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任上海龙门书院主讲达14年之久的刘熙载，完成了《艺概》、《昨非集》的编撰，其议论文强调“循古尚正”、散文则推崇“自得尚真”。受雇于上海墨海书馆达13年之久的王韬，协助传教士翻译西学著作，著述甚丰，创作甚勤，政论强调变法自强，强调“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创作则提出“与苟同，宁立异”，强调“必先见我之所独见，而后能言人之所未言”，反对拟古注重创新，强调发乎性情表现自我。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提倡“文体革命”，他主持《时务报》提倡维新改良运动，并开创了上海报章文体，显示了梁启超文章“务为平易畅达”、“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新文体的魅力。章炳麟自1897年来上海后，在上海的报刊上发表了诸多论析时政的文章，以古奥的言辞、尖锐的语气针砭时弊倡导革命，引起世人的瞩目。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中，以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为代表的官场谴责小说不断在上海涌现，以嬉笑怒骂的文笔谴责官场的腐败堕落。以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为代表的“发表政见，商榷国计”的政治小说纷纷在上海刊载，在官与民的对立中倡导新的政治理想。以吴趼人的《恨海》为代表的言情小说大量在上海问世，以男女之间的悲欢离合展示社会历史的变迁。辛亥革命以后长期居住在上海的南社成员柳亚子等人，以其诗文强烈的政治色彩、忧圉忧民的情怀，呈现出慷慨激昂的风格。上海文化与文学的传统，对于上海现代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开埠以后，在商业文化的确立、外来文化的引进、文化传统的继承中，在融会贯通中逐渐构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性、开放性、个性化的特征。 　　商业化的大都市注重经济利益关注市场效益强调商场竞争，“近代文明使一切东西都商业化，物质的精神的各方面都商业化了。在中国内地还不明显，在上海这情形就十分明显了”。商业化是社会进步的一种特征，但同时也带来了某种弊端，因此王安忆说：“北京的贵族们有着遥远的过去可供回想，上海的新人们则只有眼前，生存的竞争是那么激烈，利欲之心日消夜长，上海已没有一点余暇留给情感做游戏了。因此，北京是一个人文的世界，上海则是一个功利场了。” 　　上海独特的地理条件使它逐渐成为一个*具流动性的都市，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成为上海文化开放性的特征，外国文化的引进、外地文化的融入，使上海文化在中西合璧多元交融中具有一种开放的气度，纳外来文化于传统，融异地文化于一体，这也导致上海文化呈现出追求创新的精神，无怪乎20世纪30年代曹聚仁就曾经说过：“京派笃旧，海派骛新，各有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