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里斯特利散文选(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如果*后的审判日之后世界得以重建，一切使我们感到如同幻影的东西被投入了火坑，海德堡，我相信会依然像它今天的样子保存下来，在那个较小的世界里有它的一席地位。海德堡是绝对安然无恙的。在我的目光投向它的一刹那，一只小小的钟在我的心中响起。它是我每每想象的德国的古城的那个样子。德国人倘若在他们的民歌里歌唱一个城市，他们指的就是像海德堡那样的地方。它的可爱之处恰好是把美，古怪离奇，和荒谬的种种东西糅合在一起。那硕大、幽暗、草莓色的废墟，本城的古堡，构筑得再好没有了。有一会儿功夫，当薄雾飘过它犹如大锅里的水汽，它上方的林木苍郁的山冈好像通过魔法变成一抹远山时，它立刻显得邪恶可怖，妖异不祥，配合着瓦格纳式长号似的雷声隆隆，成为尼贝龙根故事里的一座城砦。下一片刻，薄雾在太阳下消失了，这时在古堡上方葱翠的枞树顶上更远处出现一片可爱的蓝天，这个地方又呈现出小歌剧里舞台后部的幕布的模样，是神圣罗马帝国选帝侯的领土，十八世纪的，既妩媚，又滑稽，可以贴切地采用到昨晚我们在市立剧院观看的老约翰·施特劳斯的那部歌剧作品里面去。海德堡完全是德国风味的，可以说，像威尔士或牛津完全是英国风味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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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约翰·波因顿·普里斯特利（1894一1984）对中国的某些读者可能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在现代英国文学的许多选本中他们常发现少不了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戏剧，散文，都有他的代表作入选，这说明他名气很大，多才而且多产，作品也受到读者欢迎。尽管如此，他究竟算不算英国文学史上的一个一流人物，这还有争论。普里斯特利具有多方面的文才，这是不容置疑的，我倾向于支持精神产品多与精是矛盾的这一看法，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待时间去决定。
　　熟知英国散文发展史的读者知道英国散文在十九世纪达到高峰，大师辈出，以兰姆为代表的随笔小品，和以罗斯金为代表的艺术评论与社会批评杂文都自成一家，前者的风格细腻幽默，后者则恣肆雄浑，普里斯特利的笔锋似乎想把这两家融合起来，不过兰姆的色彩更浓厚一些。
　　普里斯特利对社会问题一直是关心的，这贯穿了他的写作生涯，社会批评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自称从来就是一个牢骚派：“因为我每每觉得一个作家，如果只要正当利用自己的特权，就应该为那些不能轻易为自己说话的人说话。”他的杂文有时单刀直入，开始就进入正题，如《女人不治理美国》，是有关女权主义的；有时则从身边琐事开始，写着写着就对资本主义文明进行冷嘲热讽，如《人满为患》，《住房问题》，涉及的是人口与住房问题，《大众化价格》，谈名不副实的餐饮业的质量。他的《英国游记》不重在自然景色的描写，而重在城市的风土民情与社会调查，也是这种倾向的流露。
　　普里斯特利纯粹谈风花雪月、鸟兽虫鱼的小品是很少的，吸引他的注意力的多半是衣食住行之类的生活俗务。这些事情上的一些道理往往容易为人忽略，经他一拈出来，读者就觉得确是如此。这类随笔不一定要谈什么高深的大道理，但必须给读者一种回味，给他们一点人生的启示，或一种生活情趣，缺乏这点就索然寡味，而普里斯特利的随笔和杂文的可读性就在于此。 他达到这个目的常用手段是幽默或调侃。幽默是英国散文一贯的特色和优势，普里斯特利充分掌握了这个手段，有些文章的题目本身就透露出此中消息，如《为乏味的客人辩护》、《为蹩脚的弹钢琴者一辩》。普里斯特利即使在批评现实的消极面时也很少剑拔弩张，他每每以妙趣横生的奇谈怪论使读者发出会心的微笑，例如在《论无所事事》一文中，他为“无所事事”辩护，指出大国的政治家少疲于奔命一些，优游自在，世界和平就更有保障，世界大战就打不起来；在《乡间》一文中他认为人要想不害思想病，*好往乡间一待，那里没有人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因为都去户外享受新鲜空气去了，所以牛津剑桥这类学府绝不能建在风景优美的地区。这看起来都是荒唐的逻辑，但其深层的嘲讽是意味深长的。产生这种幽默或调侃的方法就是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在《刚过完圣诞节》一文中作者甚至把视角移到了一只狗身上，他在这里从狗眼中把一些无聊文人淋漓尽致地奚落了一番。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他中年以后写的《趣事》（1949）和晚年写的《呐喊与旁白》（1972）中。这两个集子包括的都是短小的杂感，语言比早期的文字更为精练简洁，表现作者经历了人生半个世纪的旅程后的睿智的思考，灵光一闪留下的是永不磨灭的光痕。 就我个人感觉，普里斯特利杂文的另一个特色是渗透在这些文章中的高层次文化意识，他就是从这个高度来观察人世百态的，因而也就能以犀利的眼光看出使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下面被掩盖的庸俗，虚伪，势利和空虚。这一点也表现在题材与情趣上，我指的是除了日常的衣食住行的问题外，作者的兴趣也包括许多艺术的领域，这些都是只有一个内行才能涉笔的，谈小说，谈音乐，谈戏剧，这只有本人是小说家，音乐家，戏剧家才能有这样的体验，感触。弹钢琴的乐趣当然只有会弹琴的人才能体会，写小说的甘苦也只有小说家知道得*深，这可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写的。这里以《雨中的丁香》这篇游记为例，他在游历海德堡时，着笔不在这个古城有山有水的自然风景，也不在这里的名胜古迹，以至历史悠久的海德堡大学本身，而是整个城市的优美高雅的文化气氛，脱尽了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俗气，一个与作者有同感的人，很容易被这种轻描淡写的气氛点染所陶醉而为之神往。 就普里斯特利整个创作的散文部分而言，他的题材宽广，文笔幽默隽永，富有个性，但就思想深度看，若和十九世纪的散文大师如卡莱尔、罗斯金、阿诺德比较，他又缺乏系统的哲学修养，不能达到他们的那种博大精深，还称不上是一个思想家，他的多产也使他写得匆忙，有的篇章难免草率粗糙，他堪称一位优秀的散文作家，但还达不到大师的地位。 文论在英国传统上是属于散文创作范畴的，在普里斯特利的作品中，文论占有一定的分量。不像他的随笔，普里斯特利的文论写得不够精练，但我们仍然应该知道一点他作为文评家在这方面的成就。我选择了论霍斯曼的一篇，不仅因为它在普里斯特利的文论中具有代表性，也因为作为英国现代有影响的诗人，霍斯曼的诗歌在我国早已有译本，但却没有有分量的研究论文，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也反映我们在外国文学研究上的一种毛病，都去搞时髦的东西，挖了一些黄铜反而丢掉了真正的金子，所以这篇文章尽管我译得吃力还是译了出来。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是作者不同意给霍斯曼诗作的复杂内涵贴上一个简单的标签，说它们包含有一种什么系统的哲学观，他认为只存在一种一贯的情绪，一种对人生的悲观看法，其原因是觉得人生苦短，而对待它应该有一种早期罗马人的坚忍精神。作者把霍斯曼的风格归纳为民谣、戏剧化和警句体的糅合，这是非常精辟的。 另外有几篇较短的则选自《文学和西方人》，这是一部论西方文化和文学的专著，包含作者许多独到的见解，反映他的渊博的学识。 这里，对不太熟悉普里斯特利的读者还需要把他的生平做一个简略的介绍。约·波·普里斯特利生于英国约克郡的勃雷福特，毕业于剑桥大学的三一学院。他在二十年代初登上文坛，开始写散文，随后以小说《好伙伴》（1929）一举成名，接着问世的几部小说都不及《好伙伴》畅销。三十年代初他转向戏剧，他的剧作中以《菩提树》（1947）*受称誉。他涉猎除诗以外的各种文学体裁的创作，据不完全统计达七十部之多，由于他的多产，作品的水平颇不平衡，评论界对他的评价也不一致，然而在各种现代文学史著作中，他还是占有一席地位，这说明他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当然不同，如果以音乐来比拟，创作是作曲家演奏自己的作品，翻译则是音乐家演奏本人以外的大师们的作品，要能再现原作的音色、意境、美感等等。翻译既是表现与阐释，也是再创作，因为在再现原作时不可能是照本宣科，必然渗透译者的理解与个性，如果作者与译者的气质相近，原作的风格、倾向又与译者的爱好、兴趣吻合，（加上学力）那么译文就比较得心应手。普里斯特利的作品以娴熟地运用地道的惯用语著称，英国人听来亲切好懂，并且韵味无穷，但对中国读者，尤其是译者来说未免大伤脑筋，绝不能说我已把他的神韵充分再现出来，做到了几分，只有由读者做出评价了。
　　译者 1993年9月
　　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