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发生的未来

**章　新世界观
几年前，两兄弟去纽约大剧院观看戏剧《向上帝挑战》，当时他们20多岁，是聪明而博学的研究生。《向上帝挑战》改编自1925年臭名昭著的斯科普斯“猴子”案件。在这一案件中，田纳西州一位乡村老师因教授达尔文进化论被宣告有罪。此案标志着19世纪科学和宗教之间的重大冲突达到了一种荒谬的高潮。两兄弟回家后说他们对表演的印象非常深刻而对戏剧情节却困惑不解。他们想知道是，所有的促成因素是什么？他们的父亲在他们这个年龄时深受此案影响，因此放弃了牧师职业转而做了律师。但当他试着向两兄弟解释其意义和促成因素时，他们大叫道：“你在杜撰。为什么？这已毫无意义。”
这一故事的关键在于，两兄弟其中一个是遗传学研究生，而另一个是长老教派和严格的加尔文教派神学院的神学理论研究生。然而，父亲甚至都不能向他们中的任何一位解释“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冲突”。
让人惊骇的是，昔日明显的事物竞如此之快地变得不可理解。在现代世界的**代人如牛顿、霍布斯（Hobbes）和洛克（Locke）的时代，一个聪明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仍有可能做到理解二战前的世界并被世界所理解。但是，仅仅过了20年，他们已经不可能与今天的世界进行交流。毕竟，我们自己已经在目前的选举中看到，*近一段时期的问题、标语、关注点和各种力量的结盟已经如同30年代一样变得与现在毫不相关，如果不是真的难以理解的话。
然而，对我们——后现代世界的**代人来说，*紧要相关的是基本世界观的转变。
我们依然承认和教授着过去300年的世界观，但我们已经不能很好地理解它。对于我们的新世界观，我们尚且还没有名字、工具、方法和语汇。一种世界观*重要的是经历，它是艺术鉴赏、哲学分析和技术语汇的基础。忽然之间，我们已经在过去的15年到20年间具备了这种基础。
　　1.“整体是各部分之和”
　　现代西方的世界观可以称作笛卡儿式世界观。而在回答系统哲学的主要问题方面，过去300年里几乎没有专业哲学家承袭17世纪早期的法国人笛卡儿（Rene Descartes）。但对“现代”的先见之明却源于他。他为其后的300年确定了哪些问题是重要的或相关的，确定了现代人视野的广度，确定了关于自身和宇宙的基本假设，特别确定了理性和合理的概念，这些都超越了伽利略（Galileo）、加尔文（Catvin）、霍布斯、洛克和卢梭（Rousseau），甚至远远超越了牛顿。
他的理论是一个双重矛盾。
首先，笛卡儿为现代世界提供了关于宇宙本质和秩序的基本原理。*熟知的原理是法兰西学院在笛卡儿去世后约30年对科学的界定：“科学是由事物动因引发的对事物确定而明显的知识”。如果说得不那么优雅和细致，也就是“整体是各部分之结果”——这是给既非科学家也非哲学家的普通大众的过分简化的说法。
其二，笛卡儿提供了使其理论可以有效地组织和探究知识的方法。不管他的解析几何对数学的意义如何，它建立了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普遍量化逻辑，成为普遍应用的符号和语言。200年后，凯尔文勋爵（Lord Kelvin）给笛卡儿主义世界观的再次界定是：“我只知道我能量化的东西”。
几乎在笛卡儿之前的两千多年里，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就已经成为算数公理（尽管这已经不再是今天所有算数的公理）。不过，笛卡儿的原理也意味着各部分决定整体，因此我们只有确认和知晓部分才能认识整体。它还暗指各部分的运动决定整体的行为。*重要的，它暗示着脱离了不同的总和、结构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整体”就根本不存在。
这些理论在今天可能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们在**次被提出时是*极端的创新，但它们已经在300年的时间里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尽管我们多数人依然对这些理论有着熟悉的条件反射，但今天几乎没有科学家再认可法兰西学院对科学的界定——至少在他们自身研究领域中的所谓“科学”的界定上是这样的。今天的每个学科、科学和艺术都是建立在概念的基础之上，这些概念与笛卡儿的理论和自那时以来的现代西方世界观格格不入。
　　2.从起因到完整形态
　　每一门学科都已经由起因转向了完整形态。
　　当今，每一门学科都有一个作为核心的整体概念，它不是各部分之结果，也不等于各部分之和。如果只是通过辨别、认识、衡量、预测、转移和理解各部分，整体则是不可辨别、不可认识、不可衡量和不可预测的，也是没有效果和意义的。每一门现代学科、科学和艺术的核心概念都是模式和完整形态。
或许，生物学在这方面比其他任何学科都表现更鲜明。过去50年里，生物学惊人的发展是应用严格的笛卡儿哲学方法——古典机械学、分析化学和数学统计的方法——来研究现存有机体的结果。然而，生物学越是“科学”，生物学家就越多趋向于讨论诸如“免疫”与“新陈代谢”、“生态学”与“综合症”、“自我平衡”与“模式”之类的术语——每个术语就像是协调的秩序，并没有如此多地描述事物性质和数量，因此必然是美学术语。
今天的心理学家经常讨论“格式塔”、“自我”、“个性”和“行为”——这些词在1910年以前的严肃著作中尚未出现。社会科学则讨论“文化”、“整合”和“非正式群体”。所有这些人都在讨论“形式”。这是整体、模式和完整形态的概念，只有作为整体才能够被理解。
研究各部分实现不了对完整形态的认识——就像耳朵只靠倾听单个音符是绝不能欣赏到旋律的。实际上，任何模式和完整形态的各部分只能在整体中存在，只能通过理解整体才能被认识。正如我们的按键决定了我们听到的是曲调中的相同声音而非C音或A音，任何完整形态中的各部分——不论是人性中的“驱动力”或新陈代谢中化学、电解和机械运动的复合体，还是文化中的特殊礼仪和传统或抽象画中的颜色和形状——只有通过其在整体也就是完整形态中的位置才能被理解、解释甚至辨识。
　　同样，我们经济生活的中心，即企业，也是一个“格式塔”模式。“自动化”仅仅是一个把物质生产新观点描述成一个完整形态和真切实体的相当丑陋的词。相似的，“管理”也是一个完形术语。就像神学家讨论“实在”一样，今天我们政府在讨论“行政管理”和“政治过程”，经济学家也在讨论“国民收入”、“生产力”或“经济增长”，甚至从起源和基础概念来看在所有学科中*笛卡儿式的物理科学和工程技术也在讨论“体系”或者“定量”——*不笛卡儿式的术语。在“定量”论中，物质与能量、时间与距离、速度与方向被同样的衡量方式加以表述，而所有这些都被聚合于一个不可分割的单一过程中。
*突出的变化可能出现在我们学习说话和语言的方法中，那是人类*基本和*熟悉的符号和工具。不顾教师和父母的苦口婆心，我们越来越少地谈论“语法”——对说话的部分学习。我们在越来越多地谈论“交流”。正是说话的整体——不仅包括说出来的单词也包括听说的情境——才能够交流。在交流中，只有这种整体才真实存在。人们不仅必须获知整体信息，还必须将其与行为方式、性格、情境甚至是交流所处的文化联系起来。
这些术语和概念都是全新的。50年前没有一个术语有科学含义，更不用说它们在学者和科学家词汇中的地位和作用。全部术语都是定性的，数量绝非它们的特质。文化并非通过从属于它的人数多少或任何其他数量因素来界定；企业也并非通过规模大小来评价。只有当量变发展为质变时——用一句希腊谚语来说就是聚沙成丘，量变才会在这些完形结构中发挥作用。这一转变并非连续的而是非连续的，是在质变的关键时刻进行的突然一跃。正是在这一刻，声音转变成可识别的美妙旋律，语言和运动转变成行为，规划程序转变成管理哲学，抑或是一种元素的原子转变成另一种元素的原子。*后，这些完整形态本身不能通过传统的符号和数量关系定量地衡量、表现或阐释，除非以*扭曲的形式。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新概念没有一个遵循整体是各部分之结果这一公理。相反，它们都遵循一种新的但又绝非公理性的观点，即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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