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谈教育管理

**篇 顺天致性，桃李天下——学生管理
　　一、儿童管理的目的
儿童并未带着他们的意志来到世界，是不能产生任何道德关系的，因此父母们便可以（一方面出于自发，另一方面为了适应社会需要）如同驾驭物具一样驾驭儿童。而且父母们很清楚，现在他们可以不征询儿童的意见，任意对待儿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在他们的孩子身上造就出一种意志来。而这种意志，假如要避免那种双方都不愿意容忍的争吵所导致的不调和态度的话，是人们所必须具备的。但是，儿童很久以后才会具备意志，起初儿童并没有形成一种能下决断的真正意志，有的只是一种处处都会表现出来的不服从的烈性。这种烈性就是不守秩序的根源，它扰乱成人的安排，并把儿童未来的人格本身也置于种种危险之中。这种烈性是必须克服的，不然，儿童不守秩序的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儿童监护人的过失了。在儿童表现出具有真正意志的迹象之前，其烈性的克服是可以通过强制来实现的，而且为了完全获得成功，这种强制恰恰必须是强有力的，并必须经常重复使用。实践哲学的原理就是要求这样做的。
但是，这种盲目的烈性情绪的苗子，这种原始的欲望，仍然存在于儿童身上，甚至逐年增长扩大。所以为了要使那种在烈性与欲望中成长起来的意志不被它们造成具有反社会的倾向，就有必要经常对它们保持明显的压制。
成年人和理智的有教养者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接受自己管理自己的任务。但是也有些人却始终不能达到这种境地。社会便把他们始终置于受监护的状态，把他们中的一部分称为白痴和浪人。也有些人确实养成了反社会的意志，社会不可避免地同他们发生斗争。*终，他们往往都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报应。但是这种斗争对社会本身来说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罪恶，是应当避免的，而儿童管理就是许多必要的预防措施之一。
儿童管理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现在和将来对别人与儿童自己造成危害；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不调和斗争本身；*后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社会参与它没有充分权力参与却被迫要参与的那种冲突。
总而言之，这种管理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序。然而，读者不久就会清楚，儿童心灵的培育是完全不能忽视管理的。
二、儿童管理的措施
一切管理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威胁。而一切管理在运用威胁时有触及两种暗礁的危险：一方面有些本性顽强的儿童蔑视任何威胁，敢于做他们可以想做的一切；另一方面有更多的儿童，他们太软弱，以致不能承受威胁，在他们身上，恐惧反而会助长欲望。两种结果，或此或彼是不可避免的。
儿童管理触及**种暗礁的情况是罕有的，实际上无须忧虑，只要不太迟的话，这正是进行真正教育的极好机会。但是儿童在轻率状态中表现出来的软弱与健忘使纯粹的威胁成为极不可信赖的手段，因此人们早就把监督看成是儿童管理所不能缺少的手段了。与其他任何种管理手段相比，它在儿童管理中尤其不能缺少。
我几乎不敢对监督公开表示自己的意见。至少我不想急于表示并详尽地加以阐述。否则，父母与教育者们将会认真地认为这本书势必造成危害。对公共教育机构内严格监督所造成的效果的有关事例了解得太多，这也许是我的不幸，也许我就保障生命安全与四肢健康来看，太多地相信了这样一种观念：必须使孩子与青少年敢于成为男子汉大丈夫。在这里做简短的提醒已绰绰有余了，要知道拘泥于细节的和经常的监督对于监督者与被监督者来说同样是一种负担，因此双方都常常千方百计要回避它，并一有机会就会把它抛弃掉。要知道监督的需要将随着其被使用的程度而增加，到了*后，任何停止监督的时刻都将造成极大的危险；其次，要知道监督还会妨碍儿童自己控制自己，考验自己，使他们不能认识许许多多事物，而这些事物是永远不会被引入教育体系之中，只有通过自己探索才能发现的；*后，要知道由于所有这些原因，那种唯有从本人意志中产生的行为所构成的性格，将根据被监督者寻找到摆脱监督的出路的多少，或者保持软弱状态，或者变得古怪起来。这是长期进行监督的结果，很少在儿童的早年发生，同样很少在具有特殊危险的短时期内发生；因为在这种危险时期，监督当然可以被作为极严格地执行的义务。在这些可以被视为例外的情况下，人们必须选择*认真和*勤奋的监督者，而不是真正的教育者；如果我们越是不能假定在这种情况下可给教育者施展本领的机会，那么在这方面就越会错用他们。假如要把监督作为常规工作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要求那些在监督压制下成长的人们机智敏捷，具有创造能力，具有果敢精神和自信行为；我们也许只能期待产生这样的人，他们始终只是单调刻板的，并习惯于墨守成规俗套，不思改变，而对于高尚与奇特的事件则畏缩不前，把自身葬送于庸庸碌碌与安逸之中。不过，在这个问题上赞成我意见的人谨请小心，不要认为你们对孩子不加监督，不加教养，放任他们撒野就能培养出伟大的品格来！教育乃是始终不渝地进行工作的一个重要整体，它要求及时地从一个终点过渡到另一个终点上去，仅仅避免某些错误是无济于事的！
当我进而讨论至儿童管理必须给予儿童心灵以帮助——权威与爱的时候，我的意见也许又与其他教育家相接近了。
心智服从权威，权威能约束其超出常规的活动，因此非常有助于扑灭一种倾向于正在形成的邪恶的意志。对于那些具有*活跃天性的人来说，权威是*不可缺少的，因为这些人不管善与恶都会去尝试，而只有当他们在恶中不迷惑时，才会追随善。但是人们只能通过卓越的智慧获得权威，而卓越到什么程度才能获得权威，如大家知道的，是不能作出规定的。权威必须将教育置之度外而单独发挥作用。一种坚定不移而远大的行为显然始于足下，并必须按照其本身的笔直的道路前进，注意周围各种情况，而不为某些具有较软弱意志的人的好恶所左右。假如一个轻率的孩子粗鲁地闯进禁阻的圈子，那么必须使他感到他可能引起什么样的损害；假如他产生了要破坏的不良意向，那么这种意图，只要它已变成或者可能变成事实，都必须受到充分的惩罚；但假如他对恶的意志，包括对冒犯别人的行为，作出纵容，则必须使他感到惭愧。儿童管理像国家管理一样都不太能对恶的意志进行惩罚。给予这种恶的意志以深刻的否定，使它受到挫伤，这乃是教育要做的事情。而这方面的教育工作，只有当管理完成了它的使命之后，才能开始。在应用业已获得的权威的时候，要求超越管理而考虑到真正的教育本身，因为虽然直接通过让学生消极服从权威来对他们进行心智培养将一无所获，但这对于学生以后的思想范围的限定或者扩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今后将要在这种思想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活动，并独立地创造自我。
爱基于情感的和谐，同时基于适应。由此显而易见，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要获得爱是多么难。一个孤僻的人，一个说话生硬并斤斤计较的人，他肯定得不到爱；而另外有一种与儿童亲近的人，他们本来应该在乐意与儿童相处的同时慎重对待儿童，但他们却在参与儿童玩乐时追求自己的玩乐，这种人也是得不到爱的。爱所要求的感情和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教育者深入到学生的感情中去，十分巧妙地悄悄融合在学生的感情中；或者他设法使学生的感情以某种方式接近他自己的感情。后者较为困难，虽然如此，后者仍然是必须与前者结合起来采用的，因为只有当学生能够用某一种方式与教育者交往的时候，学生才能致力于他与教育者关系的发展。
但是孩子的爱如果没有足够的相应的反应加以充实的话，那将是反复无常的！较长的时间、温柔的爱抚、单独的交往将加强这种关系。一旦获得了爱，它就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减轻管理的困难，这是自不待言的。但它对于真正的教育来说又是多么重要（因为它把教育者的心向告诉了学生），以致那些很乐意利用并很糟糕地利用爱来为自己随心所欲支配儿童服务的人，应当受到*严厉的谴责！
　 父亲极自然地享有权威，因为一切都要服从他，一切要靠他，家庭的一切安排由他决定与改变，或者更确切地说，母亲也似乎使一切都顺从他。这样在他身上就极明显地呈现出智慧优势来，这样的优势使他有可能用几句否定的话，或者几句赞同的话，使人感到沮丧或感到欢欣。
　 爱则极自然是母亲所具有的，没有人像她那样能够通过各种牺牲去探索并学会理解儿童的需要；她早就为儿童准备和编制了一种语言，并比任何人都早得多地找到传授给小孩语言的途径；她那由性别决定的温柔有利于她轻而易举地懂得用和谐的声音适应其孩子的感情，以至其温柔的力量永远不会被误用，也永远不会丧失其效果。
　 倘若权威与爱在需要进一步的管理手段之前一直是保持儿童*初服从的效果的*好手段的话，那么我们希望会遵循这一点，让管理*好保留在那些自然地得到信赖的人手中；而相反，真正的教育，这里主要指思想范围的培养，也许只能出自那些进行过特殊训练的人，那些能使人的思想范围向四面八方伸展开去的人以及那些在这方面能尽量精确地判断什么是更高尚，什么是较深湛，什么是更艰险，什么是更平坦的人。但是，因为权威与爱对教育具有很大的间接影响，所以儿童思想的培养者（无疑给予他的信赖始终只限于有限的允许范围）不应当带着傲慢的态度默默地、自成一体地，并排斥父母来进行他的工作，否则就会因此破坏他们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是他难以获得补偿的。
　 诚然，假如应当由父母以外的其他人来承担儿童的管理的话，那么这取决于是否能把管理安排得尽可能容易些。而这又要视儿童的好动性同其活动余地的关系而定。在城市中儿童可能给许多人造成许多破坏，在这里他们必须被看管在狭小的范围内。儿童所破坏的是如此之多，因为许多儿童在一起相互做出的榜样能够刺激与增进儿童的好动性。因此没有一个地方比在城市的教育机构更难进行管理，这些机构尽管称为教育机构，但确确实实是名不副实的，因为在这里进行管理尚且这样费力，更何况进行教育呢?相反，在乡村，只要不至于因为对许多儿童所负的责任而做出各种对儿童来说往往过分谨小慎微的规定，那么教育机构也许可以利用活动范围宽广的优点。要知道这种规定虽是为了防止某种作恶的意志，事实上却会引起必然的、*普遍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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