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如何报道

**篇　汶川地震中的媒体操作实录
杨磊：
我坐过失事飞行员邱光华的飞机
杨磊：《21世纪经济报道》特稿部主任。2001年进入新闻行业，曾在云南地方媒体工作，负责政法新闻报道。2002年底进入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负责突发及灾难事件报道。
杨一杨磊
李一李梓新
李：你大概什么时候去前线？
杨：我是5月14日早上到，本来打算12日去的。地震后我们马上就有记者去国家地震局了。当时找了地震局一个要去灾区的专家，我们说要跟他一起走，但他说要收拾行李。我们约在首都机场见面。3点半的时候，我们还在等他收拾行李，结果他已经从南苑机场坐军用飞机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被耽误了一天，改到13日的飞机。但是上午的航班都是救灾的，只有等下午的航班。坐下午的航班飞到重庆，再从重庆包车去成都。
李：当时和专家一块儿走是报社行为还是部门行为？
杨：报社当时是想派人去的，但是有关部门下了禁令，就在下午5点多的时候，不允许去，报社就犹豫了。但作为特稿部，本身就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我觉得不能不去。成都站的记者也找不着，于是我就带着几个人去了。我们后来打听了《南方都市报》，谁都没有管禁令就去了。那天恰好是周一，我们每周一开编前会，领导们都在。
李：编前会的时候就知道地震的消息吗？
杨：下午两点半的时候，编前会正要开始。这时有一个女编辑说她血压低，头晕，后来大家才发现不是她的问题，是整幢楼都在晃动。10分钟后有人收到短信，说四川省发生了大地震，于是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大概在4点钟，我们就有记者去机场，跟地震局的专家。我们又派了很有经验的记者徐凯从重庆去成都。他包了一辆车，到了成都已经是夜里10点多。他拉了一个人，那个人是家里受灾的，他就跟那个人到他家写了一篇稿子，当天夜里12点多发回来。
李：你们当时的人员计划是怎么安排的？
杨：当时我认为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我以为我，加上徐凯、左志坚，3个人就够了，后来总部从广东又派了两个人。因为当时能从广东飞成都。
李：5月14日的时候你们一共有多少人？
杨：有15个人。加上当地记者站记者。
李：后来怎么又增加到30个人呢？
杨：我们到了现场，发现大家都乱了，也有人是没有报告总部就自己来了。我们有一个同事开始说因为母亲一个人在成都，所以要回家陪她，但是到了当地以后他没有回家，反而去绵阳采访去了。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真正有规划地增加人是在第二个星期，5月19日左右。那时候现场救援做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就是灾后重建。我们派去了一些常常在北京、上海跑政府如卫生、民政等线的记者，他们资源会更广。
当时去前方的主任有3个，我和其他两个人。我们分属不同的中心、不同的领导，后来派来了两位编委，指挥调度会比较好。成都也是一个天然的编辑部所在地。
李：后来为什么考虑让编辑直接上前线？
杨：我们刚开始比较乱，记者写了稿子不知道该发给谁，也不知道怎样安排，放到哪个板块，怎么处理。于是总部从后方调来了3个编辑，他们直接在前方组成一个编辑部，稿件统一归他们，由他们来协调。
李：你去的时候，怎么分条线的？
杨：我到了成都时，整个成都站的人都归拢了，我给大家开了一个短会。希望女孩子去的地方都是当天能回到成都的，男孩子去一些受灾严重的地区，比如北川。因为徐凯比较有经验，我就把成都到都江堰的路线给了他，把绵阳留给自己。我是14日下午到绵阳的。
李：到绵阳的路还通吗？
杨：从成都到绵阳的路还可以，一直可以通。但再往里走就困难了。
李：那你们是怎么再深入进去的呢？
杨：我们从绵阳包车到安县。到安县又包了一辆车。但是走到半路，在亚洲风洞，就遇到交通管制了。因为要进去的车太多，堵路了。虽然当时我拿着绵阳市委的采访证，也没有用。后来我就走路上去了。
李：然后你只能步行？步行的时候带了什么东西？
杨：对，走路进去。我为了减轻负荷，相机都没拿。就背了电脑，发稿用的，拿了一瓶水、一个手电筒、一个收音机。
李：收音机能够收到信号吗？
杨：时断时续。
李：走了多久？
杨：走了5个多小时。
李：大约多少公里？
杨：地图上标的是13公里，老乡说实际有15公里。路非常不好走，随时有石头掉下来，阻挡道路。运灾民的车也不照顾走路的人，所以人走在路边比较危险。
李：你看到过逃出来的灾民吗？
杨：灾民都在一大块空地上等候。因为有警察告诉他们不要走，会有车来运送他们出去。
李：有没有寻亲的人和你一起进去？
杨：有8个成都的人来寻亲。成都有一个老年大学组织师生去北川西乡羌寨参观，那天地震的时候正在北川参观，所以他们的孩子要进去寻亲。但是警察没有让他们进去，我是因为有证才被允许进去。我把电话留给他们了。
李：后来在网上写下《北川寻母记》的那个人是不是也在里面？
杨：那个人我见过。我给了他一包烟。他装备很专业，我还以为他是同行。
李：你到的**个比较惨烈的现场是北川中学吗？
杨：是擂鼓镇。我当时看到特别害怕。我不知道羌族人死了以后还要裹得那么严实，放在一个门板上。门板是悬空放着的，用砖头或者板凳架住。空隙里面点着一根红蜡烛。我原来看到亮光以为是活人，还想上去问路，后来才发现是死人。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比较恐怖的是镇上既有死人又有活人，但是看到活人更害怕。幸存的人都待在那里。天上又飘起小雨。
李：天那么黑了，是一种怎么样的感觉使你决定向前走呢？
杨：做新闻的人，基本的感觉是既然来了，还是要到现场去的。当时我看到那些惨状，就想到现场肯定更惨。我从来不能想象一大群人坐在一边，跟傻子一样，行尸走肉似的。手电筒一晃，他们都带着惊恐“唰”地站起来，但又不说话。镇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就安慰镇上的人，说我上来的时候有很多空车，肯定是来救援他们的。但是他们也不理我。
李：于是你就继续向前走吗？是不是有些部队可以给你壮胆？
杨：我看不见，但是能看到军车往里面走。
李：你有同行的伙伴吗？
杨：有，是《生活》杂志的记者。
李：后来就到了北川中学吗？
杨：是的。
李：到北川中学是几点？
杨：夜里10点半。我觉得特别震惊的是走到收费站的时候遇到几个绵阳的小孩，他们当志愿者。我有手电筒他们没有，我们就一起走了。他们以前在北川中学读过书，但是当我让他们带路的时候，他们在路上转了4圈，都找不到那学校。我觉得如果本地人都找不到原来的地方，那地震肯定特别严重。后来我们看到一些亮光，才觉得是北川中学。走进北川中学的门，看到到处都是帐篷，迎面过来是一辆冷藏车，是来运尸体的。当时还是比较乱的，很多帐篷都没有搭好，很多车进不去，我进去时吊车已经在开始吊了。
我进去时车上的死人摆得特别规矩，每一个尸体放上去，都有人给尸体量身高、拍照。刚开始尸体放上去时还有声响，后来慢慢慢慢就没了，因为死人太多了。
李：现场有父母吗？
杨：有很多父母，都在现场哭。一方面他们想去看看是不是自己的孩子，看是不是活着，另一方面又有点忐忑。后来他们都有经验了，知道救援战士一旦发现一个活人，都会喊医生。但是绝大多数情况救援队伍发现的都是死尸，就会直接扔上车。
李：那天晚上你是在北川中学过夜吗？
杨：对。当时没有地方住，我就从医院里拿了一个凳子，找了一个稍微暖和的地方和医生聊了聊。4点多钟时睡了一个小时。
李：还下雨吗？
杨：下雨。山里头有风，冷得不行。帐篷后面又是尸体。
李：当时你就开始写稿了吗？
杨：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写稿了。
李：写的时候有没有强烈的心理冲击？怎么样组织文字？
杨：当时没有太多心思去构思文字，就是想把看到的东西写出来。**要大家知道这边很惨；第二要解释为什么这么惨；第三是我们还需要什么。我写稿的时候心里非常难过，后来和一个美国摄影记者聊天，他说出了我*想说的话。他说这些人什么都没有做错，只是因为脚下的地球在移动，他们就丧生了。这种挫败感非常强烈，因为我们什么忙也帮不了。
李：你写完稿之后怎么发回来呢？
杨：当时我拿了一个无线网卡，以为我的手机能收到短信就能发稿。但是我试了很多个地方都没有发出去，导致当天稿件没有发出去。
李：夜里你们在路上怎么躲避那些滚下的石头？能听到声音吗？
杨：有些时候是有声音的，有时候是下意识地。因为对面不断有救护车，他们是抢时间的，不管路边的行人。我们就不能走在路上，只能贴山脚走。我们有时候走了一阵子感觉不对了，就等一等。我一共带了6包烟，光在路上就抽了3包，因为有时候等待时感觉没事情做，就抽烟。也可以压压惊。
李：第二天早上你还在北川吗？
杨：待到凌晨5点多，我们就决定离开北川中学。山里天亮得早，但天是阴的。而且尸臭开始冒出来了。那时我们连口罩都没有，我就去找医生要了两个口罩。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去县城。当时很多人都劝我们不要去，说县城不断地掉石头，而且房子一小时前是一个样子，一小时后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余震不停。北川中学门口的电线杆就像坐标一样，看到灯一摇，所有人就跑。
李：第二天你们走的是什么路？
杨：我们走山路，从堵住县城的两块大石头上翻过去，原本只需要十几分钟的路走了两个小时，终于赶到县城。那里挖了很多人工的台阶，军队说他们的突击队从里面8个人抬1个伤员出来，上一个台阶要花15分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