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别与教育:1900-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

    无论对于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教育都是一种生活方
式，而且是一种日常生活方式。所以，我们如果想要了解教
育，并且期望发展教育，就必须了解和理解这种生活方式。
当然，生活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当其以经验事实的方
式流动的时候，就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教育图景。而要揭示这
幅丰富多彩的教育图景，教育叙事研究就会成为重要的理论
方式。
    在教育研究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思想与语言的错位：
二者的发展总是不协调。一方面不断有新的想法出现，另一
方面这种想法却由于理论语言传统的限制而很难加以表达。
而今教育叙事研究的流行，并非出于追求新颖，而是深切地
感到出于日常生活领域里的人群、事件与感受只能借助于叙
事语言才能表达清楚，在事实描述阶段就对语言进行刻意的
理论化加工，必然会扭曲日常生活事实的本来面貌。对大多
数人的日常生活来说，知识往往是以“权力”的形式发生作
用，人们很难进入那些描述、界定他们的理论话语体系，他
们只能承受理论话语的界定。从这一意义上讲，叙事语言还
承担着这样一种使命：使普通读者能够参与进来，并依据自
己的经验和感受，对叙事文本进行评价。叙事文本所揭示的
事实性内涵也就会随之扩大，因为某一次叙事并不能达到对
事实的充分表达，但是读者的进入，并与文本中叙述的事实
进行对话，却可以使文本逐渐接近事实，而要保证读者可以对话，就需要使用读
者习惯的生活语言。
    就目前的主流学术研究而言，显然仍是理论语言一统天下。即便描述现实
生活中的问题，理论语言的表述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让我们重温加登纳的话
吧：“日常生活给我们的纷繁复杂的情形，也间接地反映在我们的日常语言的
本质中。从实践的观点看，语言的主要用途包含了交流信息，表达要求，给出
指示，提出建议等等。它的作用就是要通过下列途径，使行动变得容易，即把
世界的各种特征都加以分类，以使它们得到辨认，并把它们与我们过去的经验
联系起来。而且，因为生活是极其复杂的事情，如果我们要使生活具有意义并
达到我们的目的，就需要不断地简化我们的生活，同时不断地重新适应我们的
生活，这样，我们的语言就必须是可选择的，可变动的，可调整的。”  (加登
纳．历史解释的性质[M]．江怡，译．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文津出版
社，2005：6—7)
    当人们处理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而需要解决的无数多变的问题时，会根据常
识行事，而根据常识行事，就意味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在这里，“常识”则是
指在日常生活中的诀窍和权宜之计，它们是松散而缺乏严格性的。但是，我们
并不能因为日常生活语言的这种本性而可以像哲学家般地对日常生活的语言加
以精确化和严格化，结果反而不能适合其作用，并导致理解的困境。“常识”不
同于“专门知识”，对于日常生活意义的理解，却可能产生于“常识”和“专门
知识”的对比语境之中。这构成了一种语言的张力，尤其对于教育研究而言，当
我们关注日常教育实践的活动时，就可能产生自身的话语方式。而这正是我们
关注教育叙事的目的。
    我们愿意把这种探究看作是一种教育研究的实验行动。当然，这并不仅仅意
味对教育叙事的方法实验，更在意对于教育研究本身乃至教育学科发展的实验尝
试。也不单纯是对于教育叙事的行文风格和话语的兴趣，更多的是，我们实在难
以抗拒蕴藏其中、并对教育学本身意味深长的发展取向和趋向的诱惑。正是因为
这种考虑，我以为，教育叙事的研究兴起，已经超越了对于西方叙事方法的借
鉴，或者本土化的含义，而在实践中满怀着对于教育学自身理论建构的深情厚
谊。所谓：“言于此，意在彼”，确是这种心情和意愿的真实写照。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中国教育叙事研究丛书》由五部著作构成。
    丁钢所著的《声音与经验：教育叙事探究》力图为教育叙事研究建立理论和
方法的基本框架。迄今为止，有关教育叙事研究的论述很多，但是系统阐述教育
叙事研究的专著缺场，使得许多问题显得模糊不清。在此书中，通过对西方叙事
理论和方法的梳理反思，尤其是对教育叙事理论资源的辩证分析，提出把教育叙
事的理论建立在教育叙事与日常教育实践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了廓清其方法论
及其意义。并指出了作为理论探究的教育叙事研究的五个方面的理论范畴，从而
为教育叙事探究奠定了理论与方法论的基础。
    而另外四本著作，则从不同的视角对中国教育进行了教育叙事的研究。
    许美德所著的《思想肖像：中国知名教育家的故事》，作者是一位长期研究
中国教育的国际知名专家，她的这项研究历经数年之功，访谈了当代中国知名
教育家如刘佛年、李秉德、朱九思、王承绪、潘懋元、汪永诠、顾明远、谢希
德、鲁洁、叶澜等，从叙事研究的角度对他们从童年至一生的教育、生活、学
术和领导的经历作出了深入的研究。结合他们个人的发展中国大学及其教育发
展的历程，以个体和群体相结合的经历勾画出近百年来中国教育复杂多变和丰
富多彩的发展图景，精彩诠释了在中国社会文化及其教育发展中，通过这些知
名教育家所呈现的中国教育发展取向和独特命运，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富
有魅力的研究视角和领域。
    张素玲所著的《文化、性别与教育：190F1930年代的中国女大学生》，揭
示了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当时的知识分子和国家对现代性的追求抑或说对现
代中国的想象和设计所伴随的对新女性的塑造和倡导，使女子教育被纳入了民族
国家建设的主流话语中并开始迅速发展起来。此书指出女性并不只是被定义和想
象的性别群体，在对女大学生家庭、个人经历、教育背景的研究中显示，女性并
没有完全服膺精英知识分子关于理想中的女性形象的倡导。女子教育目标、知识
分子热切的对于女性的期望，与女大学生自己对于独立生活和职业的追求之间始
终存在一定的距离。来自不同环境中的女大学生有着不同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她
们的故事也显示了，教育对于她们内在的精神品质的影响使她们有着同样的对独
立、平等的追求和坚持，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她们也同样面临着来自社会的压力。
    孙崇文所著的《学生生活图景：世俗内外的教育冲突》，认为作为中国近代
化进程中的伴生物，大学生包括基督教大学的学生的生活史研究无疑也是一把
帮助我们解读中‘国近代历发发展的钥匙。作者结合学生不同的求学经历及其个
人成长作具体的考察，关注学生个体的早年经历及其入学的目的，尤其关注不
同个体在家世、地域、性别和年代等方面所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并力图尽可能
全面地反映学生们在基督教大学求学期间的生活场景，如基督教大学学生们的
宗教生活、学习生活、政治生活，以及日常生活等。指出基督教大学在华发展
的数十年间，学生们是如何处于这种极端对立与冲突的矛盾漩涡的中心，他们
的内心深处所承受着这些极端对立与冲突的评价标准的拷问，“我是谁?”、“我
究竟应该成为谁?”以及在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之间，用他们自己的言行所做
出的抉择。
    王坍等著的《教师印迹：课堂生活中的叙事》，这是该书作者们对中小学教
师课堂教学生活进行长期现场观察和进行田野工作的研究成果。此书运用叙事
研究的方法，从课堂观察入手，对教师这一特殊群体的教学进行研究，通过故
事描述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使人们熟悉又陌生的课堂生活得以展现，从
而揭示了那些看似平常，甚至教师本人习焉不察的行为背后隐含的教育内涵，在
课堂实践中寻找教师确认的意义链接，并解释教师所从事的课堂教学活动的意义。
    这是我国**套以教育叙事研究中国教育与社会历史实践的图文并茂的著作
系列。此系列书稿选题独特新颖、研究方法和理论前沿，有很强的可读性和对教
育研究的导向性。此系列出版同样也是基于主编者在近年来以教育叙事研究推进
教育经验的理论研究，以及指导这种新颖研究方式所获得的具体成果。我们真诚
地期望能够为推动中国教育研究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发展，并由此提升中国自身的
教育理论和实践研究，而尽上一份微薄之力。

    在民国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中，1919年成立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1924
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以下简称为“女高师”或“女师大”)是当时
唯一的一所国立女子大学，然而，无论是在教育文化环境、教师还是学生的性
别角色认同与生存境遇上，它都与同一时期的教会女子大学有着极大的不同。这
所大学前后只存在了短短12年，而且，其间充满了变动与风潮。它的发展变迁
以及*后的悄然结束都与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环境关系密切，这也使我们从
另一个侧面去理解这一时期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在这一特殊的政治、文
化环境中女大学生的生活，她们曾经的追求、梦想与困境。
    从母亲到国民教师：一所国立
    女--7：大学的起源
    尽管中国近代的女子教育从19世纪中叶已经开始，但是并没有对社会和传
统观念带来实质性的冲击。到了1895年以后，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女
子教育问题逐渐成了进步知识分子谋求变革追求现代性的重要议题。1896年，
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变法通议》。在其《论女学》中他极力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认为是“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究其原因，在于女子作为母亲决定着下一代的
教育，是蒙养之本。这样，女学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女性作为母亲接受
 教育的重要性开始逐渐被进步人士所认同。传统母教观念获得了新的意义。
    也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政府开始关注女子教育。尽管1904年颁布的癸卯
  学制意在建立一个男性教育体系，将女子教育完全排除在官办教育体系之外，认
  为女子在家庭之外上学有伤风化，女子受教是要学习妻母之道，“所谓教者，教
  以为女为妇为母之道也”。但是另一方面，清廷也承认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指出，
  “使全国女子无学，则母教必不能善，幼儿身体断不能强，气质习染断不能美”，
  只不过规定女子教育应该在家庭内进行。(琚鑫圭，唐良炎，1991：396)
    癸卯学制为男童设计了蒙养院，规定由女教师和保姆教养，而她们应该是
  从新式学堂的毕业生中招聘。这实际上表明了，为了适应新政改革所开始的国
  家建设，培养新国民，政府要介入教育并要把对教育的控制延伸至儿童。这产
  生了一个附带但又是*重要的结果，那就是，为了教育儿童，需要首先教育女
  子来承担此种任务。这种观念适应了挽救民族危亡、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现实
  目的。于是一些具有改革意识的地方士绅与政府官员纷纷参与女子学堂的设立，
  私立女学也不断涌现，甚至官民争相送女子出洋留学。尤其是新政推行以后，女
  学的发展更加迅速。这一时期新式学堂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呈现出多样性，不过，
  总的来说，女子教育主流还是回应了早期梁启超关于国家命运系于女教的观点，
  其主要的推动力是民族主义与传统母教观念的结合。①
    早期女子教育的这种主导思想与日本也有一定的联系。这一时期，由于日
  本的迅速崛起以及中国败于日本的现实，使得无论是改良派知识分子，还是保
  守的清政府官员都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并迅速掀起以日本为师的浪潮。(葛
  兆光，2001：542)大批的知识分子东渡日本求学。(Harrell，1992：21—56)在女子
  教育问题上，日本也成了中国学习的国家。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社
  会是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把妇女与国家紧密联系在
  了一起，认为妇女对一个国家的强盛至关重要，只有健康、受过教育的母亲才
  能生养强壮的国民。从1890年代至20世纪早期，日本的女子教育得到了极大
  发展。到了1904年，90％的日本女孩都已进入学校读书。(Judge，2001：770—777)
日本发达的女子教育无疑对于正在谋求现代化发展的中国有很强的吸引力。下
田歌子是当时日本著名的女子教育家，她不仅是贤妻良母教育思想的重要倡导
者，而且还认为亚洲应该成为一个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同一体，以此来对抗西方。
基于此，她认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中国乃至东亚需要积极发展女子教育。教育
中国女子成为贤妻良母，使她们拥有实际技能、儒家传统文化的美德以及强健
的身体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的重要基础。尽管下田歌子的思想与
教育实践带有强烈的殖民性，与日本称霸东亚的企图相一致，但是她对中国女
子教育的支持还是使她赢得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家以及官员的信任。她所开办
的实践女校也接收了大量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女学生。(Judge，2001：770--777)1905
年湖南选派女学生20名赴日本学习速成师范，同年，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
龄赴日，与日本教育家下田歌子商定，每年派15名女学生到实践女校学习师范。
(黄新宪，1992：45)
    女学的发展是迅速的。这种状况逐渐引起了清政府的重视，为了提供教师
并规范女子教育，以防止女学向激进方向发展，师范教育成为当时发展女子教
育的当务之急。1907年学部终于颁布了《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章程明确提
出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规定女子师范的目的在于为女子小学以及蒙养
院培养教师和保姆，应当在每一府、县均设立一所。在经费与管理上与男子师
范相同，由政府出资，属于官办，免学费并发放一定津贴。尽管章程也允许私
立女子师范，但必须经过政府允可，并受政府监督。女子师范的毕业生也与男
校一样，必须由政府指派教职，完成一定年限的服务。若不完成所规定的服务，
政府向其追回学费与津贴。(琚鑫圭，唐良炎，1991：574-594)自此以后，各地政
府相继开办了一些女子师范。通过建立女子师范学堂，国家试图将女子教育纳
入民族国家建设中去，将以往分散的私立女子教育归入统一的国家教育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1908年7月在御史黄瑞麟奏请下清政府设立了北京女子师
范学堂，之初借用前门外八角琉璃井的医学馆为校舍，8月份才在石驸马大街建
筑了新校舍。傅增湘被任命为校长。(琚鑫圭，童富勇，张守智，1994：1028)1912
年民国政府成立，教育在现代国家建设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新学制颁
布实行，北京女子师范学堂也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