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身后事-而已丛书

书摘
邵燕祥与鲁迅文学传统
一九四五年秋天，抗日战争结束了。在沦陷了八年的北平，从天上飞来
了一些接收人员，从地下钻出了一些“地下工作人员”……这些人的作为给
了人们怎样的印象呢?
这时，在北平汇文中学，一个十二岁的初中学生，在他一个人办的壁报
《五十年代》上，发表了一个他写的小独幕剧。剧本前面的小引是：“伊人
天外飞来，此君地下钻出。”场景的布置是咸亨酒店门前，一开场，阿Q装
扮全然空军模样，扬长走上。剧中上场的还有王胡、孔乙己、酒店学徒、老
拱……这些《呐喊》中的人物。剧中的孔乙己说：“小弟也曾从事地下工作
，小弟之腿，便乃在敌宪兵队吊折的也。”
这个独幕剧的作者就是邵燕祥。那时，他从长他五岁的哥哥那里读到了
鲁迅的《野草》、《呐喊》和《彷徨》，也看到了田汉改编的剧本《阿Q正
传》。他的这个独幕剧，就是对田汉剧本的模仿。这想必是邵燕祥*初的文
学创作。他的起点，就同鲁迅有了这样一种渊源。(见邵燕祥著《热话冷说
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0～323页。)
五十年代初期，邵燕祥作为一颗文学新星受到公众注意的时候，是一位
抒情诗人。可是，他的文学活动，他在报刊上发表作品，却是从杂文开始的
。据他自述，“我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日在锦州一家报纸的副刊上发表了
杂文《由口舌说起》，开始通过报刊发言，算起来差一个月就满四十年。而
自一九四九年一解放，一度误以为‘杂文时代’真的结束，就少写杂文多写
诗歌了。”(见《邵燕祥文抄(三)·梦边说梦》，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
71页。)
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大家都知道，在鲁迅的文学遗产中，不论就数量还
是就意义说，杂文都居于*重要的地位。有志继承鲁迅文学事业的邵燕祥，
从写杂文起步，就是很自然的了。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年轻的
邵燕祥以为，已经进入了不再需要杂文，只需要讴歌的崭新的时代。他就是
凭着这样一种建设新生活的激情，拿起他的诗笔：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心爱的同志送我
告别天安门广场。
在我将去的铁路线上，
还没有铁路的影子。
在我将去的矿井，
还只是一片荒凉。
但是没有的都将会有，
美好的希望都不会落空。
在遥远的荒山僻壤，
将要涌起建设的喧声。(邵燕祥《到远方去》，1952年作)
这个年轻人，对于未来，就是这样充满希望，充满着信心。这种情绪，
确实也是更适宜于用抒情诗来表达。从此读者不时可以看到他清新的诗作。
鲁迅也写过几首新诗，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也算是参加对于这一
新的文学体裁的“尝试”吧。那时，像胡适，刘大白等人的新诗作品中，旧
体诗词的痕迹还时有流露。比较起来，邵燕祥更喜爱鲁迅那些竭力摆脱旧诗
词影响的作品。他说：“我认为建立在现代汉语基础上的新诗和建立在古代
汉语基础上的诗词，分属两个不同的审美体系。……‘五四’时期**批新
诗作者，如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刘半农、周氏兄弟和郭沫若，都于古典
浸润很深，但他们在写新诗时都竭力避免诗词的腔调，在这方面鲁迅和周作
人表现得*为彻底，……他们努力建设的是以现代汉语(包括书面语和口语)
为基础的新诗，基本上是自由体，即使创为格律也是自由地创设的新格律；
为此他们力求摆脱古典诗歌体裁和格律的影响。”(邵燕祥《一样情思，两
副笔墨》，见《非神化》，花城出版社1999年版，第83～84页。)这也是他
自己写新诗的态度吧。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斗争，对于五十多万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道跨
不过去的门坎。邵燕祥也就从此在诗坛上消失了。二十二年之后，像一场噩
梦醒来，他重新出现在文学界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饱经忧患的中年人，虽
然他依然怀着年轻时那样的信念和信心，可是他对于国家和人民的受难，对
于历史的曲折，已经作过许多深入的思考。他还在写诗，在北京鲁迅故居门
前，他写的是这样的诗句：
潮湿，阴冷。一九七六年的初春，
我又看见整整半个世纪前淡淡的血痕。
鲁迅先生那时候横眉怒斥屠杀者：
你们终久会知道——死尸有多么沉!
门前，逡巡……那永远微笑的温和的面影，
可不就是“自蹈死地”的“暴徒”刘和珍?
鲁迅先生!先生!我终于没有敲你的门。
我不愿再惊扰——您的怒犹未息的灵魂。(见《邵燕祥诗抄》，百花文
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67～68页。)
这时，他有许多思考，却是抒情诗所无法容纳，无法表现的。年轻时写
过杂文的邵燕祥，很自然的又拿起杂文的笔了。他在《绿灯小集》的“前记
”中说：“我多年来主要是兴之所至，写些抒情小诗。近来，特别是从一九
八四年初至今，转而多写杂文，——‘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一
方面是由于时代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一方面也是找到了一个能对社会生活
及时作出反应，能把我和群众的一些思考、情绪、意向直接加以表达的形式
。自然不是无病呻吟，而且即使是面对某些客观存在的弊病和精神领域的锢
疾，也是谋求疗救，而不出以呻吟的。”
P105-108