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影像与传奇

**章　黑白马赛克
黑衣人走向灯光璀璨的门厅，拖着他们长长的影子，那是维多利亚时代漂洋过海而来的自重，趣味，势利，还有工业革命时代的人们对摩登事物无限热衷的遗风。
他们的背影看上去真是时髦与复杂，就像混合亚欧口味的食物那样，带有一种开放和投机的灵巧。东方人细长单薄的身体，宛如一只单反相机里极其敏感的测光仪，时刻根据不同的光线作出调整。即使是后背，也长着眼睛，时刻观察自己在外人眼中的反应，以及四周的动静。男人们穿着黑色的夏季西装，意大利鞋，里面的衬衣也是黑色的，并敞着领口，这样既冲淡了拘谨，又保持了进出外滩大楼应有的隆重。现在，出没夜店的男人们已再次讲究起来。他们谨慎地选择黑色，在面料和牌子上下功夫，掩盖自己在颜色和款式上的贫乏想象，他们投入浮华生活的时间毕竟太短，趣味与自信都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炫技，只可求没穿错。
十九世纪末的晚上，外滩的生意人只有上海总会一个去处。去上海总会，他们要穿好黑色燕尾服和白色衬衣，打黑色呔。有一夜，遇到租界火警，正靠在吧台边喝酒的救火会志愿者们来不及换衣服，就冲出去救火。镶了一层黑缎子边的黑色衣尾在火光熊熊的夜色里随风飘起，沾满了焦炭的气味。过后，工部局通知他们，可以将那晚洗烫修补礼服的洗衣店发票拿去报销。这是另一个关于黄浦滩上的黑色礼服的故事。
黑衣人三五成群地消失在旧渣打银行门庭的灯光里，像解一道合并同类项的数学题那样，归成一个符号。
玛丽莲吊灯洒下明亮而匀称的光芒。这些大小不一、出现在大楼各个角落的、红色里夹了金箔的玻璃吊灯，是此地第二次从意大利泊来的镇楼之宝。**次从意大利来的镇楼之宝，是1920年代从意大利教堂里买来的大理石圆柱，据说它们还是米开朗基罗时代开采的。
地上细小，而且排列并不规则的白黑两色的马赛克铺满了她的眼睛，犹如《太阳帝国》里描绘过的，在黄浦江里漂浮的一口小孩的棺材那样，在她回忆里晃动。“是它吗?是原来的那些吗?”她猜测着。
大楼修复时，本地的晚报专门介绍了修复时对马赛克地坪的保护。当她读到那则报道，眼前浮现出的门厅，是幽暗而高大的。马赛克地面好像蠕动的蟒蛇一样冰凉，并有一种威慑力强大的鳞状图案，马赛克在水泥上微轻的不规则排列，就像蟒蛇隆起时，撑开了鳞状物之间的皱褶。
这的确是八十年前的旧物。保留着二十年代亲切的手工痕迹的马赛克，看上去像雨后的泥地一样柔软，容易留下痕迹。完全没有如今的马赛克的冰冷和规整。
黑衣人站在旧马赛克之上，玛丽莲吊灯之下，洗得千干净净并散发名牌香水气味的身体，保养良好的头发，在黑色的衬托下格外白皙的手背和下巴，如同沐浴在阳光里的植物一样自在而感恩。他们脸上因争斗而隆起的肌肉放松下来，变得彬彬有礼。
出不请柬。
与迎候的英国领事馆雇员寒暄，握手，并探出上身去行贴面礼，嘬起嘴唇，轻轻向对方的耳朵发出亲吻的声音，“啧”，客气的，只贴一次。
留下名片。
“请好好享受我们的晚会。”领事馆的年轻本地雇员说了一口伦敦音，是上海的知识阶层一贯崇尚的口音，象征着教养与见识。说伦敦音的年轻女子将人群引向装饰着红色琉璃的电梯。曾有人形容它像一只圣罗兰的皮箱。这是外滩大楼渐渐成为展示西方世界奢侈品世界的前沿后，对这部电梯*为时兴和卖弄的形容。
“不，不不，我们更喜欢走楼梯。”她说。
于是她们拾阶而上。
她的女儿探头看了看楼梯井。
楼梯井很宽大，带有二十年代的欧洲线条，轻微的装饰艺术风格，扶手蜿蜒盘旋，很有线条感。下面，是满满一地细小的马赛克，彬彬有礼地闪亮在灯光里。
少女伸出手，用日本产的照相机拍下一张照片。她是属于针孔时代的孩子，到哪都带着照相机，当她想要了解什么的时候，就去拍一堆照片过来，然后去研究照片，得出自己的结论。她因此保留着大量自己的作品，从幼儿园时代的老师硕大的鼻孔，菜场附近地上被人丢弃的桔子皮，到今年春天深夜，自己被突然涌出的鼻血惊醒后惊恐的脸。
她也探头看了看楼梯井。金色的灯光从每一层楼的扶手处倾泻出来，楼梯问里寂静无声，她再次见到各个楼层转角处露出的黑白镶嵌的马赛克地面。
在外滩，当你走进一栋建筑，堤岸上的嘈杂之声被门切断，门厅里的光线照耀你，大楼里的空气包裹你，你顿时落人另一个时空，落入丧失自己方位的恍惚中。也许这是一种令人感到舒服的恍惚，假扮成另外一个人的可能，像迅速上涨的水一般令身体浮起，划动四肢是这时的本能，它令你开始漂浮。从外滩经历沧海桑田时的各种遗留物中浮起，这些遗物就在你身边，宛如在被多年污染的海里挣扎过活的鱼虾和海藻，以及轮船留下的油污和可疑的拖鞋，还有长满绿苔的碎木板。于是，你心中交织着惊喜与厌恶。
“我们先去看看外公从前的办公室吧。”她说，“就在电梯出来左拐，**间，有一扇窗，我在那扇窗前**次看到外滩。”
　 “唔。”她的孩子应道。
　天花板是乳白色的，很高，与墙壁连接处饰有宽大的顶角线。房间也很大，这是一间气派讲究的办公室。
　 里面的家具虽然是木头的，可所有桌椅、沙发、茶几和书橱的腿，都刻意雕刻出竹子的样子，突出它的中国风格。宽大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景德镇出产的瓷杯，杯子上画了满满的中国山水，明媚的青山绿水，蚱蜢舟，一行白鹭，山中草亭里有凭栏而立的白面书生。
　 墙上挂着一只双鱼铜盘，一条鱼象征中国，另一条象征波兰，它们交颈缠绕，好像很亲密，但它们脸上身上的什么地方，却有种阴沉不快的神情。C～P的缩写被刻在一面狭长而僵硬的旗帜上，在鱼头上方。
　 办公室的窗子正对外滩堤岸，很有处在世界中心的荣耀感。渣打银行的时代，在窗前望出去，**眼看到的，是英国领事巴夏礼的铜像。铜像在太平洋战争中被捣毁，到六十年代中期，渣打银行遗下的家具也已不知去向。
沙发椅前的茶几上有一大本轮船的照片集。甲板，大海，高大的桅杆，从蒸汽轮脱胎而来的粗大烟囱上印着C-P，那是中波海运公司的标志。1950年成立于美国对中国海岸线的全面封锁中。它是1949年后中国政府建立的**家合营航运公司。整个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一时间只得倚重几条挂波兰国旗的轮船。它也是外滩各家洋行迁出以后，唯一一家在外滩有外国雇员的航运公司。这间办公室，大概也是外滩大楼里唯一不合适挂毛泽东像的党委书记办公室。所以，办公室里有由活生生的咖啡、香水和纸烟混合在一起的非中国气味，和刻意为之的中国风格。但这却并不是要强调东方情调，而是婉转表达的民族自尊。
办公室里套着一个小衣帽间。里面有一排柚木做的衣架，靠墙还有一排鞋架。衣架上挂着一套卡其布衣服。每个星期四，西装革履去上班的党委书记兼总经理，穿这套带着汗味的布衣回家，好像换了一个人。因为每星期四下午，是当时全市干部参加体力劳动的日子。每个星期四，他都去码头和装卸工一起劳动。他一直都喜欢与码头工人在一起，也喜欢出汗。他非常警惕自己生活中出现的修正主义元素。
更衣间靠墙角的阴影里竖着一只圣罗兰旅行箱。那个半人高的硬壳箱子里能挂好几套烫好的西装和衬衣，还有几个用缎子包着的小抽屉，可以分别放袖卡，领带夹，和皮鞋。箱子把手上，用白色的细棉线吊着东欧各国航空公司的标签。可以看出，箱子的主人对航空公司的热衷，那是六十年代男人对新科技的欣赏和沾沾自喜。那是一只属于他的旅行箱，出差去东欧各个港口时用的。
宽大的办公桌斜斜横在窗边，桌子大得就像一张床。她坐在大桌子上，正好能看到窗外长长一条外滩。
那时，她还小足六岁，为了跟父亲到办公室来加班，母亲为她换上了*好的连衣裙，还梳了头。裙子是用红白两色的朝阳格布做的，领口镶了一圈白色的的确良，上面分别绣着小房子，花，热带鱼，和戴草帽的小姑娘。
　 父亲要去会议室开一个小会。离开前，他给了她几块糖，和一大玻璃杯水。告诉她，要等嘴里一点甜味也没有了，才能吃第二块糖。等糖全吃光了，水也喝干净了，他就应该开完会回来了。
穿着一身淡蓝色薄呢连衣裙的波兰秘书抱着一本大笔记本，在门口看他安顿自己的小女儿，微笑在她脸上留下了浓重的阴影。她走进来，到小女孩面前，摊开手掌。
粉红色的手掌里躺着一粒苏联产的太妃糖，比中国糖果要大一倍，像一条大肚子金鱼。
她将太妃糖放进小女孩的糖果堆里：“波兰糖，我妈妈寄来的。”她有很重的波兰口音。
“谢谢拉拉小姐。”小女孩看父亲脸上没有反对的暗示，便收下这件礼物。
　 她在父亲办公室的一台英文打字机前坐得直直的，以至儿童鼓囊囊的肚子从细小狭窄的骨盆里完全挺了出来，将裙子也撑高了。
　 她正在打字。
　打至行末，她便庄重地拉动镀了克鲁米的、亮闪闪的拉杆。她的手指能感觉到拉杆正带动齿轮，咬住了下一节。另一个齿轮咔拉拉地响着，换到下一行。
然后，她将细小柔软的手指放回到圆圆的键盘上，用力地深深按下。带有凸起字母的细杆从打字机里一跃而起，向色带击去，在白纸上留下一个黑色的、小写的C。
　 她脖子上绕着一根小女孩用来扎辫子的绿色玻璃丝。她已经在玻璃丝圈上打了不少大小不一的结，使玻璃丝圈看上去更接近秘书小姐脖子上那根花纹复杂的银链子。她嘴唇上生涩而妖娆地叼着一只用信纸卷起来的细长纸卷，用来代替秘书小姐的薄荷纸烟。甚至，她微微眯起左眼，当烟雾熏着眼睛时，拉拉就是这样做的。她以为自己就是拉拉。
她还要再等十年才正式学英文字母，她英文课本的**课并不是“谢谢”，而是“毛主席万岁”!但六岁时，她已知道如何在一台英文打字机上打出有长有短的词句，也知道每一段落的起始时，应该要有一个大写字母，还知道如何在打字机上找到打出大写字母的那个键。每次从父亲办公室回家，她都带回一张打满字的纸。她的哥哥们为此大为惊讶，那时他们学的都是俄文，看不懂满纸实际上没有一个是正确的英文词。几可乱真的形式迷惑了他们。他们拿着纸追问父亲，令父亲纵声大笑。她很喜欢父亲富有外交手段的大笑，笑声让哥哥们更加困惑不解。
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感觉自己就是拉拉。
她做得*熟练的动作，就是像拉拉那样换行，轻轻吊起手腕，自然而然的，有点慵懒的，灵巧的。然后，抱着手肘，将纸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不像父亲那样用大拇指抵住烟蒂，而是尖尖地朝天竖起指尖。
从书橱玻璃门的倒影里，她偷偷打量自己，就像看拉拉一样。“唉，多么像一个女特务。”她心满意足地想，将太妃糖整个塞进嘴里。
这样的游戏要背着父亲玩，因为他不喜欢。他认为波兰人的生活方式里有太多的修正主义内容。其实小女孩心里明白，这游戏甚至要背着所有人，包括拉拉本人。她感受得到这游戏中有损自尊的部分，那便是对泊来生活方式的追随。
糖全吃完了，水也喝光了，“拉拉小姐”也变得乏味起来，父亲却还没回来。
　小女孩走了出去，她只是想问问，是否父亲在哪里耽误了，或者根本就把她忘记了。她顺手带上办公室的门。父亲关照过，不能随便敞开他办公室的门，特别是他不在的时候。
　 耳朵“嗡”的一闷，然后，她发现自己被关进一条灯光幽暗发红的长走廊里。
　 走廊两边的门都关着，走廊里静悄悄的，连人影都没有，窄长得不可思议。
　 地上黑白两色的马赛克，拼成令人眼花缭乱的图案。那图案是如此奇怪，好像在幽暗的灯光里起伏蠕动。
　 走廊里弥散着一股咖啡和烟草的气味，还有上好的地毯与木器散发出来的沉甸甸的庄重气味。隐约能听到有人低声飞快地说着什么，细细地听，能辨别出它是带有口音的英语，带有中国人的口音，和波兰人的口音。从海事时代开始，世界航运界的通用语言就是英语，即使当时中国和波兰的中学，都已在外语课上只教授俄语，中国人和波兰人在航运公司开会时，还是只使用英语。往返于格但斯克和上海之间的各种备忘录和合约，也都是英文。
小女孩紧张地捕捉着断续传来的说话声。她猜想那是父亲会议室里的声音，但又不能相信，他们开会要这样鬼祟地说话，那声音有些阴险，更像是用于密谋的声音。
恐惧从她那孩子的细密而弱小的心中升起。她怕自己的父亲已卷入什么阴谋，怕他根本不是他表面的样子。怕他根本不是共产党，而是用共产党身份潜伏在外滩的外国特务。而拉拉显而易见的，是一条美女蛇。怕这栋古怪的大楼根本就是一个隐藏的特务机关，而不是一家航运公司。怕那桅杆上挂满小旗的C～P轮船里，装着的根本就是一支海军陆战队。走廊里的灯光这样沉重，走廊里的气味这样与任何地方不同，马赛克地，深褐色、沉重坚实的门，这样满怀旧时代的遗风，一切都不寻常，她感到有巨大的秘密隐藏着，而且即将吞噬她。
她向后退去，才发现已分辨不出哪一扇门是属于父亲办公室的了。
她将自己的耳朵贴在门上听，她听到了一些古怪的声音，潮水一样点点滴滴、层层叠叠的声音，有发报的嘀嘀声，有人在嘤嘤地哭，有椅子翻倒在地毯上发出的闷响。伴随着这些声音，门上大大的钥匙孔像香炉的缝隙那样，飘散出房间里香烟辛辣的焦油气味，和咖啡沉闷的令人晕眩的香气。她甚至还在某扇门后捕捉到了一丝迷药般的香水气味。那是拉拉的香水，还是属于另一个更加神秘的女人的，她不能判断。她哆哆嗦嗦地想，也许在什么地方，藏着另一个神秘的外国女人。这是更大的秘密。
她退向走廊，但走廊被黯淡灯光中沉重的神秘所笼罩。极其陌生，极其阴郁，极其不甘，它像一条匍匐的大蛇，无法判断它是死了，还是睡着了，或者只是静伏，准备攻击。
走廊尽头的电梯间传来电梯钢索发出的吱嘎声，她感觉马上就会有人来，一个黑袍人出现在走廊里，他的脸在黑色的衬托下异常苍白，鼻翼两边带有波兰人深深的愁苦的长纹，他的蓝眼睛像玻璃珠一样透明而且冰凉，当他注视你的时候，你简直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看到了你。他轻声质问：“你怎么会到这里来的?”这个问题，如同向她宣读死刑判决。
慌乱中，她挑了一扇很像父亲办公室的门猛力打开。
一问全然陌生的房间，空无一人，窗上也是满满的外滩堤岸。
很深的护壁板，阴惨的绿色旧地毯，上面隐约能看到可疑的水渍。
棕色沙发上搭着一件白色的尼龙西装，她看着眼熟，因为她父亲也有一件类似的白色西装，是的，沉重的白色条纹重重地趴在那里，像一块吃得过饱而沉甸甸垂下的肚皮。在这里看到父亲的上衣，她的心猛烈地下沉了，仿佛看到了阴谋的证据。
桌子上放着一只浅褐色的木头小镜框，细密的花纹里嵌着细细的银丝和菱形的贝壳，那是克拉科夫匠人的传统手艺活。她发现这镜框与父亲从波兰开会回来送给她的一个木头匣子很相似，这个发现让她的心再次被恐惧击中，这仿佛是父亲身份真相的又一个证据。
镜框里有张欧洲人的照片，他有狭长的脸和几乎看不到的薄嘴唇，正从照片里瞪着她。他浅色的眼珠有种冰凉的、责备的表情。
小女孩赶快退出了房间。
但走廊却更让她害怕。她仿佛是一个潜入者，不可被人发现，却偏偏暴露在从四面八方都看得见的走廊上。
地面上细小的黑白相间的马赛克方块让她站立不稳，每走一步，都觉得自己要摔倒。有一股骇人的神秘力量，就匍匐在从外面看上来寂静无声的地方。它在完好地保留着残迹的大楼里冒烟，起泡，嘈嘈切切，遮云蔽日，如同鬼魅。
她再次推开另一扇门，躲进房间去。
还是一间陌生的房间。
桌子上有一杯还在冒白汽的咖啡。
咖啡杯旁还有一只四方的玻璃烟缸。
她意识到，这是拉拉的办公室。白色咖啡杯的边缘留着半个红色的口红印子，就是她下唇的印子，有时口红也会染到她的门牙上。
她打字机旁的绿玻璃罩台灯亮着，打字机上夹着纸，好像临时离开。
其实这里曾是她熟悉的角落。有时父亲允许拉拉将她带到这间办公室来玩。她一直很矜持，不敢表达出自己对拉拉的好感，因为父亲吩咐过，对外国人要客气和自尊。拉拉给她糖，让她闻自己的香水，透过敞开的衣领，她看到过拉拉胸前的雀斑，还闻到她混杂在香水里的淡淡狐臭。这个角落曾经充满遥远世界的诱惑。但此刻，已是惊弓之鸟的小女孩却认为拉拉此刻正藏在某个角落里，或者写字桌下，或者拖地的窗帘后面，等她走近，就突然跳出来。
她在十分钟前还是偶像，但此刻却已代表着莫名的威胁。
门无声地开了，办公桌上有一只景德镇彩绘杯子。
两眼满含泪水的小女孩终于回到父亲的办公室。
笔直地望见长窗。窗上无声划过的白色铁船的烟囱，外面的世界径自干着自己的事。
原来它是一间冷酷的房间。它的写字桌像保险箱一样散发出秘密可怕的气味，它的沙发上遗留着濒亡者痛苦挣扎的皱褶和阴影，她几乎能肯定，扶手上那块淡淡的阴影是口红留下的污渍。
她发现那间房间的地毯，竟与另一间房间的一样，在惨绿的底子上也能找到可疑的水渍。仿佛这两块地毯曾经铺在一起，经历过同样的事。
忘记关灯的更衣问里，蓝色卡其布外套散发出龙虎牌清凉油的气味，那却不是往常从父亲热烘烘的身体上散发出来的气味，而是一种带着薄荷油膏气味的强烈的哀伤，她从未体会过的永别般的哀伤。
她孤立无援地站在房间中央，尽量什么也不碰到，好像一座水中寸草不生的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