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北京拍卖史话

**章　拍卖在北京的百年变迁
　　一、清末、民国时期的北京拍卖
光绪末年，北京出现了*早的拍卖行，是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的“鲁麟洋行”，经理是德国人。后来德国人回国，洋行卖给了中国两兄弟。据李大鹏先生在《北京前世今生》中介绍，当时东交民巷附近外侨比较集中，常将回国前不愿带走的衣物、家具、摆设之类送到“鲁麟洋行”出售。“鲁麟洋行”不愿占用过多资金收购，就采取择日当众拍卖的做法。洋行选一个口齿伶俐、手疾眼快的伙计当拍卖师，站在桌子上，一手持木槌，一手持木板，先用三言两语把这件物品作一介绍，围观的买主随口喊价，竞相抬高，抬到一定程度，没人再多出的时候，站在桌上的拍卖师，用木槌敲响木板，算是“拍板”成交。买主当场交款，卖主结账领钱，拍卖行按比例抽得佣金。买卖双方心明眼亮，拍卖行只起着中间人的作用，所以生意比较兴隆。自此，京城许多人群起仿效，先后在西单牌楼、东安门大街、王府大街等处出。现了中国人开设的“公易”、“福和”、“恒茂”等多家拍卖行。
法国人平德曾于19世纪末在北京开设了一家“平德拍卖洋行”，专门主持王公大臣、高官显宦家藏的珍奇文物、古董字画的拍卖。其操作办法是：拍卖会前三天，由拍卖行在卖主家中划出一块地方，将全部拍卖物品对外公开展示。与此同时，拍卖行在京城各种报纸上和街巷中大肆刊登、张挂关于拍卖的广告、招贴和传单，吸引买主前往看货。拍卖举行时，平德亲任主拍，将一件件拍品过手成交。通常，这家拍卖行都要向卖主提取约20％的拍卖佣金。
当时拍卖行的经营方式一般可分为三种：一是当场拍卖，几次卖不出去的由卖方取走；二是兼带委托寄售，这需要有较大的铺面陈列：三是以低价收购后自卖。因为怕拍卖品中混进来路不明的赃物，因此经营寄售物品营业牌照须先经过警察局批准。北洋军阀时代，政权更迭频繁，一些达官显宦下台后离京外走，临行前要将家具陈设，甚至古董书画出手。遇到这种机会，拍卖行常下户就地拍卖。有些古玩店趁机去买几件“俏货”，叫做“装行的”，也确实能捡到便宜。像卢沟桥事变后，宋哲元撤走，日伪官方将中南海内宋哲元所有的东西大拍卖，就有不少人买了便宜货。投机的拍卖行见到“下户拍卖”有吸引力，就借用某些破落世家的府第，以拍卖“祖传”、“御赐”的珍贵文物和家藏的皮货细软为幌子，事先和这家主人谈好分成办法，然后到“挂货屋子”搜寻些假古董、字画之类，搭配上自己滞销的“卧货”，到时候再找一些同行装成阔绰买主在拍卖现场抬价。北京的行里人管这种人叫做“搭架子”或“架秧子”的。他们把价钱抬到接近“底价”，便不再多添，净等局外人的“秧子”递价，上面的拍卖师立刻“拍板”。
北京另一家比较早的拍卖行是外国人开的“马凯拍卖行”，地点在崇文门内大街路东，现在的同仁医院对面。由于它迎门面对东交民巷老北京的使馆区，所以当时的各国驻华使馆、兵营以及在北京经商的外国人成了拍卖行的客户。拍卖的物品主要是外国人从海外带来的东西以及外国人家里淘汰的生活用品。此外，也有老北京跑街的、“打鼓儿的”（收旧货的）在城内大户人家“大宅门”里收上来的传统国货，也有典当行的死当物。拍卖行的执槌者是俄国人米兹金，他是个看上去比较随和的老外。1942年，在东单米市大街开挂货铺经营地毯的朱家宝与米兹金合伙，开了一家“福和拍卖行”，仍由米兹金执槌，另聘一位叫祝德康的当经理。这时的拍卖行开始以拍国货为主了。
2002年夏天，北京晚报记者刘一达先生曾随朱家宝的女儿朱燕鸾来到崇内大街探寻老拍卖行的踪迹。据朱燕鸾回忆，“福和拍卖行”的门脸儿在崇内大街98号到100号中间的夹道，旁边是一座三层高的欧式灰楼。老拍卖行的拍卖场和货场是一排高大的灰瓦房，现在这些房子早已成为民居。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雨，原来的格局已面目全非。朱燕鸾的父亲和米兹金合开“福和拍卖行”时，她还只是十多岁的中学生，而今已是满头白发的老太太了。她的祖籍是江苏扬州，祖父是个古玩商，父亲是做地毯生意的。由于跟外国商人接触多了，了解了拍卖行的门道，所以才和米兹金合伙开拍卖行。不过，时值抗战时期，拍卖行的生意并不好做，一年以后，朱家宝便将股份让给米兹金。从此，“福和拍卖行”便由米兹金独立经营。
1945年，日本投降后，设在东交民巷美国兵营的人数增多，米兹金将濒临倒闭的拍卖行改成“飞利福斯西餐厅”，内设舞厅，成为美国兵的娱乐场所。
1949年北京解放后，米兹金带着家眷回到苏联，西餐厅也改为了商行。
据朱燕鸾介绍，解放前北京有五六家拍卖行，主要集中在东城和西城。她的姑父高兆庸曾在苏州胡同l25号德商开办的“鲁麟洋行”当过经理，这家洋行在1945年前后改称“鲁麟拍卖行”。
据朱燕鸾回忆，早年这个大院的院门为中式格局。朱漆大门，旁边有一对石狮，院内有一座欧式洋楼，后边有个大花园，置有假山和亭榭。洋楼为德商和她姑父办公及住宿用，院内有多间平房为货场和拍卖场。当时的拍卖会经常不定期举办。开拍前先在电台和报纸做广告，然后将拍品陈列于货场，编上号，任人参观挑选。拍卖时，拍卖师站在高台上，身前放一方桌，手持木槌唱拍，形式跟现在的拍卖行没有大的差别。
“鲁麟拍卖行”到北京解放前夕便关张了。这座老宅后来成为《北京日报》社的产业，建国后成了《北京日报》社的一个办公场所。以后，老宅成了报社的宿舍。时过境迁，如今的老宅已成乱无章法的大杂院，原有的格局早已不复存在，花园亭榭只能从记忆中寻觅了。只有六十多年前种下的老槐树依然以它粗壮的枝干和浓荫，印证着老宅的变迁。
民国时期，在西长安街路北双塔寺西侧有个“公易拍卖行”，原经理叫张金水，河北雄县人，他原本是跑街买卖旧货的。后来“公易”被京城有名的玩家、平易银号的魏子丹盘了过去。魏子丹聘请张德甫和梅雨田为正副经理，并请了几位古玩商当顾问。“公易拍卖行”*露脸的一次拍卖是在1925年。冯玉祥把溥仪驱出皇宫后，该行拍卖过宫中的一些不易长期保存的物资。当时紫禁城改为故宫博物院，主要展出历史文物，但御膳房、缎库、太医院所存的山珍海味和各种调料以及绸、缎、绫、锦、各种中药材等物品都无法长期保存，只好在神武门外设立售品所，公开向社会出售。“公易拍卖行”抓住这个机会，与故宫售品所协商，将一些物品如绸、缎、绫、锦等，由“公易拍卖行”拍卖。此举不但让“公易”获了大利，也使其扬了名。从这以后，每当清朝王公大臣的后代将府邸出卖后，家里的家具什物都来找“公易拍卖行”代为拍卖。如洵贝勒府的后人将府邸卖给原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公易拍卖行”将府内的家具什物拍卖了十多天。山东军阀张宗昌被韩复榘枪杀后，他在西四北石老娘胡同宅子里的所有家具及他自己府内的物资都是“公易”拍卖的。“公易拍卖行”还接受“地方法院”委托，代“法院”执行拍卖债务人的动产和不动产。企业资不抵债，向“法院”申请破产，“公易拍卖行”也拍卖债务人的破产财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开始全面接收位于北京的敌伪物资产业，并成立了“清查接收处理敌伪物资团”，对大批敌伪资产进行拍卖处理，以便充裕国库。据统计，当时拍卖的敌伪资产总值为5万亿元。遣返回国的日本侨民将“大袍”（和服）、棉被、家具、收音机、留声机等贱价甩卖。日伪统治机构多年搜剐囤积的战略物资如军毯、皮靴等也被国民党接收大员拿到北京的拍卖行抛售。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官员腐败行为相当严重，各级机构对敌伪资产拍卖频做手脚，进行了形形色色的掠夺和贪污。在拍卖期间，以贬价、贬质、贬量，以及串通得标等舞弊方法，对拍卖物品实行变相窃取的现象比比皆是。海关是当时负责主持拍卖各种敌伪资产的经手者之一，但在拍卖中丑态百出。利用拍卖机会中饱私囊，堪称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大发明，这给旧北京拍卖业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
　　二、新中国成立后拍卖行逐渐消失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前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商品经济被视为“旧社会的遗物”遭到限制和排斥，拍卖市场也逐渐消亡。国家按前苏联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物资计划分配，产品统购包销，商品交易严格限制价格。这样，带有较强商品经济特色的拍卖行业就没有了生存的条件。而且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下，拍卖制度被视为了资本主义事物而遭到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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