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社会文化生态

上编　文化多元
　　1.清廷《圣谕广训》之颁行及民间之宣讲拾遗
　　在清代二百余年历史中，《圣谕广训》是朝野*熟知之书，大致除去《时宪通书》及《万宝全书》两者之外，就是《圣谕广训》为全国第三种*通行之普通书籍。不过若就生活需要与应用功能而言，《时宪通书》（亦号为《通胜》）是平民乃至官家每日必用之书，真是家家**。《万宝全书》则是平民**，官家不用。惟在《圣谕广训》则十分不同。虽是官民**，却是备而不用。既无实用需要，亦非真心要读。《圣谕广训》正表露清代政治环境中，清廷皇帝之统治宗旨与驭民智术。其书册分量不大，实具经典效用，并深蕴帝王之统治智术。故而《圣谕广训》虽是清代官民之间畅销书，实由于政治诱因，使之不得不然。*重要之点，在清代长久时期，凡要知书求科甲功名，必须熟读《圣谕广训》，既要科考，无论县考、府考，三场考试，其中必有默写《圣谕广训》之考试，抑且不可有错，决不可误写或添改。一般情况，是在第二场考试四书学，附带默写《圣谕广训》。故凡科考必经默写《圣谕广训》。由于官禄之引诱，足使知书之士必须熟读。
　　事实上《圣谕广训》一书，在清廷帝王统治政术上，是深思远虑之创造，经过两段时代，两个皇帝之用心，方始完成。宗旨正大，设想周全，艺术超卓而用心深稳。质言之，《圣谕广训》是康熙手创十六条目，经雍正广解义蕴，两代用心，发展而成。其宗旨在图谋清室统治之长治久安，使全国民人永久驯服效命之设计。圣祖仁皇帝玄烨，幼年践祚，自康熙七年（1668）方始亲政，嗣后天下政令俱当出其一手经划。清圣祖亲政不久，即在康熙九年十月癸巳日给礼部一道上谕，颁布圣谕十六条，特引据如后：癸巳谕礼部：朕惟至治之世，不以法令为亟，而以教化为先。其时人心醇良，风俗朴厚，刑措不用，比屋可封。长治久安，茂登上理。盖法令禁于一时，而教化维于可久。若徒恃法令，而教化不先，是舍本而务末也。近见风俗日敝，人心不古，嚣凌成习，僭滥多端。狙诈之术日工，狱讼之兴靡已。或豪富凌轹孤寒，或劣绅武断乡曲，或恶衿出入衙署，或蠹棍诈害善良。萑苻之劫掠时闻，雠忿之杀伤叠见。陷罹法网，刑所必加，诛之则无知可悯，宥之则宪典难宽。念兹刑辟之日繁，良由化导之未善，朕今欲法古帝王，尚德缓刑，化民成俗，举凡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雠忿以重身命。以上诸条，作何训迪劝导，及作何责成内外文武该管各官，督率举行。尔部详察典制，定议以闻。
　　此一上谕，具划时代意义，其所设计圣谕十六条，遂成为此后清廷二百余年统治中国庶民之一定条目，未再有所改变。
　　清圣祖颁布上谕，当时，并未明白指示如何下达万民。随后同一诏书竟然被臣下修改，而在上谕结尾有明白具体施行方针。此在清廷档案文书上*值得注意，即是同一皇帝上谕，实有文字上重大出入。照清廷官文书惯例而言，军机处上谕，多与内阁明发上谕有所不同，甚至同一上谕日期相差数日，内阁永远是时间落后。此俱指同一上谕而言。
　　今核校《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六，页1，康熙九年十月癸巳同一上谕，前段全同，及至结尾处“以上诸条”之下，则改为“着通行晓谕八旗并直省各府州县乡村人等切实遵行”。此即通令施行全国及于乡村庶民之正式指令，臣下各级官吏当须奉命遵行。不惟如此，圣祖更明白标示，清朝自世祖起即表现其以孝治天下，重视《孝经》。因是指示臣下，编纂《孝经衍义》，于康熙二十八年五月壬戌（1689）编成刊布。
　　《圣谕广训》先后出于康熙、雍正两位皇帝之手，其间划分，十分清楚，当时记载，见于乾隆四十四年三月（1779）《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等之校后谨按语：
　　《圣谕广训》一卷，圣谕十六条，圣祖仁皇帝所颁。广训一万余言，则我世宗宪皇帝推绎圣谟以垂范奕世者也。
　　清世宗宪皇帝允祯，在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1724年2月25日）对于圣祖圣谕详细加以申解，成广训一万余言，乃成传世之《圣谕广训》一卷。广训之外，并为此书作序，即定于雍正二年二月初二日，是即《圣谕广训》确定成书之日。兹节举序文后半于次：
　　谨将上谕十六条，寻绎其义，推衍其文，共得万言，名日《圣谕广训》。旁征远引，往复周详，意取显明，语多直朴。无非奉先志以启后人，使群黎百姓家喻而户晓也。愿尔兵民等仰体圣祖正德厚生之至意，勿视为条教号令之虚文。共勉为谨身节用之庶人，尽除夫浮薄嚣陵之陋习。则风俗醇厚，家室和平，在朝廷德化乐观其成，尔后嗣子孙并受其福。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其理岂或爽哉。
　　清世宗就圣谕十六条，逐条推衍申论，抒为训诰，以传示天下部民。不但庄敬恭肃，以见其绍述圣祖，抑亦词旨恺悌，以示其爱民惇诚。在此无须一一备举，而《四库全书》纂录诸臣，抄缮特别恭谨，各将其十六篇广训一一注示字数，今附志于次：
　　一、敦孝弟以重人伦六百三十二字
　　二、笃宗族以昭雍穆六百三十字
　　三、和乡党以息争讼六百零五字
　　四、重农桑以足衣食六百三十八字
　　五、尚节俭以惜财用六百四十三字
　　六、隆学校以端士习六百三十四字
　　七、黜异端以崇正学六百四十字
　　八、讲法律以儆愚顽六百三十二字
　　九、明礼让以厚风俗五百九十九字
　　十、务本业以定民志六百字
　　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六百二十五字
　　十二、息诬告以全善良六百十九字
　　十三、诫匿逃以免株连五百九十字
　　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六百四十一字
　　十五、联保甲以弭盗贼六百二十八字
　　十六、解雠忿以重身命六百四十四字
　　总共一万言。
　　在此要进一步解说，清代历朝编有圣训，后世合称“十朝圣训”，与《圣谕广训》合观，原无若何区别，惟就功能宗旨而言，则有显著不同。简单陈说，“大清历朝圣训”，明显在仿效明太祖之《洪武宝训》，固然在传示子孙，实在维系其天家之独特传承，功用在帝王天家传世心法。用今世俗话而言，乃是帝王统治传习录。此在清世宗雍正五年十一月（1727）上谕有所表露：
　　上谕内阁：朕览明太祖所著《洪武宝训》一书，词义周详，诰诫谆切。所以教其孙臣庶者亦费苦心。但明太祖起自布衣，奄有天下。虽姿性过人，而其识见尚局于卑隘，其规模未臻于广大。盖缘文过其实，言行多不能相符。而议论自相矛盾者有之。朕观尧舜授受心法，惟有一中治世之道，必事事合乎时中，始为至善。我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相承之神谟圣烈，合于大中至正之道者，已经敬辑圣训，垂为世法。而从前史册所载历代帝王之举动言论，每于中道之权衡，或未能悉协。大抵由于时势之所值不同，故政治训辞亦因之而有偏向。后之论者，遂不能无疑议于其间。朕意欲将经史所载历代帝王之嘉言懿行，可以绍执中建极之心传者，采录成书，为后世子孙之法鉴。着派翰林官分任纂修，陆续进呈，朕亲加酌定。
　　至于《圣谕广训》，原只简单十六条要目，自康熙九年施行以来，反复用于士绅庶民之诱教，再加雍正之推衍解析，亦不过一万字之书，施行至于民间，使士子默诵，庶民传习，务求其普及广远。其功能自在于教化，质言之，实是通行全国训世扰民之教令。今日白话，即是一种统治工具与技术。本文主题，当然不需讨论“十朝圣训”，而只以《圣谕广训》为探索对象。
　　自康熙九年至雍正初年，清廷颁行《圣谕》十六条，正是深入地方府州县，不止考试生员必须默书，实更用宣讲方式由官方推行到民间。可以确知，此种宣讲，甚是频繁，每月朔望或初二日及十六日，一定宣讲两次。在大半成分，必在学宫即文庙举行。此是士子必到之地，尤其明伦堂乃是士子公开议事较论学问之所，官方规定，是以府学、州学、县学之明伦堂为宣讲场。此种情况连日本亦有记载。在康熙二十六年（1678）丁卯，来往商贸于福州日本之间，中日商人即有福州明伦堂定期朔望或初二日及十六日宣讲忠孝之教导，虽未记述府学，但有明伦堂记载。此一资料注明为七月二十七日唐通事提供，收载于日本书《华夷变态》卷十三。
　　实际上，自康熙九年起，“讲圣谕”即形成～个地方官之一种活动名称，抑且亦为其地方施政一项要目。“讲圣谕”原未规定主讲人为谁，而地方高官往往亲自客串几场，以示隆重，以为倡率。道光二十六年八月（1846）广东学政全庆初到任，即公告宣示，定于十月初三日（1846年11月21日）亲诣文庙上香，并同时宣讲圣谕。官至学政尚要宣讲圣谕，清廷推行之力，足可明见。
　　地方州县村里宣讲圣谕，经长期推行，早已形成固定之礼仪步骤，往往备录于地方志，以见典要。今据《湖南通志》，开具于次：宣讲圣谕礼。附讲乡约。每月朔望，预择宽洁公所，设香案。届期文武官俱至，着蟒服。礼生唱序班，行三跪九叩首礼。兴，退班，齐至讲所。军民人等，环列肃听。礼生唱恭请开讲，司讲生诣香案前跪，恭奉圣谕登台，木铎老人跪宣读毕，礼生唱，请宣讲圣谕。司讲生按次讲毕。各退。地方宣讲圣谕，不但定有形式礼仪，固定日期，抑且亦公立简明乡约，为公同遵守，此并举《湖南通志》所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