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朗千里之行:我的故事

革命和梦想
　　我出生于1982年6月14日，那时“文革”已经结束六年多了，可我仍然能感受到它的回响。记得我七岁时的一个晚上，父亲值夜班，在沈阳的夜总会和娱乐区维持治安，我练了好长时间的钢琴，刚结束，母亲在我身边坐下来，递给我几瓣新鲜的橘子和一杯凉水。没费多少劲，我就怂恿着她开始讲起她年轻时候的事。
　　我喜欢听母亲的故事。因为她曾经在学校里当过歌手和演员，她说话也像演戏一样，总是兴高采烈，还带着戏剧化的停顿。她跟我讲她和我父亲的生平故事，讲他们俩的生命是如何紧密相连，在我的脑海里，每一段故事都有配乐。自打我记事以来，我的脑海里就有音乐，像电影配乐一样，为我生活中*难忘的时刻伴奏。我听到过练习曲、协奏曲、奏鸣曲，还有伟大的交响曲。我听到过和声和复调。我听到了音乐所表达的行动。对我来说，音乐就是行动，而我父母的生活就充满了跌宕起伏，可以为戏剧和激动人心的音乐提供素材。
　　母亲说：“我很早就爱上了音乐。音乐总能给我鼓舞，给我欢乐。”
　　母亲告诉我，她才四岁时，我的姥爷和姥姥就领着她和我的三个舅舅举家从丹东迁到了沈阳。在沈阳，姥爷在一家炼铁厂里当高级技术员，姥姥成了一名簿记员。她的爷爷爱唱京剧里的段子，所以家里总是有音乐。
　　“那我姥姥呢？”我问：“我怎么从没见过她？”
　　“我还小的时候她就得了肺病过世了。”
　　“多小？”我问道。
　　“我那时九岁。”
　　我的心一下子狂跳起来。我突然感到了恐惧。“我九岁的时候你会不会死？”
　　她向我保证：“哦，不会的，宝贝，我永远都会和你在一起。”
　　我问道：“你那时害怕吗？”
　　“没错，我那时很害怕。我是家里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儿，和你姥姥很亲。失去她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我害怕生活中没有了她。”
　　“然后呢？”
　　母亲说：“然后——然后就像现在这样啦，生活总要继续。”
　　姥爷在炼铁厂工作非常出色。他发明了一种装置，提高了生产效率，并因此获得了奖励。我母亲上了学，成绩也不错。在学校里，她开始在小型话剧里扮演角色，唱歌，跳舞。然而，1966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切都被改变了。
　　因为母亲的爷爷是地主，她全家都被视为改造对象，尽管事实上，我母亲从来就没见过那所谓的“地”。虽然我的姥爷在炼铁厂是个顶大梁的技术员，他那时却不受信任，还得接受严格的监管。还有人传播谣言，说姥爷密谋反抗“文化大革命”。当然，这都是些不实之词，但一直不断。为了不让我母亲和几个舅舅担惊受怕，姥爷从没提起这些事，直到一天，一个朋友赶到母亲家，冲他们喊道：“你爸他被人拉到街上游行去了！”他们才知道。我母亲那时甚至都不知道游街是什么意思，但还是跑到外面去看是怎么回事。一队男人被逼着从工厂出发，到大街上游行，姥爷也在里面。他们全都带着高帽子，举着牌子，上面写的字母亲也不认得。她想要跑到他跟前，但他周围全是红卫兵。那天晚上，姥爷没有回家。母亲哭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当姥爷终于出现在家门口，母亲冲他奔过去，问道：“他们干吗要这样对你？你犯了什么错吗？”姥爷说：“我没有犯错。我什么坏事都没做过。但是时代不同了，那些新上位的人不认识我，却无缘无故要整我。”
　　姥爷后来又回到工厂上班，但职位降了一级，也没人再承认他、尊重他。在学校里，我母亲极为深切地感受到了周围人对他们的藐视。那时学校正在挑选学生加入红卫兵，对和她同龄的少男少女来说，是个荣誉。被选上的会戴上一条特别的红袖标，因为姥爷，学校不准妈妈戴。但她是个好歌手，所以尽管他们看不起她，他们还是想要她为学校表演。在演出期间，学校让她戴上红袖标，但演出一结束，红袖标就给收回去了。同学的敌视也许伤害了她，但她一点也不害羞或软弱。她有自己的梦想和抱负。
　　我问她：“妈，什么样的梦想呢？”
　　“梦想加入专业的歌舞团。梦想演戏。当我站在舞台上时，我不在意别人怎么想我。在舞台上，我所向无敌。”
　　母亲有想象力，也有才华。她能感受到歌词背后的故事，还能让那故事变得鲜活、有生命力。她能把自己变幻成不同的人物。她会忘却自我，完全沉浸在一出古装戏里，或是另一个国度的一首歌里，或是在她出生前几十年前编排的舞蹈里。在舞台上，她感到了自由，因此她热切地期待着成为一名专业演出人员。部队会录用演员和歌手为解放军队伍表演。在那时，军队*有实力，而能为将军们表演是*高尚的荣誉。母亲坚信她会被选上。她的老师们极力推荐她。她的同学也说，在学校里她无论演戏、舞蹈还是唱歌都是**。然而*终她还是没被选上。
　　母亲对我说：“你姥爷一家是地主，而在“文革”期间，地主——即便是地主的孙女——也是不受信任的。我学上完了，梦想也破灭了……”母亲和我的三个舅舅被迫离开了姥爷身边。母亲到了一个农场工作，舅舅们则去了不同的村庄干活。我的一个舅舅唱京剧很有才华，但因为出身，政审没有通过，他的演员梦无法实现。
　　我喜欢听母亲说话，但故事终有讲到头的时候，她就会要我去练琴。那时我在练肖邦和李斯特的曲子，其他学生要到十三四岁才去碰它们。这样的挑战让我兴奋不已。当我的手指划过琴键，我的脑海里还萦绕着母亲讲的家里的故事。她没有让学校里的男孩吓倒，我为她骄傲，对她的力量我打心里感激。她曾经希望成为一名艺术家，而我相信她已经是那个艺术家了。我拼命练琴，想为她弥补她失去的机会，直到我征服了我练习的音乐，就像她征服了她的敌人。我练习的音乐成了一部关于我母亲的电影的配乐。
　　在我们家小小的餐桌上，母亲总会为我端上我*喜欢吃的东西：热腾腾的饺子和酸菜猪肉。父亲下班时间很晚，所以母亲和我常常独自吃饭，而我会催她继续讲她的故事。
　　母亲告诉我，她和我父亲在1977年相遇，那时他们都24岁，“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为在农场工作出色，母亲获准回到了沈阳，在自动化研究所做接线员，父亲则在一家工厂里上白班。父亲梦想成为专业音乐家。他拉二胡，中国*流行的传统乐器。在传统乐团里，二胡扮演的角色类似于西方乐团的小提琴。在“文革”期间，音乐学院都关门了，他无法实现上音乐学院的梦想，但他还是找到了一份兼职工作，在一家杂技团乐队里演奏，有时也和杂技团一起巡回演出。然而那份工作并不稳定。
　　他们**次约会时，父亲带着母亲去电影院看一部苏联电影。之后，他告诉他的朋友，他对她的相貌和个性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问母亲她是否对我父亲也百分之百地满意。
　　“我没法说百分之百——起码不是一开始就满意。我理想中的男人要比你爸爸高一点、帅一点，更健谈，个性更温和，事业上也更有所成就。”
　　我问我姥爷是否喜欢父亲，母亲忍俊不禁笑了起来。她告诉我说，姥爷警告过她：“这个男人没有前途，没有职业。你跟了他是不会满意的。”姥爷不准我母亲和父亲约会，但父亲却很执著。他不断地请母亲出来约会。尽管姥爷不同意，她还是和父亲秘密约会了好几次。一天晚上，父亲送母亲回家，在家门口给姥爷瞅见，姥爷恼羞成怒，扇了母亲一耳光。据母亲说，那是姥爷唯一一次对她动手。
　　那以后，她停止了和父亲约会，但那与其说是姥爷的原因，不如说是父亲自己的原因。每隔一阵子，父亲仍然会给母亲打电话。她接线员的工作意味着他随时都能通过电话找到她。那时，整个国家都对未来充满了新希望，大学重新开始招生，我父亲决定报考音乐学院。他明白，高等教育是他成为专业音乐家的关键。在他复习准备入学考试那会儿，他告诉母亲：“周秀兰，有一阵子我没法给你打电话，请你理解。我必须全心全意准备考试。”我母亲自然表示理解，并祝他成功。
　　父亲在头两轮测试中拿了**名，但还是没被音乐学院录取。母亲向我解释，音乐学院的领导在父亲的申请表里发现了不一致的陈述。在那时如果超过25岁，你就不能报考。父亲当时其实刚刚25岁。一个老师教他填24岁，这样，如果他那次没考上，第二年还能再申请一次。父亲遵从了老师的建议，但因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在那一栏下面，他加上一个括号，写上“真实年龄：25”。学院马上取消了他的资格，尽管他在两次考试中拿了**名。一个愚蠢的、和他的才华全然无关的小错粉碎了他的梦想，我能想象这会让他有多痛苦。
　　那以后，姥爷完全禁止母亲和父亲见面。在姥爷看来，这件事证明了郎国任配不上他的女儿。他让母亲退还所有父亲给她的小礼物，而她别无选择，只有服从。
　　我提醒母亲：“可你*终还是嫁给了爸爸。”
　　“我说过，你爸爸有股百折不挠的劲儿。他怎么也不放过我。既然他不用再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他就不停地在我上班时给我打电话。有些日子，他要打上五十通电话。他打得太频繁，我简直没法干活儿了。他硬要我陪他去音乐会或看话剧。我跟他讲，你姥爷不准，他会说：‘你用不着告诉他。’”
　　由此，他们两人关系中更为隐秘的一段时期开始了。说起来也算不上浪漫。起先，我父母两人只是简单的朋友。母亲越来越喜欢和父亲相处，不过，虽然她意识到在艺术上他们有很多相同的兴趣，她也看出他的才华，她还是向他表明，他和她之间没有前途。
　　“‘周秀兰，你别低估了我，’你爸爸告诉我说，‘我会有好的前途。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会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家。’
　　“因为我自己的艺术梦破灭了，所以我不相信你爸爸。我不相信他有可能找到一份稳定的搞艺术的工作。
　　“他说：‘我会找到工作。我要娶你。’”
　　当然，就像其他父亲奋力追求的目标一样，他两样都成功了。空军部队在招收音乐人才加入他们的沈阳空军文工团，但必须通过考试才能被录用。空军文工团的待遇还不错，工作也稳定。如果他能进去，他就不用被迫在工厂和杂技团干两份工作了。他在沈阳音乐学院找到了一位老师给他上课。有几个月，他没日没夜地练习拉二胡，而且是在户外拉，好不影响其他人。每天凌晨四点开始，直到去上班，每天下班后，再一直练到半夜，日复一日，从没有丝毫松懈。正如父亲说的，考试那天，他发挥极佳，终于被空军录用，当上了文工团的独奏演员和乐队首席。
　　姥爷被打动了。他说：“秀兰，也许我看走眼了。郎国任有抱负，有恒心。我不会再干涉你和他的关系。”
　　他们俩的友情迅速发展成了爱情。在我心目中，父亲不是一个浪漫的人，但当母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理解了，他有激情。我的父母在1980年4月22日结婚，两年多一点之后，我出生了。
　　刚开始，父母和我爷爷奶奶一起住。但当我的叔叔结婚后，他和他的新娘需要一个地方住。父亲是个很大方的人，他说他可以腾出自己在父母家中的地方给弟弟。那时候，住房是由国家分配的，不能随便买卖。但作为空军文工团的音乐家，父亲够格在空军大院里分到一间房。母亲那时已经怀上了我，他和她可以搬到空军大院，问题就解决了。但新的问题出现了：改革开放后，军队要裁减编制。父亲听说沈阳空军文工团过两年就要解散，如果文工团解散了，他自然也分不到房子了。
　　于是父亲策划了一个打破所有规定的行动计划。他别无选择。母亲不到一个月就要生了，挺着个大肚子，很不方便，一想到可能会无家可归，她觉得无法忍受，也就只好依从了父亲的计划。他找来了一辆卡车，在没有得到许可的情况下，把所有的家当——床、衣柜、衣物——都搬进了空军大院里一间空置的公寓。领导自然很恼火。在部队里，你不能不守纪律。有的上级想要把他们撵出去，但也有的领导比较同情他们：他妻子马上就要生小孩了，怎么好让他们搬出去呢？出乎他们的预料，我父母得到批准，留了下来，而我就出生在空军大院里。
　　我的名字“郎”是“明亮”、“开朗”的意思，我的姓“郎”意思是“受过教育的君子”。谢谢父母给了我这么美的名字，如今我必须得努力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
　　和我生命中的许多事情一样，我出生的过程非常的艰难。我的脐带在我的脖子绕了两圈半，几乎令我窒息而死。生下来时，我的面色发青，很难看，一开始也没发出声响，直到医生剪去脐带，拍了拍我的屁股，我才一声大哭，哭声尖利、嘹亮。
　　母亲向我解释说，我没死，因为我还有工作去做——要给世界带来音乐。我父母这两个搞音乐的人没有实现他们的抱负和理想，作为他们的孩子，我一出生就担负着巨大的期待。他们的期待既引导了我，也把我推向了巨大的成功。
　　猫和老鼠
　　人们常常问我受过哪些方面的影响。他们想知道哪些文化上的因素激发了我对音乐的热爱。他们以为我会说贝多芬或勃拉姆斯，柴可夫斯基或巴赫。当我说是汤姆猫和杰瑞鼠，好莱坞创造出来的广受喜爱的卡通人物时，他们自然很惊讶。
　　一个动画猫，追一个动画老鼠，这怎么可能给我带来灵感呢？请听我解释。
　　故事的开端是在一天清晨，我还不到两岁。正当夏日，我还在酣睡中，有人大声敲门，把我吵醒了。一个男人站在门外大声喊：“送货！”
　　母亲开了门，我站在她身后。走道里放着一只硕大的纸箱，两个男人站在纸箱的两边。
　　我问母亲：“那是啥？”
　　她自豪地笑了，对我说：“一会儿你就能看到。”
　　送货人撕掉一层又一层厚纸板，拆开包装，感觉上花了好长时间，我所见过的*美的一样东西，褪去包装之后，终于呈现在我眼前。
　　那是一架立式钢琴。
　　我跑了过去，触摸着琴身。我按下琴键。黑色的木身光溜溜没有一丝刮痕，琴键很光滑。琴键上方的标志写着：“星海”。
　　母亲说：“这是你的，整个儿都是你的。”
　　我抱紧了她。接着，在那一天还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在玩我的新玩具，直到深夜，父亲下班回家之后。
　　有了钢琴不久，我在我们家小小的黑白电视机里看到了两部动画片。**部叫《音乐王国》，不同的乐器出现在电视屏幕上，自己弹奏自己。首先是小号向观众宣布：“我是小号，我是一名将军，因为我吹奏序曲。”接着定音鼓们走上台来，争辩说他们是*有力的乐器，因为他们能制造风暴、雷鸣。而竖琴坚持认为，她弹出的才是天籁一般*美妙的音乐。小提琴说，作为乐团的领袖，她是所有乐器中的皇后。突然，所有的乐器消失了，一架大钢琴独自立在台上，自己弹着自己。动画片里传来了画外音：“国王驾到！”那部动画片让我很自豪，因为我弹的是*重要的乐器。卡通片《猫和老鼠》里有一集叫作“猫之协奏曲”，它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对我的影响更甚于《音乐王国》。每次电视里播放那一集时，我都聚精会神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