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创新国家之路:改革年代的产业创新

1 计划体制的遗产
改革开放前中国科技体制承袭了苏联的发展模式，旨在通过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实施“赶超”战略，即在较短时间内赶上乃至超过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水平，将中国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对于此种模式的利弊，用辩证法一分为二的观点看或许是比较恰当的。一方面；基于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现实状况，这样一个“赶超”模式的形成和实施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典型成就是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而这为改革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相当厚实的基础。但一方面，正如历史所证明的，这样一种“赶超”型、集中型的计划体制存在科技与经济联系“横向阻隔”的内在弊端，无法为技术进步提供有效的激励，难以为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抚今追昔，本章将从国家创新体系的视角对计划经济时代中国集中型科技体制的形成过程和运行机制做简要的回顾。这主要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只有良好地把握科技改革的初始状态，我们才能够更加清楚地了解到科技体制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演变过程。第二，考虑到中国改革是一个渐进式过程，中国科技体制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诸多特征，不管是思想意识上的，还是制度建制上的，或许还会有些影响。
　　1.1 “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方针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实践的重要精髓。正是在这种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终取得了革命胜利，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很显然，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从实践中得来的成功经验具有推而广之的普遍性，理应用来指导今后的各种实践活动。中国的科技体制乃至经济体制的构建都充分贯彻和体现了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中国“集中型”科技体制乃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必然产物，是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思想在科技体制方面的具体实现。所以，要窥得中国科技体制形成、发展和演变的逻辑，就必须将其在当时具体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下进行分析。实际上，这也正是国家创新体系框架所强调的“系统性”特征的关键所在。
　　1.1.1　产业结构：重“重”轻“轻”，重军轻民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面临恢复和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巩固新生政权的多重目标。随着1952年底国民经济的恢复阶段基本结束，中央政府着手制定和实施了**个五年计划，初步奠定了中国重“重”轻“轻”、重军轻民的产业格局。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要求，“一五”计划所确定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我国建设的156个建设单位为中心的、由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发展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面对建国之初经济拮据、技术落后、人才稀缺的情况，为了完成“一五”计划，必须集中各种有限的资源，将“好钢用在刀刃上”。为了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和配置资源，中央政府采取了以下几个重要举措。
**，“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巨额的国防开支，财政收支严重脱节，大量的货币发行藏胁到金融秩序和物价稳定。为了克服困难，稳定市场，控制物价，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调配资金，中央政府实行了“统收统支”的集中化财政管理制度。根据1950年3月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全国各种重要物资由国家统一掌握和支配，除了少数特许的地方税种以外，所有的关税、盐税、货物税、工商税、国营企业的收入等，也全部归由中央统一调配使用；与此同时，货币由国家统一发行，所有分散在各个企业、机关、部队的现金，交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管理，集中调度。
尽管这种“统收统支”的财政体系对于迅速稳定物价和金融环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它极大地限制了地方的主动性，阻碍了因地制宜地使用各种资金。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央政府于1951年后开始推行“划分收支、分级管理”的财政管理体制，全国划分为中央、省和县三级财政，在中央统一领导和计划下，实行分级管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收支范围、层层负责的财政体制。
第二，工农业“剪刀差”。中国的工业化是在农业占国民经济绝对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发生的。在无法获得足够的外部资金的情况下，如何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大量资金，就成了工业化所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与苏联一样，中国实际上也采用了所谓的工农业“剪刀差”。这是一个由苏联经济学家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新经济》一书中提出的超常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通过人为地扭曲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利用这样的“剪刀差”剥夺农业剩余，形成重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大量资金。
为了实施工农业“剪刀差”，中央政府采取了按照国家制定的价格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而为了保证这种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也严厉打击私人买卖粮食的行为。尽管中央政府汲取了苏联的一些教训，主张在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下应该兼顾农民、政府的利益，反对向农民征收“过头粮”，但这并不会改变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的基本性质。工农业“剪刀差”政策对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促进和加深了中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
第三，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央政府看来，必须将各种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其变成可以高度计划的全民或者集体所有制经济。对此，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比如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与此同时，国家也围绕156个援建项目兴建了一大批全民所有制的大型企业，这极大地加强了公有制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在“一五”计划的1952—1957年间，国营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41.5％上升到53.8％；集体所有制工业产值从3.3％增加到l9％；公私合营工业产值从4％上升到26.3％；资本主义私营工业产值由30.6％下降到0.1％，个体工业产值由20.6％下降到0.8％。综合起来，到1957年公有制性质的产值已经增加到99.1％，占据国民经济的绝对主导地位。
以上几个方面，表面上看起来与中国科技体制无关，但它们实际上决定了科技体制赖以形成、发展和作用的经济和制度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当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之后，中国科技体制的基本形态也就被决定了。
　　1.1.2　化零为整。集中管理
新中国成立前，由于常年战乱，经济萧条，腐败横生，中国的科学技术没有也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截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科学技术人员不超过5万人，其中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人员更是不足500人。由于缺乏足够和稳定的收入来源，研究人员经费不足、设备奇缺、科研条件恶劣，许多研究项目都难以为继。各种专门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许多已经名存实亡；各机构相互之间缺乏配合协调，处于一种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
很明显，现有科学研究的匮乏和分散都无法满足建设社会主义强大经济和国防的强烈需要。既然中国科学技术还很落后，而要在短时间内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就必须善于利用一切有利条件，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工作，采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针政策。正是在此战略指引下，中央政府将稀缺的科技资源集中于进行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国防科技，以及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科学技术研究。与此相对应，也对中国科技系统进行了改组和重建，*终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集中型科技体制。“集中”主要体现在同步进行的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人才和资源的集中，一是科技管理权和决策权的集中。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央政府立即筹备和建立了直属政务院领导的中国科学院，它具有双重定位，既是国家的*高学术中心，也是全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高管理机构。
中国科学院在成立之后，立即在诸多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首先，按照消除重复、突出重点、加强计划的原则，中国科学院着手收编和调整已有的研究机构，将原有的24个研究单位精简到17个，但也同时增设了4个新的研究单位，*终形成21个研究所，并将当时中国*优秀的一些科学家集中配置在中国科学院系统之中，这为日后进行各种具有战略意义的研究课题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中国科学院花了很大的精力，争取在欧美的海外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效力，并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遣留学生，借此来缓解科技人才极端稀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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