很不寻常的，难道我们不该多了解它一点吗？
——金克木（中国著名学者）

金克木：记《菊与刀》（即《菊花与刀》）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的这本《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是一九四六年出版的，离现在三十五年，已是一本旧书了；不过在我国似乎还值得一谈，并不只是因为这书已成为名著。
先要谈这本书的“缘起”。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趋势已经明显，德、日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美国政府便着手制订对待战后德、日的政策。对德国的办法是明摆着的：将同纳粹打到底、盟军将占领德国，粉碎旧统治机构，由盟军直接管理行政。美国对德国比较了解，这一方面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对待日本却不同了。美国对日本不大了解。两国的国情很不相同。当时有两个问题：日本政府会不会投降？对日本能不能用对德国的办法？倘若日本不投降，盟军要直接用武力攻占日本本土，那就是同对德国一样。假如日本承认战败而投降，那么，还要不要照对德国的样子实行打垮旧行政机构而由盟军直接统治？为了制定*后决策，美国政府动员了各方面的专家来研究日本，提供资料和意见，其中包括了这位人类学家。
她接受了任务，但这是一个难题。她是文化人类学家，曾在太平洋的小岛上作过调查，却没有研究过日本，战时更不可能去实地调查；而且人类学一向是研究比较原始的社会的，这次却面对着一个能同美国打现代战争的日本。怎么进行工作？这位夫人根据她自己的“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和直接资料，同时也大量读书和看日本文学及电影。她工作的结果是一份报告。这份根据人类学观点的“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本书副标题）的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亲自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假如那样，日本人会拚命打到底，而且美国人也无法直接统治。美国人不了解日本国情，两国的文化类型不同。
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一九四六年她把这份报告写成书出版，前面写了一章论述她用的人类学的方法，末尾有一章讲日本投降后的情况。她表示同意美国政府的决策和麦克阿瑟的执行方式，因为这正和她原先的意见一样。
据说这本书译成日文出版后在日本有过相当强的反应。原书名可译作《菊与剑》，日译是《菊与刀》。很明显，欧美人习惯于击剑而日本人习惯于用战刀。（若用中国所熟悉的日本情况说，那大概可以叫做“樱花和武士”吧？）这书题指出日本文化类型中的两个矛盾的方面。
全书并不长，只有三百一十六页；共十三章，附一些日本词的注释和全书索引。除前述首尾两章外，从对战争的看法讲起，讲到明治维新，再分述日本人风俗习惯、道德观念、一直到怎样“自我训练”（修养）和孩子怎样学到传统。全书夹叙夹议，贯串着作者的人类学文化类型论的观点，一点也不枯燥。
这本书中论述日本文化是否有错误？日本人自己怎样看待美国人对他们的观察？
战后日本在美国管制下有过什么变化？现在是否还同本书所说的战前情况基本一样？
这些问题我不能谈。我也不想具体介绍本书的内容。我想谈的只是下面两点。
一是希望由提起此书能使更多人知道人类学也有用处，文化人类学并不是只调查原始的落后的社会情况和搜集一些民间传说、风俗习惯。这在前面谈本书“缘起”时已经给读者一个印象了。我们这几十年不谈人类学、民俗学，解放前的一点点介绍和工作已经差不多都中断或改了名目了（如民间文学研究和民族研究）。我觉得实在可惜。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又有发展，看来仿佛其中有些分支已经独立出去了，可是还有不少旧工作和新工作可作。文化人类学在国际上还是一门重要学科；尽管现在里面包括了许多其他科学，但仍自有其观点和方法。这一层就不多讲了。至于如何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那更是新课题了。
二是希望由此能引起一些人注意到比较文化的观点和方法。（这里以及前文所说的“文化”应当看作一个术语，和我们常说的“文化水平”、“文化革命”中的“文化” 在词义上有区别。）这本书的作者认为人类学是研究风俗习惯的科学。没有一个人能只是一张白纸或一台机器一样的生物的人，而是从生下来就要接受无形的社会传统教育的社会的人。每个人的心理状态不能只是生理的，而必然同时是社会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语言学等所研究的各有一个方面，而人类学则从文化即民俗的方面来观察研究，分析个人不自觉也不自主的，从小就接受下来的风俗习惯、行为规范、道德观念等等。她用这一观点研究日本，其实所研究的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情”中重要而常被忽略的一方面。在本书**章中，作者论述了人类学的方法，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意见。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比较文化的方法。人类学者不能只是调查统计搞民意测验，也不能只是象旅游者或侨居者那样描述见闻，而要作比较文化的研究，并且要应用自己的专门训练。她指出，尽管一个部族可以有百分之九十的行为和邻居各族共同，但总有一点根本不同。这一点也许很小，但它对这个部族的本身独特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有重要作用，使这一族成为这一族而不是其他族。人类学者还要特别注意习惯于看待那种和自己文化大不相同的其他文化，必须尊重人家的文化和人家自己的看法。
例如看日本电影，其中有美国人看来大惑不解的行为和语言，而日本人自己却视为当然。两人都是带着自己所受的传统社会文化去看这同一电影的。这种对不同文化行为的客观分析态度的训练就是研究人类学的一项重要条件。这些文化行为是一个人每天都在从生活中学习的，是社会的积累，是交互影响，是环境的要求。许多零星的似乎彼此不相关连的小事，其实往往是社会文化大系统中的构成部分，彼此大有关系。经济的、家庭的、宗教的、政治的等等行为都是互相渗透的。人类学者并不专门研究其中一个方面，而是要找寻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所内含的前提。人都是带着眼镜看事情的，看法指导行为。人类学者就要分析研究这些不同眼镜的镜片，并且归纳出类型。硬心肠的客观和软心肠的同情都是系统研究各民族不同文化特点所必需的。比较宗教学显示了这种必要性。如果只防卫自己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而敌视不同的，并且以为人家都应当同自己一样，那就不好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着重调查统计，而人类学家则不然。他研究的对象是普通人，这不能象美国选总统一样搞民意测验统计数字。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是各民族风俗习惯中所存在的，作为行为基础的，对生活的看法。在这样比较之下，一个美国人就能看出日本人行为的猛烈摆动并不是自相矛盾，而是有其社会文化传统观念体系在后面。这本书正是一个美国人类学家以自己的文化同日本的文化作比较研究的结果。美国因为不了解日本国情而吃了珍珠港被袭的大苦头，就下工夫研究日本国情而得到战后对日政策的成功。这是值得注意的。这本书正是从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待战争的不同看法讲起的（第二章）。我们看了这样的比较，对书中讲的日本文化和在背后作为对照的美国文化都可增进一点了解。
至于书中具体内容当然本文不能作介绍。这里只随手提出一两点。例如她说，日本文化就是日本文化，既不是佛教的，也不是孔夫子的。在日本大概除了少数虔诚的和尚以外，没有人真相信“涅槃”（寂灭）是*大幸福。她又说，日本是等级森严的，“各就各位”（第三章题）的社会中人的结合（其实这也可说是指“各安本分”，“安分守己”），既同美国的自以为“人人平等自由”想法不同，也不同于印度的乃至中国式的“种姓”制度。她指出日本人的洗热水澡乃是一种享受，上下风靡，不可缺少。这使我明白了关于日本到处都是“风吕屋”（浴室）的描写，以及从前中国人下澡堂中吃点心和谈事情的习惯。从这些小事中看出人生观、世界观以及一个民族的传统社会心理，这却是需要经过文化人类学的科学训练的。我也由此明白了一些日本小说和电影中的描写。我觉得，研究文艺的人*好也能有一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知识。

内容简介

如何理解日本这一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却又迥异于中华文明，并给中华文明带来过深重灾难的日本文化，是*值得中国人关注的课题之一。历史的耻辱和现实的差距，使得许多中国人在“面对和思考”日本时，冲动的情绪远远多于理性的认知。偏见是浅薄、脆弱的，只有理智和平静才能给人以力量。
本尼迪克特的这部著作，就是一本客观、理性地观察日本的杰作。1944年，作者应美国政府之邀，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撰写了一份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为美国成功制定战后治理日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作者将报告整理出版。该书一经推出，好评如潮，深刻的思想和流畅的语言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一直被视为研究日本*有见地的作品，被公认为了解日本文化的*好读本。

节选

作者简介

鲁思•本尼迪克特，美国女人类学家，文化心理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生、卒于纽约。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9年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F•博厄斯学习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36～1939年任人类学系代理主任。本尼迪克特长期在北美印第安人部落中从事实地调查，对原始宗教、神话和民间传说等都作过专题研究。她把文化的内在精神称为文化形貌或文化模式，强调对文化进行整体性考察，重在发现文化的基本观念而不是对各文化特质的关系作功能分析。她把心理分析的观点引入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中，与M•米德等人创立了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文化心理学派（又称民族心理学派或文化与人格学派）。她把通常用于个人的心理分析概念应用于群体研究上，认为每种年代久远的文化发展都赋予其成员特定的“心理定向”和判断事物的能力，即文化决定思维方式。她反对种族主义，但认为不同民族存在文化模式差异并有优劣之分；人类学家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有助于增进有文化差异的民族间的彼此了解。
她的成名作《文化模式》(1934)和《种族──科学与政治》(1940)反映了上述思想。
她的另一著作《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1945)，则创造性地把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对现代社会的民族性(国民性)研究，突破了人类学传统的实地调查法，具有深远的影响。她的其他著作还有《科契提印第安人的故事》(1931)、《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1935)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