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达尔七十岁艺术家的肖像

**章　神与半神：莫诺家族与戈达尔家族
　　狐狸的家族
1963年秋，让-吕克·戈达尔与他久未谋面的父亲见了一面。20年来他几乎没见过他的父亲。那年戈达尔才33岁，却已经是一位知名的电影导演了，甚至很多人把他看做是有史以来*伟大的电影奇才。那时距他推出首部电影《筋疲力尽》才过了三年时间。而这次会面也只安排在法国小域阿讷西（Annecy）举行的戈达尔电影节上。让-吕克的妹妹薇罗尼卡借这次机会将他们的父亲从邻近的日内瓦接来，其时老人家一直在日内瓦颐养天年。系列电视纪录片《当代电影制片人》（Cineates de notre temps）对此次会面进行了拍摄，用做一集的素材。在16毫米的胶片上留下了戈达尔的父亲和妹妹的影像。在该片中戈达尔被问及他与家人的关系时，他回答说：“戈达尔一家就像狐狸的一家（Il y a des Godards comme i1 y a des renards）。”这个回答很独特，它巧妙地通过文字游戏转变了问题的实质——“Godara”’（戈达尔）和“renara”’（狐狸）谐音。我们现在无从知道为什么那个采访者安德烈-拉巴尔特（Andre S.Labarthe）会提这样一个问题，或许他知道戈达尔跟他的家人已经疏远了，于是希望制造出那种电视上经常看到的“忏悔的一幕”。然而，戈达尔用*奇特或者也许是*强的字眼来形容他和家人的稳定关系。显然这个回答将他自己纳入了他的家族队列，话语中听不到批评的声音；然而这种“归队”并非指向一个家族内，甚至不在一个种族或一个民族的范围，而是指向一个物种，指向一种天然的联系。批评的声音没有了，因为问题的实质改变了。
这个文字游戏、双关语，或者用古旧的说法叫遁词，是戈达尔对待语言的一贯态度，不管是口头语还是书面语。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tlson）认为莎士比亚犯有同样的毛病，而且是这位伟大的英国剧作家*大的毛病：“这种模棱两可的遁词是贫乏而苍白的，他却乐此不疲，情愿为此合弃理智、合宜和真实。这种文字游戏对他来说就像危险的克莉奥佩特拉，他为她输掉了整个世界，而且输得心甘情愿。”
在约翰逊的理智时代，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是单一、简明的，没有空间留给视点多维的文字游戏，语言用简单重复的表达形式传达着与世界的关系。如果说双关语为启蒙时代所摒弃，那么到了20世纪，它却成了理解语言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在弗洛伊德和乔伊斯那里。事实上，双关语的基本原则，也就是两个相冲突的意义引而不发，是戈达尔全部作品的主题。但它不是一种抽象的审美选择，在戈达尔的少年时期，它就已成为他说话的主要方式。戈达尔的姐姐拉谢尔回忆说，那时候戈达尔的这种说话方式常常惹他们父亲生气。
这句双关语有意义隐含其中，而正是在其中显现出新的侧重点。用着眼物种的口吻来回答有关某一姓氏和某一家族的问题的确很风趣，不过它也不失为拒绝这类提问的一种方式。它倒还让大家注意到一个事实：虽说父母同出的兄弟姐妹长相总不免有些相似，戈达尔一家的四个兄弟姐妹却有着罕见的出奇相像的外表。方脸盘儿，戴眼镜，笑起来很独特——戈达尔家的子女很容易被人们一眼辨认出。这些外形特征主要来自他们的母亲奥迪勒·戈达尔（Odile Godard）。1940年的一张照片清晰地展现了她那张给子女们留下深刻印记的脸。1928年的一张照片上，她戴着眼镜，脸上挂着笑，看上去像是戈达尔家的第五个孩子，拉谢尔、让-吕克、克洛德和薇罗尼卡的姐妹。戈达尔兄弟姐妹的相似之处还不止这些。他们的嗓音都很轻柔，但言辞中总带着辛辣的讥讽，这一点更像盎格鲁一萨克逊人而不是高卢人。他们的脸印着母亲的相貌，而言语间却透露出父亲的声音——老戈达尔博士一贯有着轻柔的嗓音和讥讽的智慧。
人们经常会说让-吕克·戈达尔不与家人来往，而且据说在20世纪50年代初戈达尔就与亲人们断绝了关系。但在1963年的电视系列片里，戈达尔一直承认他与家族的关系，他回忆自己童年时过着田园诗般的舒适生活，称与家庭的毅然决裂是让自己远离那个充满溺爱和诱惑的世界的唯一途径。
家族历史
戈达尔的童年（甚至他的整个一生）*引人注意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世界分为两个部分：法国和瑞士。戈达尔作为法国人和瑞士人的双重特征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会言过其实。他既是有教养、眼界开阔的巴黎精英阶层中的一员，同时又是一个正统的瑞士市民，在很多方面像是瑞士沃州（Vaud）人的典型代表。他在沃州的小城尼翁（Nyon）长大并入校学习，在过去的25年里，他一直在那个叫罗尔的小村子里生活、工作。这两处地方都毗邻莱芒湖（Lac Leman）。这个大湖位于阿尔卑斯山脚下，一边是日内瓦，另一边是蒙特勒（Montreux）。湖的北岸是瑞士，南岸是法国。
戈达尔的一生都穿梭于巴黎和莱芒湖之间，这样的生活深深地融入了他的内心世界。正是经过这条路，远在他出生之前，他的瑞士籍祖母、外祖母分别嫁给了他的法国籍祖父、外祖父；正是经过这条路，这个巴黎出生的婴儿同他的父母和姐姐一起搬到了尼翁郊外的一家诊所；也正是在这条路上，对童年的戈达尔来说，乘上火车前往巴黎或者日内瓦竟然不比乘公共汽车和地铁更有趣。
戈达尔的外祖父朱利安-皮埃尔·莫诺（Julien-Pierre Monod）在日内瓦与塞西尔。纳维尔（Cecile Naville）相遇，两人也是在那里成婚的。莫诺家族是法国*显赫的家族之一，在他们当中有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众多牧师和神学家、科学家、政治家，以及金融家。莫诺家族子孙繁茂。1993年莫诺家族全体成员在巴黎第五区举行了一次聚会，到会者有将近2500人（此前戈达尔曾表示他会出席，但*终没有露面）。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来描述莫诺家族，但无论从哪个角度，都离不开“新教”这个词。莫诺家族成员从事各行各业，而牧师可以说是他们*重要的职业，也是从事*多的职业。戈达尔的弟弟克洛德认为，让-吕克完全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继承家族传统、恪守教规的新教牧师。戈达尔的外曾祖父威廉·莫诺（William Monod）就是这样一位新教牧师，他生养了八个儿女，这些孩子在极其虔诚简朴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其中包括戈达尔的外祖父朱利安-皮埃尔。
朱利安-皮埃尔生于1876年。他起初打算步父亲的后尘，在大学里修习神学。但他很快就转向了文学和法律，显然这些科目对一个以经商为业并且从事创作的人来说更重要。学生生涯刚刚开始的朱利安-皮埃尔·莫诺就在暑假里做起了家庭教师，以弥补父亲给他的少得可怜的求学费用。1901年夏天，他给大学里的一位新教朋友阿诺尔德·纳维尔（Arnold Naville）讲法律。
纳维尔家富有而昌盛。他们来自纳沙泰尔州（Neuchfitel），那里是法国新教徒的大本营，很晚才加入瑞士联邦。阿诺尔德的父亲皮拉姆是一个富有的商人，而母亲来自法国里昂（这又表明了戈达尔的祖辈中*具瑞士本土性的家族同样与法国相关）。这位英年早逝的母亲生育了四个孩子：乔治、让、阿诺尔德和塞西尔。1901年夏的大部分时间里，朱利安-皮埃尔都在教授阿诺尔德法律，他们住在纳维尔家位于昂西（Anthy）的消夏别墅里。昂西是莱芒湖畔位于法国领土上的一个小渔村，距日内瓦约20英里路。四周的风景十分秀美，正是在那样的环境中，年轻的家庭教师和他朋友的妹妹塞西尔相爱了。
做父亲的不大可能为小女儿打算嫁给贫穷的家庭教师的想法而感到高兴，不管这个年轻人如何有才华，或者是多么虔诚的新教徒。可是，面对倔强的女儿，这位父亲别无选择。据家族的记载，塞西尔直截了当地对她父亲说“我坚决要嫁给这个人”。他们于1903年8月28日举行了婚礼。与纳维尔家的联姻使朱利安-皮埃尔-莫诺成了有钱人。经济上*突出的一项好处，大概要算他昔日的朋友、学生、如今的妻兄阿诺尔德·纳维尔让他人股自己的公司，在土耳其修建铁路了。此外他还分到法国一家大银行、巴黎及荷兰银行的数量相当可观的利息。
像朱利安-皮埃尔这样精明能干并且在新教资本家中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网络的人，他所倚重的恐怕不止是经济上的帮助。还有一项，那就是昂西——纳维尔家在昂西的消夏别墅是塞西尔嫁妆的一部分。我们在戈达尔*近的一部影片《永远的莫扎特》中可以看到它：塞尔维亚坦克从一个涂满标语的山中小屋里抓走了几个年轻的法国演员。莫诺家的子孙在70年代把昂西别墅卖给了一位不知名的主人，此后它经数度转手，却从没人住过，成了废弃的房子。这座方方正正、器宇不凡的别墅里房屋众多，可以容纳很多客人，而且远离尘嚣。在60多年中，它一直是莫诺家族子孙汇集的地方，是他们的精神乐园。它在《永远的莫扎特》中出现，似乎代表了欧洲那种淳朴精神所遭受的破坏，它是人化的象征，象征前南斯拉夫分离出去后欧洲所遭受的损失。
昂西的地域一直延伸到莱芒湖南岸。莱芒湖的西岸在日内瓦，从那里开始20英里以内湖面相对狭窄，当地人把这段称为“小湖”。而到了与尼翁隔湖相望的法国，湖面逐渐开阔，成了法国人的“大湖”。昂西村位于“大湖”开始的地方，与罗尔村相望。戈达尔自70年代末在罗尔定居，目前一直在那里工作。昂西的别墅有一段湖滨，还有一个停泊小船用的登岸码头。朱利安和塞西尔曾在这里谈情说爱，后来这里又成了他们的家庭消夏度假的理想场所。中间的那幢房子较大，有八个卧室，建于19世纪末。二三十年代朱利安和塞西尔夫妇又添了几间房子，卧室的数量增加到二十几个，以接纳家族的孩子们来此居住。
每年夏天，莫诺家都要在这里招待亲人和朋友。不过，莫诺家的朋友并不都是典型的银行家的朋友。朱利安-皮埃尔·莫诺和他的妻兄阿诺尔德·纳维尔一样喜爱现代文学，而阿诺尔德是小说家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的朋友。马克‘阿莱格雷（Marc Allegret，）1950年拍摄的纪录片《与纪德在一起》（Avec Gide）中，我们可以看到纪德在弹钢琴，而阿诺尔德在为他翻乐谱。纪德是法国大诗人保罗·瓦莱里（Paul Valery）一生的挚友和支持者，朱利安-皮埃尔大约是通过纪德结识了这位伟大的法国诗人。
瓦莱里分别于1917年和1920年发表的两篇诗作《年轻的命运女神》（La Jeune Parque）和《海滨墓园》（Le Cimetiere marin）使他从19世纪90年代的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一跃成为现代诗歌的决定性人物，与艾略特和叶芝齐名。直到1945年去世他一直享有盛誉，戴高乐总统还下令为他举行国葬。不过瓦莱里的一夜成名也给他带来了一些麻烦。他年轻时就与皮埃尔·路易（Pierre Louvs）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世纪90年代路易还介绍他在巴黎结识了马拉美。
一战期间，瓦莱里在创作他的《年轻的命运女神》时给路易写了一系列的长信。路易的晚年是在狂欢放浪中度过的。当时他文名已衰，深受失明的困扰，纵欲过度，并且还提出了文学史上*怪异的理论之一——认为莫里哀的喜剧乃是高乃依所作。他于1925年逝世，个人物品尽皆遗失。由于瓦莱里声名显赫，他写给路易的那些长信也有了商业价值。瓦莱里吃惊地发现这些信居然被拿到巴黎的珍本书市场上去卖。这让他觉得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已亡故的人。朱利安-皮埃尔·莫诺主动提出帮忙，通过种种方式追回了瓦莱里的信件。后来他以个人的名义于1925年12月20日结集出版（法国人称这类性质的出版为“印制样本”），取名为《保罗·瓦莱里与皮埃尔·路易1915至1917年的十五封书信》（Quinze letters de Paul Valgry a Pierre Louvs ecrites ecrites entre 1915 et 1917 recueillies et publiges）。
两人由此建立了稳固的友谊。此后，朱利安-皮埃尔·莫诺不但成为瓦莱里的“管家”，负责打理诗人的钱款收支，而且还是他的秘书，为他安排遍布世界各地的讲座和会议的日程。瓦莱里把他称作自己的“部长”，朱利安-皮埃尔自家位于拉斯帕伊大街的书房被称作“瓦莱里办公室”。“七星丛书”版《瓦莱里著作集》（Valdry's work）里这样描述道“朱利安·莫诺以‘瓦莱里办公室’的名义收集了大量珍贵的版本和手稿，以及十分珍贵的完整的文献资料。”他倍加珍惜的收藏品中有一些首版书，那是由瓦莱里亲自题赠给他的。
1926年8月，瓦莱里来到了莱芒湖边的昂西。在一次正式的现代主义诗歌代表大会上，里尔克拜访了这位他仰慕已久的法国诗人。此前他曾将瓦莱里的作品翻译成德语。9月13日，里尔克从他下榻的蒙特勒北边的沃尔蒙（Valmont）诊所出发，乘小船来到昂西。在这里，留下了两位诗人相聚的照片。瓦莱里这样记述了他们的一天：“我们徜徉于树丛和草木之间，偶尔摘下一片树叶，我们抒发各自对于诗歌的看法，我们的思想碰撞、融合，又各成一体。这是多么自由的时刻，是双方的交流和谅解，是他生命中的*后一个9月。”里尔克于当年12月逝世。
瓦莱里还有一张照片，也是在那个夏天拍摄的。照片上年长的诗人站在一群莫诺和纳维尔家族成员旁边。给人的感觉是，瓦莱里刚刚说过什么机智的俏皮话，逗得那位离他*近的17岁姑娘哈哈大笑。那位姑娘就是奥迪勒·莫诺，站在她旁边的姑娘名叫奥德。她们是朱利安-皮埃尔和塞西尔的孪生女儿，生于1909年。此前这对夫妇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奥利维耶和盖伊），此后他们又生育了三个儿子（迪迪埃、多米尼克和格雷戈尔）。两年以后，奥迪勒在她19岁那年结了婚，1930年生下了两个孩子：女儿拉谢尔生于1月，儿子让-吕克生于12月。
奥迪勒的丈夫就是保罗·戈达尔（Paul Godard）。他的家族不是像莫诺家族那样的大资本家，却一样信奉新教，而且也有法国和瑞士两国血统。戈达尔家族来自法国北部小城拉加多（Le Cateau），紧靠比利时边境，是新教主义盛行的地方。画家马蒂斯就是生于此地的名人。像朱利安-皮埃尔·莫诺一样，保罗·戈达尔的父亲乔治也是在贫穷的环境中长大，而且身后也没给子孙留下多少财产。乔治没有上过大学，也没进入银行业，他做了学徒工，后来做上了买卖。他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在90年代来到巴黎，在玻璃匠那里做学徒。他在第十街区的天堂街做活儿，那儿至今依然是巴黎的玻璃业中心。至于他如何从一个小学徒摇身一变成为以日内瓦为中心的富有的钻石商人，这段历史对戈达尔家族来说有些不明朗，甚至有些不光彩。如果说朱利安-皮埃尔·莫诺是“挑起白人肩上的重担”，把铁路和文明送往东方士麦那和更远的地方，那么戈达尔则是整天手持左轮手枪为业，在他的孙辈看来，他的行当离犯罪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