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中国200年

**辑　1801：保险发端
　　洋人不满足在广州晒太阳
　浩浩荡荡打进北京
　 1347年10月23日，意大利商人签发了一张船舶航运保险契约，据说这是迄今发现的*早的一份保单。
　 21年后，1368年，在中国，汉人朱元璋赶走了蒙古人，灭元建明。但后来的明朝皇帝不喜欢外人，不管是东洋人还是西洋人，闭关锁国，“不许一块船板出海”。这自然就用不上保险。再后虽有郑和七下西洋，但那是政绩工程，更沾不上商业保险。
　 认定这**张保单的是《中国保险史》，这部大著由宋国华任编委会主任委员，1997年10月出版，历6年，颇具权威。
由此看来，引子中所述阿美士德勋爵号应该是上了保险的。这不仅是因为到1832年，西方国家保险业已发生近500年，而且，在中国广州，西方保险业已进入20多年，且天天向上，茁壮成长。
其实，中国皇帝大多不喜欢外国人，不管是北方的匈奴，东方的倭寇，还是从海上飘来的勾鼻蓝眼的西洋人。1685年，清政府豪气正壮，在洋人百般请求下开埠广州，让可怜的洋人上岸来晒晒太阳歇歇脚。
　 许多中国人认为，洋人都是没有文化的野蛮人，他们吃牛奶，吃了不消化就胶结在肚子里，必须吃大黄喝茶水才能化解，连*穷的洋人也要在胸前挂一小口袋大黄，时常去舔舔闻闻，而大黄和茶叶只咱中国才有，咱中国人捏着洋人的命根子呢！另外，洋人的脚弯不了，倒下就站不起来——这就是阿美士德勋爵号船长胡夏米死不肯给道台下跪的原因。
　 有大名人如林则徐也相信洋人膝盖有缺陷。林被称为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人，他组织翻译了《四洲志》，使我们**次矢口道了原来世界不止有—个中国。但这个“**人”是怎样看世界的呢？
　 1839年，当鸦片战争即将开打，英国已经出兵，林给道光皇帝上了一个奏折，认为必大获全胜：“彼之所至，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以林则徐这等叙述，可推论这位“**人”肯定不大了解洋人膝盖的缺陷，更不了解更为复杂的保险。
　 尽管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但洋人们却不怕中国人威猛，兀自涌入广州这个南方口岸。据《广州口美英和欧洲各国出口船只统计》记载：1800年到1801年，欧美各国船只为49艘，到1806年便增至90艘。
有了船有了货便有了风险有了海盗，其问便有了保险。M.Greenberg所著《British Trade＆the Opening of China1800-1842》称：1801年，广州还没有一个公开的保险机构，仅由几个西方商人组织了一个临时保险协会，对每艘船所载货物保险，承保限额为1.2万元。
　 这或许可被看作是外商在华经营海上保险的开始，至2007年已然206年。
广州乃南蛮之地，离皇城北京远远的，所以皇帝们才对洋人如此开恩，由着他们闹。但洋人并不满足，1840年**次鸦片战争失败后，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按照英方提出的条件，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是：
（1）割让香港；（2）中国向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允许英国在_上述地区派驻领事；（4）英国商人应纳进出口货物的税率由中英共同协定，中国海关无权自主决定；（5）废除公行制度，英国商人在通商口岸“无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
　 其后，1845年11月29日，英国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划定英国人租界居留地，这是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占租界的开端。香港被英国人侵占后，1849年葡萄牙人驱逐在澳门的中国官吏，拒交地租，强占澳门。
　 至此，中国开始进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社会。
　　夷商不许坐轿，夷妇不许进广州
　　不许探听物价，不许买中国书籍
　 上海比广州更重要，前者直勒中国*富饶地区的出海口，背靠中国*富庶的腹地。虽然广州比上海开埠早了近160年，但上海大门一开，洋人们便喜新厌旧，哇哇地奔向新乐园。
《中国保险史》记述到：到19世纪，外国在华势力在上海急剧扩张，上海的洋行多达160余家。1863年，上海全年外贸进出口总值达白银1亿两，是1844年286万两的34倍。
　 买卖北上了，保险人随后跟上。公行制度就是在这一时期被破了的。
　 早先洋人在广州做生意时有许多限制，比如夷商不许坐轿，夷妇不许进广州，夷人不许上街买东西，不许探听物价，不许买中国书籍。洋人想买点米面怎么办？不劳大驾，自有政府派来的通事、买办代劳。这些通事、买办一方面帮洋人办事，另一方面监督老外。这哪里是“通事”？明明是“不通事”嘛！
　 公行被《南京条约》废了，洋人可以自由雇用中国人帮着推销洋货物和收购中国土货，此时，通事和买办的中介合作才名副其实了。而对于保险业务来说，让洋人穿洋装操洋话去说服中国人买保险，显然没有中国自家人的叨叨的效益显著，值得信任。可以说，废公行，对洋保险来说更有特别利好实惠。
　 有趣的是140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依然有着“公行”的观念。
　 北京外国企业服务公司是1979年成立的，它隶属北京市，被独家授权派遣外国公司驻京机构所需的中国雇员，多是打字员、司机、勤杂工、翻译和秘书。一般地，外企服务公司把外国公司所付雇用费的20％发给雇员本人，有的高级雇员月雇用工资可达700美元。
　 外企服务公司与中国其他国营公司的大锅饭福利并无区别，员工享有公费医疗、住房和其他福利。如果外国公司要人，外企服务就派出唯一的1名候选人。如果有中国雇员由于某种原因被退回来，就由外企服务公司养着。
　 经过几年改革开放，与外国企业接触的单位多了起来，于是一些单位，如国家科委、民航系统和电子工业部等都在深入这垄断的领地，但都是些私下的干活。
　 华龙公司是劳动人事部的下属公司，它被明文规定只能向海外输出劳务。外企服务公司名下的这块肥肉显然也吸引着华龙的经理们，于是，华龙公司有时找外国公司先把雇员送到海外，然后再派返回国，以在形式上合乎规定。
　 有华龙公司这样的竞争者进入，公行的垄断便废了。后来，中国雇员先和外国公司谈好了，再去外企服务公司或华龙公司办个手续，备个案。再到如今，只要你不是国家公务员，不握有国家机密，外国公司雇你，那是帮助中国政府解决就业，是做贡献。
　 这第二回废公行，是中国人自主行为，不是洋枪洋炮逼的。
　　保险招商局奋起一搏
　　李鸿章成也官败也官
　 外商保险公司虎狼般盯着中国市场，计有谏当、於仁、保家行、杨子、巴勒、公裕太阳等，赚钱大大的。于是便有中国人奋起。
　 据《中国保险史》认定，中国人自己办的**家保险公司是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承保货物运输，1865年5月25目成立。这家小公司虽是空前，但却不知后事如何，无从查考，自生自灭。
　在保险业闹出点动静的是保险招商局。这还得从轮船招商局说起。
　 当时，瓦特的蒸汽技术已应用于航运，外商轮船公司的先进机器轮船在中国沿海、内河通行无阻。而中国船则是旧式沙帆船，这些小木船完全不能与外商的新式轮船抗衡，因之，中国原有的沙船业逐渐衰落，航运业被外商操纵。
　 对此，清廷朝野大为震惊。1872年12月23日，当时**号汉人官、吏乃直隶总督李鸿章，奏准奉旨试办轮船招商局。
　 轮船招商局乃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经典，对外竞争时有胜利。1885年8月1日，盛宣怀登上轮船招商局督办宝座，招商局获得了空前优惠条件：减免漕运空回船税，免北洋三口出口税二成，茶税每百斤减为出口税6钱，并免付进口税……
　 招商局的宿敌是英国的太古和怡和洋行，二位联手跌价杀来，始则七八折，继而五六折，后竟跌至一折或五厘。
　 盛宣怀临阵不乱我行我素——先请李鸿章设法酌加厘金，把客商省下的运费用征税填平，又请国家补贴招商局的亏损，再又派人吓唬太古、怡和，说：“即赴津京将漕米奏请悉归本局包运京仓，便可通年匀装，再请海军衙门将土药厘金酌提二十万两一年津贴商局。”
　 洋人吓坏了，这到底是和一个商人在竞争还是和一个政府在角逐？面对官商连体，他们只好再次谈判。于是，轮船招商局成为洋务企业中的明星，招商局净余额从1891年的1.7万两增为1897年的27.64万两。
　 但眼下这种请爸爸保驾护航的可能不大了，这叫政企不分，国家垄断，非国民待遇。尤其是进入WTO，老外肯定想找你谈谈。
当年招商局虽然在运输上赢了一阵，但在船舶保险方面招商局就没有发言权了。
外商航运公司和保险公司联手打压轮船招商局。《招商局史》举例说，招商局轮船首航为2条船办理船舶保险，外商保险公司始则借口中国轮船悬挂龙旗鱼旗，拒绝承保，后再三洽商才勉强同意，每条船各保1.5万两，两条共3万两，并以15天为期，年保险费率竟高达10％，保费之昂贵，近乎敲诈，对此轮船招商局也只得接受。
　 何不自家办个保险公司？李鸿章又一次出手。1875年12月28日保险招商局成立，总办唐廷枢，会办徐润，本银15万两。
对于保险招商局，上海英国领事麦华佗在《1875～1876年商务报告》中提到：“一家与中国招商局有关纯属华商的保险公司成立了，过多的竞争以及其他公司已能满足货物保险的需要，这些都促使外国公司退出了竞争。”
这位英国人对保险招商局评价颇高，但唐延枢们做得也确实不错。半年后，仁和水险公司和济和水火险公司又开张了。后合并为仁济和水火险公司。
保险招商局曾红火一时，但毕竟是官督商办，成也是官败也是宫，用现在的话，国企病坏了大业。到后来，宫衰了，慈禧逃难到山西了，末代皇帝溥仪退位出宫了，轮船招商局残了——到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银达2000万两。
于是，现在常见的大股东掏空股份公司的故事出现了。仁济和水火险公司的大量资金陷在轮船招商局，资金链紧绷，腾挪无术。到1937年，仁济和水火险股东会议决定，缩小业务范围，停办水火险业务。
对保险招商局这段历史，有一个人感触深刻，此人叫马明哲。在保险招商局成立差不多100年后，马明哲向蛇口招商局老板袁庚
　 “奏准奉旨”阪复招商局的保险大业。又20多年后，马明哲的梦想已然实现，今日平安保险乃成中国金融保险业之新锐。
　 华商保险雨后春笋
　　张嘉璈想做独立金融家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结束了。
　 其后虽是民国的战乱时期，但在中国近代史上，1937年日军侵占华北之前的十几年间，两次世界大战间隙，西方列强正忙于重新分肥，顾不上搜刮中国，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为迅速、百姓*为富庶的时期，许多工农业产品的人均指标甚至超过现代。就是所谓“黄金十年”。
　 华商保险业亦有大发展。到1925年，共有华商保险公司39家，其中寿险19家。从1926年开始，保险业出现新情况，就是银行业开始投资保险业，这种银行资本与保险业的融合状态，在80年后，在写此书的2005年12月尚未在中国内地市场出现。
　银行投资保险业计有——
　 1926年，东莱银行设立平安水火保险公司；
　1929年，金城银行设立太平水火保险公司；
　 1931年，中国银行设立中国保险公司（以下简称“中保”）；
　1931年，上海银行与英国太古洋行合资设立宝丰保险公司；
　 1932年，浙江兴业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实业银行、
　　中孚银行与美国美亚保险公司合资设立了泰山保险公司；
　1933年，四明银行设立四明保险公司；
　 1933年，华安水火、肇泰、光施置业、永安水火、永宁、中国海上、上海联保保险公司、通易信托公司保险部等设立专营再保险业务的华商联合保险公司；
1934年，中国垦业银行设立中国天一保险公司；
1935年，重庆聚兴诚银行设立兴华保险公司；
　　1935年，中央银行设立中央信托局保险部；
　1935年，交通部设立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
　 据1937年《中国保险年鉴》统计，当年华商保险公司共40家，其中国营仅3家，即中国保险公司、中央信托局保险部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保险处。从数量上看，民营保险占九成，很有市场经济的味道。
　 这里要叙述一下中国银行，因为它旗下的中国保险公司，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大陆得以延续其名称的两家解放前的华商保险公司之一。至今，在一些国家和地区还可以看到“中保”的名称，比如中保（印尼）公司。
　 1905年，中国出现了**家宫办银行——户部银行。1908年改名为大清银行，资本由400万元增至1000万元，且吸收商股，官商备占一半。北洋政府上台后，1912年又改名为中国银行。
　自此，中国银行就惦记着离政府离国企远些，再远些。
　 1915年，中行请北洋政府财务部增拨宫股1000万元。当局虽允诺，却无钱可差，只将原大清银行资产100余万元敷衍。如此，中行从1915年9月开始招募商股。1915年商股比重为1701％，1917年为59.29％，1921年为72.64％，1923年更增至97.47％，几乎全部转入私人手里。
　 所有权变了，中行的股东们开始反抗当局的摊派。1927年，蒋介石来到了上海，宋子文时任蒋的财务部长。宋想要一个国家银行做国库用，他向中国银行提出了这个建议，被拒绝了。
　 宋子文又提出另一个建议，中国银行给政府一笔贷款去开办新银行，以此作为中国银行继续独立存在的交换条件。中国银行只有同意。这个新银行就是中央银行，宋子文任总经理。以财政部长之职兼银行总经理，这与1978年前的中国金融体制有相似之处。
　 接下来的日子就不那么和谐了。蒋介石仗越打越大，1929年军费开支2.1亿元，1931年就增加到3.12亿元。银行界成了买公债的冤大头。宋子文信誉下降，公债市场暴跌。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辞去财务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之职。接替宋子文的是他的姐夫孔祥熙。孔决定要除掉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墩。
　 张嘉墩曾在1916年领导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脱离了袁世凯政府，今次张又领导中国银行欲与蒋介石政府的公债脱手。张嘉墩自信以中国银行的规模和声望，能够抗住当局的压力。张想做个独立的金融家。
　 孔祥熙不高兴了，孔先唱个高调，要求银行业给工商业贷款，以拯救民族工业。银行家自是不愿往火坑里跳。后来，孔突然宣布政府对中国银行和另一家大银行交通银行进行管制，要求两行增发股票，且把控股权交给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