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

**章 乖乖小祖宗
我祖父生于6月23号，我父亲的生日是同一天，我也是。我1911年出生。当时我们住在赫斯利（Horsley），萨里郡（Surrey）的一个小村子，在伦敦西南30英里。那时，萨里仍是一块乐土，鹆鸟蛋、樱草酒、烧炭人、吉卜赛人、大干草堆和女家庭教师的马车随处可见。还有一个住在石灰岩洞里的女巫婆，叫羽毛夫人（Dame Feathers）。化学家亨利·洛斯科爵士（Sir Henry Roscoe）住在我家隔壁，他的侄女毕翠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是我们家的常客，她的英格兰就是我记忆中的英格兰。
　 在我奶妈南希·尼金斯（Nancy Niggins）眼里，我什么错儿都不会犯。哥哥姐姐们抱怨受不了我时，她就护着我：“宝贝小主人，他只是饿了。”我吞下蓖麻油而没喷她一床，她就表扬我：“宝贝小主人，比罗伯特大王（Lord Roberts）还勇敢。”
（我家里还另外有一个保姆，）时不时会听到她大吼：“看我抓着怎么收拾你！”她可不是说说吓人而已。我3岁时，英国向德国宣战，父亲破产了，佣人们纷纷被解雇——园丁布莱特（Brett）、司机巴士福德（Bashford）、女仆佛罗伦斯·彻丽（Florence Cherry）、特别会做蛋白甜饼的厨师露西·史考尔（Lucy Skull），*糟糕的是还有我的奶妈南希·尼金斯。南希给了我母亲般的照顾和爱，她的离开给我留下了深深的伤痛，我到现在都无法释怀。这场浩劫惟一的幸免者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保姆。她从没错过任何让我的生活变得更悲惨的机会。她的策略就是不断打击我的自信，让我相信我是个发育不良的矮小子、病秧子、胆小鬼、娘娘腔。我姐姐玛丽把我扭打到地上时，这个泼妇不停地嘲笑我，全然不顾姐姐比我大四岁的事实。
我们必须搬到伦敦的外祖母家去住，这让父亲很长时间都郁郁不乐。据说外祖母有一半犹太血统。该说“餐巾”（table napkin）时，她说“餐布”（serviette），该说“镜子”（looking glass）时，她说“反光镜”（mirror）。她总把鹿肉（venison）、药（medicine）、蔬菜（vegetable）这几个词读成三个音节。她侄女吕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说她看起来就像侦探犬和女警察的混合体。但我却很喜欢她的趣味。她很久以前就赶走了不走正道的外公，我也只在去杜莎夫人蜡像馆（Madame Tussaud's WaxWorks）看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时见到过他的蜡像。
每次午夜的钟声响起
他们就“扑-通-通”地出来相聚，
杀人犯、牧师、窃贼、君主，
杜莎夫人蜡像馆中，永远如此欢愉。
　 我的这位外祖父亚瑟·费尔菲尔德（Arthur Fairfield），是个来自凯里郡（County Kerry）的爱尔兰人，曾当过公务员，因为想暗中帮助我在凯里郡的表兄们获得丁哥港（Dingle harbor）的改造工程，被约瑟夫·张伯伦（Joe Chamberlain）发现了，他只好辞职。外公的兄弟，爱德华·费尔菲尔德（Edward Fairfield），原来做过殖民地事务部的副部长，后来被指控授权詹姆森·雷德（Jameson Raid）引发布尔战争（Boer War），但是在接受调查委员会质询的前一天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泰晤士报》（The Times）登载了一份宽容的讣告，并且称他是无罪的，但是我那坏脾气的外公却完全不领情。他给编辑拍电报说：“你们竟敢暗示有人曾经以为我兄弟跟那个海盗集团有关联！”
有一次坐一辆汉孙式出租马车（hansom cab）去赴宴，他指责车夫故意绕远，并通过车顶的小孔大声咒骂，极尽侮辱之能事，车夫忍无可忍，停下车要外祖父跟他决斗。我不到5岁时，他义正词严地给我讲我父亲的一位亲戚葛莱德斯通先生（Gladstone）的恶行，说他的钱都是贩奴赚来的。他还喜欢长篇大论地就美国人的暴行对我发表演说。
与外祖母同住的生活被搞得一团糟，罪魁祸首除了我那个恶婆娘保姆，还有“齐柏林飞艇”（Zeppelin）的空袭。空袭一般在晚上，但我还记得发生在1917年7月17日的**次白天空袭——我都能看见那些轰炸机，它们就像一大群蜜蜂从天上涌来。
6岁时有一天，母亲的姐姐佐伊·费尔菲尔德（Ztie Fairfield）带我参加了一个在她领导的学生基督教运动的总部举行的花园聚会。在那儿，一位非洲的主教跟我一块儿玩了一下午的滚球。从来没有一位大人对我这么好过，显然黑人是个比较优秀的人种。当天晚上我跟姐姐们一起洗澡的时候，我命令她们拧我，而且要一直拧到我变成黑人。她们把我的右腿拧成了漂亮的黑褐色，几天后又帮我拧完左腿，但我的右腿又变回粉红色了。
我是个天生的窥探狂。8岁时，我养成了一个嗜好，问父亲的朋友有多少财产，大部分人都被我吓一跳，昏头昏脑地告诉了我。每个假期，我都会花上一整天时问偷看大姐的情书。这种天生的间谍本领，在二战期间派上了用场。
我喜欢在大人堆里混，觉得人越老越有趣。我特别要好的朋友是坎农·威尔逊（Canon Wilson），他1852年在剑桥大学时和查尔斯·斯图尔特·卡佛利（Chatles Stuart Calverly）是朋友。他把卡佛利的所有诗作熟记于心，并且不厌其烦地一首首教我：
不再年轻的妻子坐在爬满长青藤的门旁，
就像她往日常做的那样，
而现在陪伴她的是奶油、鸡蛋和乳酪，
还有她的眼镜，放在盖着围裙的膝盖上。
父亲是个仁慈、耐心、和蔼、直爽、无私、热情、善于运动的人，体格强壮得像头公牛。父亲的喷嚏是我此生听过的*响的喷嚏，他可以一口吞下一整匙热的柯曼芥末酱（Colman）而面不改色，而且爬树快得像黑猩猩。他竭尽全力让我变得跟他一样强壮、睿智。6岁那年，他要求我每天喝一大杯生血。发现生血没有奏效，又要我喝啤酒。为了增强我的心智，他命令我每周要吃三次小牛脑。血、牛脑，啤酒：一整套培养贵族的试验。
父亲毫无保留地欣赏所有的孩子。要是哪位男老师胆敢在我的成绩单上写点批评，父亲准会说：“这家伙是头蠢驴。”我在广告业找到**份工作不久，写信告诉他说我的薪水翻了倍，结果下一次回家看他时，他等在小房子的门口，大声唱着《征服英雄凯旋》的圣歌。但他也并非看不到我的缺点，14岁那年，我错误地把一首词藻浮华的诗寄给他：
日落的光辉在西方怒吼
白昼正在离去，夜晚正在降临，她们紧紧相拥
沉醉于火与云织就的热吻
她们是宇宙的情人，明媚鲜妍，傲气凌人。
父亲看了，只想问我，从西边消失的白天，怎么才能与从东边来的黑夜面对面地相见？23岁时，我寄给他一份长达50页的关于铸铁联合会（Allied Ironfounders）营销运作的报告，他惟一的反应就是指出其中的拼写错误。有一次我求他带我一起去朱拉（Jura）钓鱼，他一口回绝：“你没耐性钓鱼，带你去你会把我弄疯的。”一位富有的表兄邀我去他的私人领地打雉鸡，我向父亲借两支猎枪。“不行，”他回答说，“打猎是有钱人的运动，你不是有钱人。”我在牛津读书时，他力劝我停止买一种晚报，理由是我负担不起那笔小钱。
我从父亲那儿继承了两件事——抽烟斗以及他那即使遇到*讨厌的事也丢不掉的幽默感。我虔诚地追随他，效仿他，但即使我成年后，我们之问也从未有过任何亲密的交谈。他是古典主义学者，他的盖尔语（Gaelic）是自修学会的，却说得和英语一样好。他用极富感染力的音调唱盖尔语歌曲，还吹奏风笛——不是普通的苏格兰舞曲或进行曲，而是变奏曲，那些复杂的变奏是风笛音乐的*高形式。他曾经是剑桥大学橄榄球队的队员，还是个神枪手，单身汉岁月中的所有假期，他都花在去比利牛斯山（Pyrenees）猎羚羊或去苏格兰猎鹿，我家房子里到处装点着他的战利品。但是到我记事时，他的自信已经被多年窘迫的经济状况以及随之而来的忧虑侵蚀殆尽了。他自认是个失败者，这个想法不断地啃噬着他的活力。他在我祖母的宠爱中长大，他们母子*喜欢的游戏就是比赛利尔舞（reels），看他跳舞跳得快，还是她弹琴弹得快。父亲直到35岁才结婚，但是他选错了妻子。当时母亲是个19岁的医学院学生，有着褐色的眼睛、雀斑、18英寸的腰围、丰满的胸部，还有一个小心眼儿。她为父亲生了5个孩子，但是我却从未发现一点她爱父亲的迹象。母亲对父亲厌烦得发狂，而父亲则以极大的耐心忍耐她不停的挑剔，在42年的婚姻里对她忠贞不渝。母亲去世，父亲也在两星期后随她而去。我曾经答应过父亲，将他的骨灰撒在他生前带给他*快乐时光的鹿林中，但真到了那一天，我却不敢去举行那个可怕的仪式。
　母亲总是恨恨地埋怨她和父亲的婚姻让她没当成医生，而且一辈子也没有找到其他兴趣去填充她永不宁静的心。她对任何形式的艺术都一无所知。她不停读书，每一本书都从*后一页读起，然后用她独有的方式往前读到开头。她厌恶所有加了洋葱或其他香料的菜肴。她毫无快乐天分，但她却从不缺乏自己的兴趣。她*喜欢的床头读物是关于一个家庭的系列故事。这家人因为有名叫贝西·庞弗尔（Betsy Bumpher）的猪祖母而尴尬万分。故事情节围绕着庞弗尔祖母要来访而引出的诸多问题展开。如，让她睡在哪儿？如果把她安排在猪圈里，一定会伤害她的感情，但是如果给她一间卧室……我从来就不明白她为什么喜欢那么个故事，直到*近我才发现，原来贝西·庞弗尔就象征着她自己的母亲。
13岁那年，母亲忠告我：“千万别做痔疮手术，开起刀来疼得要命，而且痔疮还会复发。”那真是我母亲的典型个性。长大以后，她对我说：“你继承了我对园艺的热爱，但你的品味实在粗俗不堪。你对植物本身根本就没兴趣，你只是装装样子。”有一天我们一起走了很长一段路，她说：“我没什么钱，但我会把每一分钱都留给你的姊妹们。她们一旦决定要离开她们丈夫，那些钱就可以帮她们。”只有一次，她给了我一个糟糕的建议。当时我16岁，我们站在佛罗伦萨大教堂外拥挤的人群中，等待着象征圣灵降临的机器鸽起飞。突然，我看到了一个少女，我所见过的*美的少女，于是我开始拼命地往那个女孩的方向挤。“别傻了！”母亲对我说，“离开意大利前，这样的女孩满街都是。”我错误地相信了她的话。她还把鼻子当眼睛用。想知道我们这些孩子干不干净时，她就用鼻子闻我们。晚餐时菜递到她手上，她也是从盘子中挑起一些来闻。
我继承了母亲灵敏的鼻子，还加上了我自己的敏锐味觉。*近造访亚瑟·利特尔（Arthur D.Little）位于波士顿的味觉实验室时，被考到分辨两杯白兰地。这可难不住我：一杯是“马爹利科尼亚克”，一杯是“基督兄弟”。有一次我参加亚瑟·休顿（Arthur Houghton）在马里兰州他的农场举办的晚宴，亚瑟跟我打赌说我一定认不出我们喝的是哪种酒。我呷了一口，心想这个大名酒鉴赏家的酒窖里怎么会有这么差劲的收藏？惟一的可能就是它产于本地。“马里兰？”我又说对了。亚瑟种了一果园的桃树，结果常常被鹿给糟踏掉。亚瑟就在果园周围，每50码挂一个罐头听，里面放上从华盛顿动物园弄来的老虎粪。虎粪的气味果然吓跑了鹿群，桃树因此逃过一劫。后来亚瑟又试着用狮子粪，结果鹿们毫不在乎。其实这些鹿已经上万年没闻到过狮子或老虎的气味了，但是它们知道狮子没它们跑得快。
父亲把穿着苏格兰裙的我送进伦敦的一家幼儿园。那些英格兰男孩觉得我很娘娘腔，有个男孩儿一直欺负我，直到有一天我一拳打在他鼻梁上。后来老师向我父母告状，母亲告诉我诉诸武力是懦夫行为，下次再有人惹恼我，我应该用唇枪舌剑对付他。我把这番话谨记在心，而且很快就可以向她汇报“我的唇枪舌剑已经能打败学校里所有的男孩儿了”。戒掉这个习惯花了我40年的时间。
我3岁那年**次世界大战爆发。巴士福德（Bashford）拍摄的著名明信片的装饰花边也从刺绣变成了象征大战的虞美人。那段时间，我一天到晚梦想着重新吃到冰激凌，想着食糖短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记得我跟一群正在疗养的伤兵一起坐车，而且坐在一位澳新军团士兵的断肢上，他的腿从膝盖以下全都被切除了。记得我一路上被拽着，吓得大喊大叫地去看平生**场电影；记得隔壁屋子里避难来的比利时小孩向我扔石头；记得我假装自己*喜欢的玩具娃娃是个铁路行李员，而不是德国兵（其实它就是）；我还记得被带到特拉法尔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去看正在展出的历史上**辆坦克，还向发明它的史威顿上校（Colonel Swinton）问问题。
在战争进行了四年零三个月后，大家涌到街上为停战日狂欢，接着又在贺斯利塔（Horsley Towers）的院子里庆祝和平日的到来，每个人都高唱着“K-K-K-凯蒂（Katie），美丽的凯蒂”。
　 一年后，9岁的我被送到圣赛普瑞恩寄宿学校（St.Cyprian）。其实以父亲的财力，根本供不起我上这所学校，但校长和他太太知道我父亲曾在剑桥大学古典荣誉学位考试中拿到**名，就准备在我身上下点赌注，希望我也会有类似的杰出表现，帮助提高学校的声誉，然后吸引更多学生，所以他们只收我一半的学费——为了这个决定，他们后来恨透了我。
入学**夜，我看到其他学生上床前都跪下。我认为他们是在用尿壶。我从没见过任何人祷告，因为我家的人都不信任何教，我的祖父母早在1870年，也就是赫胥黎（Thomas Huxley）发明“无神论”这个词第二年，就都变成了无神论者。女舍监听说我没有祷告，就把我带到她的卧室，给我讲天启教的古老仪式。但是我对宗教的怀疑感实在太重了，她白费半天力气，只好放弃。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以前从来没去过教堂，也不懂做礼拜的规矩，牧师布完道，我就鼓掌喝彩。但很快我就变得非常虔诚。耶稣受难日那天我难过得哭了，复活节后的一周，我都心情沉重。我祈祷自己考试得到好成绩。每个星期天，我都得背祈祷文，其他几天，则要每天背12条经文，只要背错超过两处，中饭、下午茶和晚餐时就得罚站。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生吞活剥进摆在面前的全部教义。吃圣体、喝圣血的观念也让我觉得很可怕。我无法相信创世纪、圣母处女产子、耶稣升天、天堂、地狱和圣灵。现在，我住在一个天主教社区内。看到有钱邻居们向牧师布施，请他们为死去亲人的灵魂做弥撒，我就想穷人的灵魂怎么办呢？我看到有钱的朋友们从梵蒂冈购买婚姻废除证明，那是穷人永远享受不起的奢侈。我也听到牧师向人们布道，而他们自己都不相信那些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