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神与巨龙之间-我魂牵梦绕的故乡

今天，赫尔曼穆里会说，当他每次给我们这么多现金的时候，他总是忧心忡忡：这么多钱交给一个“肉类加工技师”，而这个人又不喜欢同税务部门和其他烦琐的手续打交道。可是，没有一次发生问题。为此，我事先做了种种准备，毕竟我要为正确处理一切承担责任。这对我来说是“第二条培训之途”。主要的展览每年都在北京举行，有时候也举行两次（一次在上海）。除此之外，我还必须在武汉、深圳等地参加展览。
　　为克虏伯公司出差，每次都由北京办事处给我安排日程。一切都是预先精确计划好的。事后必须写出差和会谈报告，交由北京和杜塞尔多夫审核。有时候我和我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出差20天，去了12个不同的城市和旅馆。每一个房间都不同——从照明灯到刮胡子的插头。有时候旅馆房间的门不能锁上，这时就得用裤带来代替。同家里的联系是灾难性的，有时候我连续三个星期无法联系。虽然用传真联系是可以的，但打电话须提前一天预先申请。有时候通话很短时间就中断了。在机场的候机时间有时长达2个小时，4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不仅如此，有时候飞机停飞，我们的日程就要改变，随后的转机飞行也必须改变。那个时候，中国大部分飞机没有雷达，靠肉眼。有一次我们在成都机场杲了12个小时。在厦门，在40摄氏度高温下为飞往香港而等了13个小时，起飞之后遇到了强台风，在飞机的颠簸中孩子们哭喊，妇女们祈祷，有些旅客被弹跳到天花板。抵达香港着落时，这个老机场淹没在水里，我们不得不在机舱里静坐2个多小时，直到一辆机场轿车把我们接走。有一次从北京飞往昆明，我们连续三个小时遇到强气流，无法上厕所，也无法供应饮料。乘务员们坐在我们对面直掉眼泪，全身颤抖。有一位中国女士坐在我旁边哭泣——她**次为“空客”的生意出差去昆明。
　　有一次从广州飞香港，波音737飞机的左边发动机在起飞前爆炸，这个发动机直接靠近我座位旁的窗户。快到跑道尽头的时候，驾驶员才成功地使飞机停了下来。我们等到第二天才能继续飞往香港。同我一起出差的公司代表们常常对我说，他们已经受够了，问我“你怎么还能坚持下来？”从那个时候起，每当我进入波音737飞机时，总有一种不良的感觉。于是会产生一些想法。比如：你为什么要干这个工作？你没有必要冒这样的险吧。
　　很早很早以前，智慧就已经给人们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凭借智慧，人们可以解读生活，并往往因此而使日子变得轻松一些。不管在什么时候或在世界的哪个角落，也不论渊源和传统有多么不同，经验和感受总会有相似之处。西方人认识到：“人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与此相对应，遥远的东方流传着这样一句至理名言：“谁想活得快乐，就得学会改变自己。”这两句话分别出自法兰克王国的国王洛泰一世和中国古代哲人孔子，知道这一点对历史学家可能有意义，但对事情本身并无多大作用。生活永远是在变化，这便是我的人生经验。
　　作为一个家庭父亲和一个手工业主，作为一个业余乐师和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莱茵普法尔茨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的生活会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中国，它和我究竟有什么干系？然而，如今这一切竟然都发生了，我把它看做是上天给我的一份独一无二的恩赐。这一切，都归因于在瑞士伯尔尼高地度假期间与一些再陌生不过的人的一次偶然相遇。1981年，在伯尔尼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将军的巧遇，成了后来整个故事的起点。而正因为故事的起源是这样的，它也必然要导致独一无二的结果。
　　当时，人们可以感觉到，地球另一头的那个国家具有改革自己国家的强烈愿望。而来自远方的这个人也怀着对陌生国家人民及其思想的好奇心来到了这里。我那种不符合常规的风格以及我后来寄给他的一些建议，似乎很受他的喜欢。我们在后来的私人交往中，多次表现出相互的好奇和赞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的好奇和赞赏促使我们建立了独特的信赖关系。杨得志和我成了朋友。这种基于理解、信任和可靠性以及务实精神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下一代，这是给我的又一份馈赠。我后来和他的儿子杨建华将军及其家人也建立了充满信任的联系：一有机会，我就会经常去看望他和他的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